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尹传红

      1994年秋我第一次拜访何祚庥院士时，获知他有一个座右铭：“向一切成功者和失败者学习思想方法。”他解释说，正确的决断源自于理性严谨、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也离不开正确的思想方法。他所选取的诠释成功者的事例，即是钱学森当年力主中国优先发展导弹技术的策略考虑。
      1956年1月，国务院开始编制《1956—1967年科技发展规划》（即《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专家（钱学森是综合规划组组长）讨论国防问题时，对中国空防应重点发展导弹还是空防飞机发生了争议。军事部门的一致意见是应重点发展空防飞机，以巩固中国的空防（那一阵边境常有敌机侵扰）。可当时，导弹还很少为人知晓，它能否成为国防技术的现实，尚无公论。何况中国又是一个科技落后的国家，有没有能力发展这种尖端技术？会不会在战略决策上犯过急的错误，这都令人忧虑。
      但钱学森力排众议，断然认为：中国应重点发展导弹。其理由是：从攻击、防御的角度看，导弹的性能均比飞机要优越。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掌握或开拓导弹技术并不见得比飞机更难——导弹使用的是一次性材料，飞机则不然，它对燃料、发动机以及结构材料都有特殊要求。而发展导弹技术，可暂时撇开这些需要长期经验积累才能解决的技术难题不管，专攻“制导”这一在短期内易于突破的课题……钱学森具有真知灼见的分析自然为许多人（包括高层领导）所接受，于是，一个重大战略决策确定了。
      对何祚庥谈及的上述事例，华裔美籍作家张纯如在其撰写的《蚕丝——钱学森传》中只是轻点一笔：“钱学森确保了国防工业中的关键领域——原子能、导弹、计算机科学、半导体、电子学和自动化技术——被予以特殊重视。至关重要的是，他向中国政府提出，发展导弹的重要性远远高于发展飞机，因为导弹的速度更快，而且可以携带武器跨越洲际。”不过，这也足以凸现出钱学森作为一个战略科学家的真正价值所在了。
      《蚕丝——钱学森传》于1995年问世，但2011年4月才出版中文译本。作者在该书前言表明：“钱学森的一生是冷战的一个绝佳反讽。他是中国第一代导弹与卫星的缔造者，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伊拉克用以跟美军抗衡的‘春蚕’反舰导弹便是在他的主持下研制成功的。但他却在美国接受教育并成长……钱学森的故事犹如史诗，包含了20世纪最惊心动魄的技术革命和政治冲突……”
      按照这本传记的讲述，钱学森留美期间除了众所周知的那一段“折腾”，其实还曾遭逢过诸多不顺。例如，关于钱学森为什么在麻省理工学院仅仅待了1年就离开，而且不甚愉快，一直猜测纷纭。
      据该书作者采访多名当事人后综合来看，无论是在性格上还是在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上，钱学森与麻省理工学院都大相径庭。钱学森想要的是一种理论式的教育，而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则以培养具有实际动手能力、一毕业就能投入生产的工程师为傲。钱学森在中国的图书馆中长大。他的大多数美国同学则在家庭式的实验室中成长，在谷仓、地下室和车库里整日摆弄汽车零配件、脚踏车、无线电和飞机模型。
      但加州理工学院似乎很对钱学森的胃口。尤其是他所心仪的“师尊”冯·卡门以秉承德式理论思辨传统而著称，其带到加州理工学院的德式航空学研究方法——严格应用基础的数学和物理法则去解决基本的工程技术难题，也使他有如鱼得水之感；而这种理论化和强调依赖数学方法解决问题的研究方法，正好也是物理学家大规模进入太空研究领域时所倡导的研究方法。总之，这里强调的是纸和笔，而不是动手实践的经验。
      对钱学森来说，与冯·卡门的面谈以及随后所形成的“天作之合”，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学习生活的开始，堪称他人生与事业的一个拐点。
      钱学森也幸运地赶上了一个好时机。他来到加州理工学院之时，正是冯·卡门和其他一些学者携手开创理论物理学新纪元的关键时刻，因而使他得以参与到这一创造过程中，特别是许多关于飞行的最基本问题，比如液体压缩和结构屈曲的相关难题等的研究。他与冯·卡门共同完成的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研究课题及合作建立的“卡门-钱近似”公式，使他在28岁时便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和工作期间，钱学森还以“常驻数学家”的身份（当然是调侃），加入了一个当时并不被校方重视和认可、因常发生爆炸事故而被戏称为“敢死队”的火箭研究小组。这个十分另类的“民间研究小组”采用团队合作的方式，将理论与实践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进行宏大而又前沿的研究，很快就见到成效并引起了航空界和军方的注目（他们随后几年的研究进展催生了美国的第一批军事导弹）。
      由此不难窥出，日后美国乃至全世界在太空技术发展过程中的系统分工模式，在火箭研究小组施展身手之时已有雏形显现（此时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尚未开始实施）。毫无疑问，钱学森从中也受益良多，并在20年后将其灵活运用于中国国防尖端技术的实践，获得了新的突破，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正是因为钱学森，系统工程在中国成为一门科学。”该书写道。无可否认，钱学森终生潜心研究的工程控制论、系统工程理论，除军事外还广泛应用于农业、林业乃至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的实践活动，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晚年的钱学森十分重视系统思想和系统工程的传播。他总结道：“一个科学家，他首先必须有一个科学的人生观、宇宙观，必须掌握一个研究科学的科学方法。这样，他才能在任何时候都不致迷失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