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探讨了许多关于农村人口的问题，是觉得中国的三农政策体系可以更为聚焦。谁是真正的农民？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有回答的必要。小长三角和小珠三角的村民真正种田的几乎绝迹。人们依靠房租过着衣食无忧甚至富足的生活，农田则转包给外地人，农业政策应该与他们有关系吗？

据估计，现在我国从事农林牧渔的劳动力有2亿人。其中应该有部分属于兼业农民。这意味着小农经营模式依然没有改变。小农模式的基本特征是经营规模小，缺乏分工，人力资本薄弱。当前从事农业的，主要是50到79岁的中老年。未来会有一个谁来种田的问题，但更为根本性的，是农业劳动生产力提升的缓慢。

由此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我国的大宗农产品处于严重的竞争劣势。尤其玉米、大豆、小麦等，未来甚至是猪肉等，面对国际竞争压力几乎毫无还手之力。便宜的国外农产品洪水般涌入，而我们自己生产的东西卖不掉，只好压在仓库里，最终生产酒精。加大补贴？我们的补贴空间已经没了，补得太多了。其他国家已经在不断压我们往下降补贴了。讲到底，是生产力落后惹的祸。二是小宗的农产品会持续性上升，尤其是绿叶菜，那些容易败坏的如菠菜、鸡毛菜、青菜之类。这些产品，虽然美国人不会大老远卖过来，但由于劳动生产率上升不快，而劳动力价格却不断上升。于是不断涨价。也许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会见到几十块一斤的青菜。

两种情形同一根源，就是我们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太过低下。当然，一些年来我国农业技术进步的成就是巨大的。最典型的就是“三色革命”。绿色革命，尤其是良种的研发与普及；白色革命，即大量使用化肥、大棚和地膜；蓝色革命，即淡水和海水养殖。其导向是土地和其他资源的高效利用，但应该指出，以省力化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导向的技术进步是不充分的。

这一问题与我国长期农业劳动力剩余有关。无论官方还是农民自己，过去都有意无意地忽视农业劳动投入的价值。如“农民家庭的净收入”这一指标，只是从总收入中扣除了种子肥料之类的货币化投入，而劳动是不计入的。再往前，根子则可以追溯到传统小农经济。其本质是极端贫困条件下劳动与极端匮乏的生产资料的结合。劳动力的过度富余导致了其价值的极度降低。久而久之，形成重物轻人的文化。而在农业战略上，我们长期以来最为关切的是如何用较少的耕地喂饱庞大的人口。生产力低下造成的问题并不在优先需要应对的挑战清单。但现在看来，至少需要重新审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