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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考落榜者到美国科学院院士--[新闻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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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健康：从高考落榜者到美国科学院院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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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一半的时间几乎都“睡”过去了
在课堂上和在镜头面前的朱健康完全是两个人。相比记者，他在老师面前很放松，乃至有些“另类”。
高中还敢对着授课的老师说：“我上课可能会睡觉，这是控制不住的，希望你能理解。”这就是自嘲患有多动症的朱健康，“看书、工作、学习超过半小时，就得出去走一走，玩一玩，活动活动。”
这多少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中学几乎一半的时间都睡过去了”的孩子，在30年后竟然获得美国科学界的最高荣誉称号，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继王晓东之后第二位在中国内地接受大学教育的美国科学院院士。
不过，偷懒总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第一次高考，朱健康的总分离当时的中专线还差3分，虽然这样的分数在那个教育资源匮乏的小镇已是名列前茅，但他自己依然感到“很差，差得一塌糊涂”。
在县城中学补习了一年，他考上了。保险起见，他选择了一个此前在一本数学教辅杂志封皮上见过的学校——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当时，比他高考总分低几十分的同学，也有进入清华、北大的。去美国之前，朱健康在北大念了一年研究生。
“考上考不上名校都无所谓，兴趣最重要”，当时的朱健康几乎没什么特别浓厚的兴趣，用他的话来说，“全用来打基础、学知识了”。大学期间，他曾一边在学校做保安，一边给留学生开武术训练班勤工俭学，也大多是为了生存。
做科学研究要学会质疑和寻找兴趣
有了质疑精神之后，人会变得较真起来，很容易看到那些虚假的、不可信的、不喜欢的，或是新鲜的、奇怪的东西。在这种较真劲头的潜移默化之下，这位曾在《自然》、《科学》、《细胞》等世界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了200多篇研究论文、世界植物科学领域发表论文引用率最高的科学家之一，渐渐地找到了自己喜欢的研究工作，也就是“一辈子要反复质疑的工作”。
兴趣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一旦黏上了就像拥有个心爱的宝贝一样“爱不释手”。朱健康说，这就好比中西方对待科学态度的差异。在西方，科学精神几乎融入了生活的各个部分。比如除了工作，吃饭、喝咖啡，包括在酒吧喝酒时，都在谈科学相关话题，即使偶尔会游离，但很快又会回到科学的话题，在这样的交流、讨论中深受启发；而在国内，在工作之外的时间谈科学，很多时候会显得有些无趣。
和兴趣打交道的时候，朱健康并没有太多的压力。就像他的工作状态，很让人羡慕——“每天集中注意力工作4～6小时，其他时间多半就是玩儿”。他发现部分中国学生的最大问题是“埋首苦读”，虽然耗费了数十小时躲在图书馆里，表面上看似很用功，事实上却“不求甚解”，“最重要的是效率！”
寻找兴趣什么时候都不晚
不过，兴趣并不是那么容易能够找到的。甚至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那次改变朱健康人生轨迹的出国，他都是在“随大溜”，“看到北京大学很多师兄师姐，抱起GRE、托福的单词书在操场上背诵，感觉很有意思，我就报了名，没曾想就考出去了。”
“寻找兴趣什么时候都不晚，但千万不要放弃这种寻找。”朱健康总结道。
朱健康在亚利桑那大学吐桑分校任教时的系主任，深得包括朱健康在内几乎所有老师的喜爱和推崇。本是掌握着生杀大权的行政领导却显得十分低调，并鼓励年轻学者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科研工作中。他对朱健康说：“系里有各种各样的委员会，很花时间，你还年轻，要多做研究，委员会的事情少做一些没关系。”如此开放的胸怀给了朱健康更多的科研精力。
一位教会了他科研要严谨，一位教会了他要不断更新知识、以他人为师，最后一位则教会了他要懂得选择合适的科研环境，因为只有充分拥有自主权的科学家才能做好科研工作。
“我知道国内的学术大环境还比较浮躁，很多科研人员比较急功近利……但是，饶毅、施一公回来了，王晓东也回来了，我当然也可以回来，而通过我们越来越多的‘海归’回来，这种科研的大环境一定会越来越好。”朱健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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