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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石油报】峥嵘岁月石油情（原石油部副部长秦文彩）

已有 7071 次阅读 2021-8-20 11:27 |个人分类:中国能源|系统分类:图片百科|文章来源:转载

【中国石油报】峥嵘岁月石油情

1980年,中方与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签订《北部湾东北部海区石油勘探开发生产合同》,这是中方与外国石油公司签署的第一个海上石油对外合作合同。 57师改编为石油师前夕，师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后合影（图中第三排右二为秦文彩）。秦文彩考察英国北海油田
□秦文彩石油是“工业的血液”，石油行业的成长和民族的振兴始终紧密相连。回望历史，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仅有12万吨的原油产量，到1978年产量达1亿吨，再到如今位列世界主要产油国，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始终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尤其是在近半个世纪，石油工业实现了从停滞到提速、从封锁到开放、从陆上到海上的重大跨越。作为历史的亲历者，作为石油战线的奋斗者，我见证并参与了这段峥嵘岁月。作者简介>>> 秦文彩，1925年出生，山西万泉（今万荣）人。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八路军太岳军区分区武装工作队分队长、保卫股股长，解放军第十九师政治部保卫科科长。新中国成立后，秦文彩历任玉门矿务局副局长，四川石油管理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燃料化学工业部石油勘探开发组组长，石油工业部副部长，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出川赴外灭火急先锋十年动乱中，各行各业处于瘫痪半瘫痪的状态，石油工业也处于半停产状况。1967年3月，石油工业部和各油田陆续实行军管，生产状况稍有改善，但没有完全恢复。当时我正在四川石油管理局工作。1970年1月，石油部军管会把我调到北京，本想让我参加江汉石油会战。恰好此时，周恩来总理接到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的电报，邀请中国派一专家组帮助他们处理天然气井喷着火事故。军管会王星主任和孙晓风副部长征求我的意见：“你从四川带一个专家组去抢救气井着火，行不行？”我当即答复：“没问题，四川石油管理局的技术干部和工人会听我指挥的！”就这样，我带了4名工人、4名技术干部、1名俄文翻译共10人前往阿尔巴尼亚。周总理亲自给我们联系好巴基斯坦航空公司，飞机途经巴基斯坦卡拉奇、埃及开罗，辗转到了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那时，我们10个人出国只带了几十美元外汇，路上为了省钱不敢喝水，忍着口渴到了目的地。阿方部长会议副主席热情接待我们，给我们冲咖啡喝。可工人们没喝过咖啡，只敢喝矿泉水。我们心里也记挂着现场的火情，于是没有休息，赶紧坐汽车赶到事故地点，轮流到现场看场地和火势。阿尔巴尼亚位于亚得里亚海边，恰逢雨季，井场淤泥有一尺多厚，再加上阿方人员少、动力设备也少，给灭火带来了很多困难。经过反复研究，我们拟定制作一个大型封隔器，像瓶塞一样坐入井口，又从国内定做了橡胶运到阿尔巴尼亚，才成功扑灭了大火。这场灭火抢救工作前后历时70天。3月1日，我们回到北京，受到国务院及外交部表扬。专家组奉命返回四川，余秋里副总理和王星主任留我一人在北京，等待分配工作。上产我为祖国献石油 1970年3月，军管会分配了我的工作，要我组建石油勘探开发组（简称油开组）。组建开始只找到几名适合的人，有时就需要从油田借调人员来帮忙，之后逐步增加30-40人，直到1978年达到60余人。那时油开组的业务除炼油、销售外，还要管理勘探、开发、生产、油田建设、机械动力等工作，号称“小石油部”。直到1978年恢复石油工业部后，油开组才分解为5个司局，又增加了一个调度司，共6个司。在这期间，油开组主要承担生产管理指挥系统的职能，定期召开生产调度电话会，做到各油田信息下情上报、上情下达。为了便于电话交流，油开组得到了邮电部门支持，建立了专线，从此和油田传递信息更加准确及时。一是派工作组到各油田协助工作，特别是重点油田和重点工程建设，分管各开发石油业务的组长、副组长、地质师都要下沉到各油田生产管理一线。1970年，周恩来总理指示石油军管会，要恢复大庆两论起家的基本功。我组织了一个前线工作小组一同前往大庆油田，重点是开发杏树岗油田和萨尔图过渡带，一边加强注水让老油井恢复生产，一边也投产了许多新井，使大庆油田产量很快上升。我还在辽河油田待了近2个月，从大庆、四川调了一些地震队、钻井队伍，加强了辽河的生产力量，完成了西斜坡、大民屯开发和稠油开发工作。1973-1975年，我又在胜利油田待了3年，共新开发了5个油田，使产量由700万吨增加到1700多万吨，并建设了东营至黄岛输油管线和胜利到长江输油管线。油开组其他副组长、各小组长和工作人员多数都在油田蹲过点，保证了工作任务的完成。二是协助组织油田开发会战，即大庆、辽河、大港、胜利、濮阳会战，还有陕甘宁会战、冀中油田会战，加上之前的四川川中、威远会战和汉江会战，总计10次大会战，实际上是把解放军“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经验运用到石油工业上来。此外，各油田还开展小的会战，如川中开发桂花会战等，保证了储量产量的增长，保证了石油的增产稳产。广大石油职工被压抑的劲头一下迸发出来，“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大干了还要再大干！” 三是不断发展提高勘探开发石油的科学技术。在地球物理勘探方面，试验和更新了51型仪器，针对沙漠地震、山地地震、海洋地震使用新的地震仪；在测井方面，采用了放射性测井技术；在油田开发方面，强化注水和化学药剂驱油技术，试验注热水开发稠油油田；在机械采油方面，大量推广抽油机，并在井下试验水力活塞泵、螺杆泵等工具，总之采用了各种工艺措施保老油田稳产增产，保证石油产量增长。在军管会、燃化部、石油化工部领导下和有关部门的配合支持下，特别是康世恩同志对我们的直接领导和指挥，再加上油开组全体职工的努力，以及广大石油职工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1978年全国原油产量突破1亿吨大关。入海改革开放立潮头 1977年10月，美国能源部邀请中国政府派石油代表团访问美国。1978年1月，石化部派出副部长孙敬文为团长，我和政治部张兆美为副团长，计委副主任李人俊作为顾问，各油田领导参加，加上翻译共18人，访问了美国和日本。代表团回国后，于1978年3月26日向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汇报。汇报从下午3点开始，直到晚上9点才结束。会上，大家一致赞成同外国公司开展合作，用外国设备、技术和专家来帮助发展海洋石油工业，如果出了问题改正就是了。1978年5月，我们邀请了日本石油公团，法国埃尔夫、道达尔等公司一同探讨合作的方式方法，10月又邀请了第二批共计20多家公司，开始了对外合作的探索之路。 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在全会精神的指导下，我们开展国际合作的信心更加坚定，分别组成团、组到外国学习，特别是到巴西、印尼和挪威等同外国公司有过合作经验的国家学习。 1979年3月，我担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后，开始负责对外开放的全部工作。在当时，对外开放无疑是对传统观念的一次巨大冲击，在系统内外都引起了很大争论。不少人不理解，指着我的鼻子说“秦文彩你屁股坐在洋人怀抱了”，是“出卖国家资源”。因为八国联军侵华就是从渤海登陆的，有人也贴大字报说“新的八国联军打进来了”。康世恩副总理召集了媒体工作者200余人和经济口200余人，由我分别向他们宣讲海洋石油对外开放的策略，之后在石油系统、人大常委会都做了报告。做了这些工作后，“反对之声”消减下去，对外开放合作得到大多数人理解。就在这时，美国纽约《华侨日报》一位署名魏宗国的人登了一篇文章，说“渤海同日本签订的合同是吃亏的合同，日本人不花太多钱就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石油”。这张报纸被直接送到邓小平同志的办公室，邓小平同志随即批示“请能源委和进出口委约请一批专家论证一下”。1981年3月23日，能源委邀请各方面专家、有关部门人员约100多人，召开了一场历时9天半的论证会。我做了主题发言，时任石油工业部外事局顾问的邹明做经济分析汇报，渤海地质师讲渤海勘探情况，时任海洋石油勘探局局长的钟一鸣讲了同法国、日本在渤海的合作情况，提请会议各位专家审议，并把有关谈判合同等资料摆放在二楼会议室，请大家翻阅。最终，多位专家在会上发言赞成合作，这个合同是一个不吃亏的合同。我们向国务院汇报了会议结果，国务院明确海洋石油对外开放合作的方针是国策，必须坚持下去。排除了思想上的干扰，我们对外合作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中。这是一条没有前人走过的路，没有任何经验可供照搬照抄，只能自己摸着石头过河。从1979-1981年，我们整整用了3年时间，调研总结对外开放的法律和合同模式，收集并研究了100多份不同国家同外国开展石油合作的法律、合同样本。同时，我们约请了来自挪威和联合国的能源专家，还有香港兴业等财务公司，向他们咨询合同、法律、财务管理等方面的国际管理经验，最终制定了对外合作开发海洋石油资源的条例、法律文件和标准合同样本。1982年1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公布，奠定了对外合作的法律基石。为了尽快开展招标工作，1982年2月15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挂牌成立，随后便发出了第一轮招标通知书。就这样，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下，在石油部的领导下，海洋石油工业改革开放的准备工作顺利完成，中国海洋石油工业对外合作的大门就此推开。从忍着口渴不敢喝咖啡，到谈判桌上平起平坐，从走出国门放眼看世界，再到自立自强谋发展，这是我们这一代石油人所书写的故事。如今，全国原油产量已经接近2亿吨，新一代石油人正在书写能源报国征程上的新篇章，并不断创造辉煌！题图人物摄影金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