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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大学校长“两不”具有表征性和示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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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中国大学校长行政权力普遍“通吃”的情况下，9月份才上任的湖南大学校长赵跃宇教授的宣言无疑具有示范和表征意义。这位35岁即成为力学专家教授的校长，面对3000多名学生正式宣布，在校长任期内，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新带研究生！（2011年11月29日《中国教育报》）赵校长的宣言可以简称“两不”，此“两不”在当下的中国大学恰如霹雳，让国人为之一震。赵校长的“两不”表征着中国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开始，也会对其他校长具有一定示范作用。
大学校长“两不”有助于校长职业化
从中国大学发展的实践来看，虽然大学具有学术性特质，但大学校长之岗位，并不要求校长是一流的学者。事实上，随着大学越来越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大学对校长素质的要求也逐渐发生着细微变化。特别是在当下的中国，大学是社会的一个事业性、行政性机构，大学与社会其它机构有着纷繁复杂的联系，大学需要与社会其它组织包括政府进行物质、信息、能量等的交换。离开外部环境和组织的支持，大学基本上是寸步难行。这就要求大学校长不仅要懂得教育规律，更要懂得管理科学，还要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惟有如此，大学校长才有可能按大学规律办事，既尊重大学发展的内部规律，也尊重大学发展的外部规律。也惟有如此，大学校长在处理外部事务时才能顺心应手，在处理与外部组织关系时应对自如，同时在处理教育管理事务时，能以教育家的情怀泰然处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大学要求大学校长必须专心于大学管理、大学工作，必须实施大学校长的职业化。这已经成为国际上大学科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两度出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德里克·博克在所谓的“学术”上没有多少让人记得住的大成果，但其写出的《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回归大学之道》却是指导大学办学的经典之作。耶鲁大学现任校长雷文，自上任之后就再也没有带过一名研究生、博士生，没有主持过一项科研项目，但却写出了一部指导大学工作的专著——《大学工作》。剑桥大学副校长阿什比的《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是世界高等教育研究的经典名著，影响着一代代的大学校长。他们都把大学校长作为一种职业，而不是作为一种职务。他们专营于大学校长事务，把自己的精力主要放在校长岗位上面，全身心投入学校管理事务之中。不管赵跃宇能否成为中国大学校长职业化第一人，但其“两不”毫无疑问有助于中国大学校长实现职业化转型。
大学校长“两不”有助于厘清大学行动者边界
大学校长“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新带研究生”，有助于大学行动者边界的厘定。大学的很多问题都可从大学边界不清上找原因。而厘清大学边界的关键是界定大学行动者：行政官员、教师、学生等的角色。长期以来，在我国大学中，大学边界的行动者存在着边界不清的情况。主要问题是大学行政官员角色定位不清，角色职责不清，角色规范不清。这其中尤以大学校长、大学书记，大学的各级领导者的边界不清为甚。在各类大学行政官员中，行政官员权力无边界，活动无边界，业务无边界，他们成为学术和行政等全方位的能人。在行政上，他们是权力的象征，掌握着资源分配权、教师官员评价权、教师官员晋升权等；在学术上，他们是重大课题的主持人，是博导，是学术带头人。2010年全国100名教学名师中，90%具有一定行政职务；在2009至2011年启动的279项国家973项目中，75%的首席科学家带“长”， 在高校承担的2011年973项目中，六成由校长、院长等学校行政官员领衔。[1]人们戏称此种现象为“权力通吃”！大学校长不主持科研项目，不带研究生，无疑有助于中国大学校长明确校长角色，界定大学校长权力边界，厘清大学行动者边界。大学发展已经证实了一个基本的规律：大学的行动者必须有明确的边界。大学教师必须把主要时间和精力用于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大学校长、书记必须实现职业化，不再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学院院长、书记也应该有学术工作量的限制。
大学校长“两不”有助于大学张扬学术权力
从大学边界内行动者的角度来分，大学权力可以分为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学生权力。行政权力是自上而下运行的、主要由行政官员行使的权力；学术权力则是自下而上运行的、主要由教师行使的权力；学生权力则主要是由学生行使的权力。在当下中国大学中，三种权力存在严重失衡的状态。突出表现是行政权力膨胀，学术权力和学生权力式微。这种权力失衡的现象直接影响着大学的科学发展。教师是办学的主体，教授特别是大师级教授则是大学的灵魂，学术权力的式微，直接影响大学学术的发展。湖南大学校长“两不”，并规定二级单位领导也减少学术性工作，这样，就等于大学行政官员把学术权力复归于教师，有助于大学学术权力的彰显。
[1] 2011-01-06中国青年报（03）
https://wap.sciencenet.cn/blog-359436-5157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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