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中国传统，那自然离不开儒家这个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学派。儒，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最初大约是形容一批读书人。这些人通常既不是王公贵族家的封君之子（君子），也不是底层人民（小人）。此前，学术只在上层流通，后来才逐渐流入民间，读书人于是成了一种特殊的存在，因而这批人被称作为儒。

    孔子作为春秋晚期的一个儒者，他主观上认同周公建立的各种规章制度，认为和谐社会就应当是天下分封，阶层明确，大家各守己礼。然而，他所处的却是一个正在转型的社会，诸侯国的国君已经不听周天子的话了，当然诸侯国的臣子们也就可以犯上作乱了。这种大环境下，作为一个有抱负的读书人，自然就向往书籍中描述的古代圣王治下秩序井然的社会。孔子最初的目标非常朴素，他就是希望社会恢复周公开创的礼乐制度。在一系列谈话中，孔子多谈个人应遵守什么道德准则、社会应该呈现什么风气，当个人与统治者都能各按本分，那么天下必然可以达到大治。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仁者爱人，奉行忠恕之道，对己要求能做到“忠”，待人要求能做到“恕”。对君子和小人进行比对，是孔子衡量道德的常用手段，后来君子和小人就成为是否具有高尚道德的代名词。孔子又强调“礼”，这个礼说的是人与人相处、阶层之间互动、社会活动等方方面面应该遵守的准则。孔子也没有说不要追求名与利，毕竟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他只是强调一定要得之以道。某种程度上，孔子提倡的道德准则，可以说是对古典贵族精神的提纯和升华，他似乎没有兴趣去谈缥缈的哲学问题。

    孔子去世后，他的众多弟子们继续宣扬他的理念，在社会上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力。到战国初期，大儒孟子在孔子的理念上又有了新的发明。在个人修养方面，他认为首先要培养“义”，不断培养自身的正气，时间久了就可以养成浩然之气。如此，面对各种情况，个人都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应对。孟子又强调仁政，天下最重要的是民众，江山社稷也应当是为百姓服务的，驾驭社稷的国君其实是最不重要的。孟子的这个重要观点，是孔子没有阐发的。在当时，这个观念也可谓惊世骇俗，以至于千年后的朱元璋都想删去这句话。

    秦始皇统一全国，将已彻底破产的封建制被改成郡县制，儒者们梦想的社会形态破灭了。要经营一个前所未有的制度，秦始皇无旧例可循，遂采取严苛的法家手段。但是，儒生们都是道德至上论者，当然反对法家的做法。始皇帝焚书坑儒的行为，反而是让儒家更加确信：孔子所提倡的三代之治是最好的选择，读书人应修身立志推动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圣王，避免秦皇那样的暴政再次出现。不过，汉朝建立伊始，自上而下奉行道家的黄老学说，儒家依然不得志。法家或者道家，作为秦和汉初国家指定的思想，都无法让儒者们改弦易辙——他们依旧坚信孔孟才是正道，这就显示了儒家强大的生命力。毕竟，儒家是极具建设性的学派，它永远教人怎样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教统治者如何建立一个道德至上的社会。汉武帝认识到这种建设性可以利用，至此儒学被定为一尊。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儒家都是官方的正统学说，陆续持续了近两千年。

    儒家又讲究道统，它仿佛一条贯穿古今的金线，讲究学术的传承，犹如今天的科学家们寻找自己老师的老师，由此上溯可直达毕达哥拉斯。汉朝的董仲舒把阴阳学派融入儒家，作为他对儒学的发明，由于得到了统治者们的认可，便以儒家的道统继承者自居。再到到唐朝，提倡文以载道的韩愈，通过锦绣文章来承载并光大儒家的道，在写文章方面他是宗师，可惜思想上并无甚大发明——儒家是以内容至上的，无论写得怎么好，最终还是要看你的内容实质。虽然儒家不情愿承认，但道统这个观念无疑是学自佛教体系。董仲舒和韩愈们没有料想到的是，后来的大儒朱熹直言汉唐不传道统，等于把他们直接忽略了——毕竟，话语权永远掌握在后人手中。

    儒家的第二个灿烂时期出现在宋朝。虽然儒家强调治国平天下，然而只有宋朝重文的大环境才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空前浓烈，一定程度上吻合了儒家精英治国的理念。胡瑗、孙复、石介等人重拾行将没落的儒家学说，并广泛地传道授业解惑，儒学又一次复兴，渐次涌现了周张程朱等人，激发出一系列新的学说，来对抗佛道思想。当时最大的命题是：宇宙到底是什么？天地是怎么形成的，万事万物的存在有没有统一的理等等，一系列问题引发了儒家学者们的大讨论。毕竟，佛道都有一套学说，但儒家却没有一套自洽的理论。从孔孟到大宋，还没有儒学家能讲明白。宋儒们终于开始挑战这个大命题了，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天理”。先是周敦颐弄了一套太极图说，认为宇宙是由无极而太极，太极生阴阳，以此类推衍生万物，至于什么是无极、什么是太极，这只能从老子和易经中去寻找了。古汉语的很多概念相对含糊，许多词语可以意会、可以想象，却很难准确定义。总之，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宇宙，就是“道生一，一生二”这样的方式产生的，背后推动这一切的是“天理”，这就从本源上交代了宇宙的诞生方式。当然，他们对科学没兴趣，不会去考虑太极这个奇点大爆炸后向外扩散的速度。

    宋儒们探讨宇宙的本源，是想说明宇宙背后的天理让万物诞生，万物都有一套行为原则，对应到人的就是“性”，蕴含各种道德准则，而孔孟之道就是天理所对应的正道。宋儒们认为，宇宙万事万物都是由“气”组成的，清的或轻的气就上升，浊的或重的气就下沉，逐步形成了天与地。自然，人也充斥着气，只有不断养浩然正气，随着正气不断充盈自身，就能发生气质变化，这个过程的最高境界，便是能够体认到天理是什么——这唯一的天理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只是对应万物发生了分殊，当一个人的修为足够了，自然就能认识到天理，那怎么去达到这个修为呢？这就要问儒家大宗师朱熹了。朱熹号称理学集大成者，在如何提升修为方面，他的方法很明确：格物致知——从紧要处着手，今天学一点，明天学一点，集中注意力，认真思考，循序渐进，触类旁通，学习自然就能有所成，最终也就能认识到天理所在了，自然就能领会圣人的教诲了。宋儒的理学千头万绪，核心出发点还是想说明人的天性本就是天理，就是天道，违反仁义礼智这些儒家的道德准则，那就是违背天理。当初孔子那些朴素的理念，到这里被提升到了宇宙的高度。

    当然，宋儒主流的理学也遇到了对手，陆九渊并不认同朱熹的“性即理”的说法，他说“心即理”，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人应当先发明自己的本心，儒家的修行当从本心上去弄明白。如此看来，朱熹教人今天学一点明天学一点的方法，无疑是支离破碎的，难以上达天理。举例子说，古代尧舜都是圣人，按照朱熹的方法，他们去找谁学呢？哪里有书本知识学呢？还不是靠自己发明本心，然后去即物，这样才成圣的嘛！

    这种以心为本的思想，被明朝的王守仁发扬光大，儒家进入新一个灿烂的时期。王守仁认为朱熹格物的方法，根本无法发现天理所在，他体会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一个人心中就包含了所有天理，向外去追求是不对的。这个天理就是良知，它如同明镜，只要拂拭得明亮，自然也就能把内心中的良知激发出来。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立志”，立下一个成圣的志，在与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进行“事上磨炼”，不断训练本心，一念发处便能自然地识别好坏，这便能达到知行合一。王阳明说，读书是为了求得真知，而很多读书人科举为官之后，便忘记所学为何，行为都违背了圣人的教诲，由此可见朱熹向外求理是不对的，如果不能发明本心，那学再多也是多余的——许多人没学过什么知识，但是他却清楚掌握怎样为人处世，说明还是本心最重要嘛！阳明学在明朝后期风靡天下，很多人认为这是禅学的儒家化。事实上，王阳明并不否认这一点，他认为只是毫厘之差，儒家包含了儒佛道三家的一切，“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儒家的尽性至命就是道家的养生修仙，就是佛家的解脱尘世烦恼。如此看来，阳明的境界确实很高，从良知而不非教条的角度去应对世界，这无疑是对传统束缚的一种解放。

    在科学精神深入人心的今天，儒家的这些学说似乎已经落伍，除了专业学者会去开展深入的探究外，社会大众已不太关心他们在说什么了。我作为一个理工科的学人，在闲暇时通过阅读一些书籍，大致了解到过去数千年中那些第一流的读书人都在想什么，进而想探究这些学说对今天的科学研究是否还有一些作用。思来想去，觉得儒家的三个高峰对我们理工学人还是有一些启示的。首先，科学研究的主导者还是人，而儒家的思想谈的就是人以及由人组成的社会，谈天理也是关于道德伦理的理，孔孟以来的一些修身思想，依然有助于当代人怎样做好一个社会人，并从人的角度去认识到科学伦理。第二，宋儒强调的格物致知的方法，虽也是针对人生修炼的，但其中包含了科学认知的方法在里面（这一点恰是阳明所不具备的），宋儒所强调的循序渐进、熟读精思、居敬持志等治学方法，依旧依旧适用于当代各学科的学人们。第三，当代科学重在创新，不仅要求科学工作者具备扎实的基本功，更要求学者有新的想法，阳明学说中发明本心、知行合一的学说，正是教人如何从内心去挖掘新想点，这无疑对科学创新是会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