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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宜居性

已有 3511 次阅读 2019-2-13 10:04 |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近年来,宜居成为许多城市追逐的目标。城市的管理者不再简单地追求GDP,而是在乎老百姓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满意程度,这是一种进步。但什么是宜居性,又很难说清楚。为此,国内一些机构纷纷推出自己的评价指标体系。大致上,这些指标经济、环境、社会、安全等方面构成。如2006年建设部委托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编制的体系,就是由社会文明度、经济富裕度、环境优美度、资源承载度、生活便宜度、公共安全度六个方面构成。按一般的研究方法,类似的每个领域都会有细化的指标,并按指标或板块赋予权重。据此对相关城市评分,并形成排行榜。

没有必要列出上榜城市的名单和理由。我国的一个特有现象是喜欢一哄而上,许多机构各自为政,都拿出自己的排行榜,其含金量随之贬值。真正应该感兴趣的,是对宜居性的理解。

首先,不能用问卷调查居民的满意度来判断城市的宜居性。满意度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其合理性不仅取决于人们对什么满意或不满意,而且其过高和过低也许都不好。从数学上叫做不具有向量性。满意度很低固然可称之为民怨沸腾。但过高也许意味着这座城市过于传统保守,缺乏竞争和向上的动力,所以也未必是好事。没有对现状的不满,就不会有进步。世界上满意度最高的人民生活在汤加和不丹。我们也许会赞叹那里的人们是如何知足常乐,但不会有几个人愿意迁移到那里。

另一个问题是权重。不同的权重意味着指标之间有着重要性的差别。例如,城科会体系中,环境指标被赋权30%,而经济指标只有10%。说明编制者心中认为环境比经济更为重要,且前者是后者的3倍。无论用的是什么办法确定这样的权重,其合理性都是值得怀疑的。当然,这不是说环境不重要,而是不应该用机械呆板的方式来确定相关变量的权重。

我们可以援用效用函数的理念。当一个人饿着肚子的时候,一块面包的效用是很高的。如果他不断地吃面包,结果必然是后一块的效用低于前一块。当他完全饱了以后,也许温暖的被窝或找朋友聊天之类的需求在其效用函数中会处于更为优先的地位。对于城市的居民而言,宜居性也有类似的特点。安全、公共服务、繁荣、环境等要素中谁更重要,城市不同,或人群不同,优先性自然也不同。

边远贫困地区的人们告别清新的山间,来到空气混浊的城市打工,追求的是较高的收入,以是自己和家人的物质生活质量有所提高。对他们来说,环境显然是次要的。他们来到城市打拼,图的是更好的营养和医疗条件,是为他们的孩子能够接受较好的教育。他们中的年轻人还会追求繁华、时尚和热闹。笔者曾对友人言,我们也许没有必要过度忧虑上海的环境质量,因为其人均预期寿命已经向84岁进逼。在另一个极端,对于生活较为富裕的居民来说,其生命财产的安全是第一位的。有外国友人高度赞美上海。不为其他,其第一位的理由就是上海的女孩子半夜也可以放心地孤身外出。

总的来说,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提高自身生活质量的追求会从物质消费转向精神文化消费,从数量消费转向追求质量,从私人消费转向追求公共服务,从户内消费转向户外消费。而对环境的偏好,则体现在这些转变中。

《经济学人》的EIU全球城市宜居性指标体系是国际上较为公认的权威体系。其指标的优先性排列为安全、医疗、文化与环境、教育、基础设施。有意思的是,“文化与环境”板块中并无我国指标体系中常见的绿地比例或污水处理率之类,而是关心居民的健身运动、精神文化生活和饮食状况。按照该体系,2014年位居前列的城市是维也纳、慕尼黑和奥克兰这样的城市,其共性是富裕、安宁、中产阶级占据人口主体而贫富差距较小、城市规模不大不小、美丽的自然风光、健全的社会保障、较厚重的文化积淀。这是后工业化阶段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由此也可见,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也许应该使用不同的评判标准,过于教条的方式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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