旷新年进清华中文系应该是属于公平竞争得到的职位。当年还有几位和他一起竞争同一个职位，据说清华把这几个人向全国同行征求了意见，根据反馈意见确定选择了旷新年。这是一个完美的公平竞争的过程，无可指责。

据说，书呆子旷新年对这一过程一点也不知情，他不知道自己原来是踩着另外一些人进清华的。

然而被踩的感觉很不好，可能在记忆中储存了起来。数年后旷新年事件的爆发据说与这次竞争很有关系。

我希望以上说法不是真的。然而，在现今的中国，要排除这种可能却是很难的。所以对于中国人——哪怕是口口声声鼓吹公正公平的上层知识分子，也很难做到对事不对人，常常将一些简单纯粹的事情所产生的结果看得过于严重，并结下私怨，影响到其不该影响的领域。文革中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其中很多可能出于这种心态。

摩罗说中国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只有读书人。这当然是文人式的武断和咬文嚼字，当不得真，因为没有实际意义。摩罗把旷新年事件归之于体制的不合理。但体制来源于文化。如果旷进清华中文系真的是旷新年事件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么文化因素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因为旷之进清华在程序上完全公正，只是失败者对程序的结果不认同，并对程序结果中获利的一方怀恨在心，伺机“报复”。这显然属于文化而非体制的范畴。

因此，我们不仅倡议程序公正，还要倡议对公正程序结果的认同和接受，哪怕对自己极其不利。而这，是一种软的价值认同，很难进行实际操作，只能从软的文化思想的角度来使人们产生这种意识。这当然比做到程序公正要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