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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读唐诗之“南蛮”

已有 4451 次阅读 2019-1-26 22:15 |系统分类:诗词雅集| 唐诗

慢慢读唐诗之“南蛮”

 

 

晚唐诗人雍陶,成都人,文宗大和八年834年)进士。史载其“少贫,遭蜀中乱后,播越羁旅”。所谓“蜀中乱”,应是南诏攻占成都的变乱。太和三年829年),剑南节度使杜元颖不晓军事,武备废弛,且苛待士卒,导致士卒引南诏入寇,攻破成都外城,掠走数万人。(《资治通鉴·唐纪·六十》:元颖以旧相,文雅自高,不晓军事,专务蓄积,减削士卒衣粮。西南戍边之卒,衣食不足,皆入蛮境钞盗以自给,蛮人反以衣食资之。由是蜀中虚实动静,蛮皆知之。南诏自嵯颠谋大举入寇,边州屡以告,元颖不之信。嵯颠兵至,边城一无备御。蛮以蜀卒为乡导,袭陷巂、戎二州……南诏寇东川,入梓州西郭。郭钊兵寡弱不能战,以书责嵯颠。嵯颠复书曰:“杜元颖侵扰我,故兴兵报之耳。”与钊修好而退。蛮留成都西郭十日。)

雍陶《哀蜀人为南蛮俘虏五章》记此事甚详细:

其一:初出成都闻哭声

但见城池还汉将,岂知佳丽属蛮兵。

锦江南度遥闻哭,尽是离家别国声。

    蛮人攻占了成都外城,但不能守城,志在掠夺财物人口,所以“城池还汉将”。但是蛮人撤退时从城中掠走了百姓,其中必有不少年轻女子,故又有“佳丽属蛮兵”之语,家人隔着锦江遥闻哭声,却已不能将他们救回来。

其二:过大渡河蛮使许之泣望乡国

大渡河边蛮亦愁,汉人将渡尽回头。

此中剩寄思乡泪,南去应无水北流。

    一路西行,抵达大渡河(原来这个地名的历史很悠久了)。这样山高水险的地方,蛮人自己见了都心中发怵,何况是从天府成都被俘来的汉地之民。过了大渡河,一路南下,再无回返家乡的希望,便如那南流河水再不可能北上。渡河艰险,需时甚长,滞留河畔等待渡河的时候,蛮使允许这些被俘的汉民可以向着家乡的方向痛哭告别。这是绝境中的一点抚慰,这一点抚慰,又更增添了绝境的悲凉。

其三:出青溪关有迟留之意

欲出乡关行步迟,此生无复却回时。

千冤万恨何人见,唯有空山鸟兽知。

“青溪关”,应为清溪关,在黎州(今四川汉源)西南百三十五里,“西南夷入犯,此其必经之道也。”唐时吐蕃与南诏入寇四川,往往要经此关。出了清溪关,便是吐蕃与南诏的势力范围,“此生无复却回时”,这是再一次意识到,已经没有了回归家乡的希望,心中怨恨无人可诉,只有空山鸟兽作为见证。

其四:别巂州一时恸哭云日为之变色

越巂城南无汉地,伤心从此便为蛮。

冤声一恸悲风起,云暗青天日下山。

    越巂郡(巂,读suǐ,一说读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置,治所在邛都县(今四川西昌东南),辖境相当今天云南丽江绥江两县间金沙江以东,以西的祥云大姚以北和四川木里石棉甘洛雷波以南地区。西汉后期隶属于益州刺史部。唐时与南诏接壤之地,唐末其地入南诏。因此,越巂城以南,便属南诏了。被掳到此地的成都百姓,不仅仅是离开了家乡,更是离开了国土,从此沦为蛮人。唐王朝的文明程度,本来便高于南诏等国,成都又是天府之国,唐人称天下繁华地“扬一益二”,这是仅次于扬州的繁华都市。从成都被掳走的百姓,沦为南诏蛮人甚至是奴隶,这样巨大的落差,与永别家乡的悲痛,使得他们痛哭到天地变色。

其五:入蛮界不许有悲泣之声

云南路出陷河西,毒草长青瘴色低。

渐近蛮城谁敢哭,一时收泪羡猿啼。

越巂城以南便是南诏地界,蛮荒瘴雾之地,渐近蛮城,成都百姓连哭都不敢哭了,惟恐惹怒蛮人后连性命都不保,此时此刻,强收泪水,不由得羡慕山上猿猴可以自由自在地哀啼。

雍陶又有《蜀中战后感事》一诗,写蜀中被吐蕃和南诏入侵之后的惨状,“岁积苌弘怨,春深杜宇哀。家贫移未得,愁上望乡台。”

南诏占据云贵高原,虽然臣服于唐王朝,接受册封,但常有矛盾与反复。(附一个唐代地图,以便于看清南诏的地理位置。)

云贵高原的地形极其复杂,唐军水土不服,难以深入,南诏却进可攻退可守。天宝年间鲜于仲通率兵八万往击南诏,兵临南诏首都大和城,但最终败归,唐兵死六万人,这便是杜甫《兵车行》中所称“边庭流血如海水”的南诏之战。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日渐衰落,太和三年南诏入寇成都,即其一例。次年名臣李德裕镇守蜀地,“练士卒,葺堡鄣,积粮储以备边,蜀人粗安。”南诏上表请罪,派使者来朝。但是被掳到南诏的五万余成都百姓,再无下文。

 

论者历来多重视中原农业文明与边疆游牧民族的博弈,这是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一条主线。于山地民族和农业文明的冲突及融合,关注相对较少。

西南山区各土著向来被视为“蛮”或“南蛮”,南诏虽立国已久,亦被称为“南蛮”。

然而很早以前,西南地区的山地民族便已经开始了融入中原文明的历程。

《华阳国志·巴志》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这是说,巴人曾经跟随武王一起伐纣,巴人的歌舞,论者或以为,其实是战歌战舞,起的是战前动员、鼓舞军心、打击对方士气的作用。

周武王封姬姓子弟于巴地,是为巴子,巴人后裔板楯蛮,曾协助刘邦出川,决战项羽,攻占三秦,刘邦许诺他们可以“不输租赋”,“世号为板楯蛮夷”,巴人战舞名为“巴渝舞”,是汉代宫廷乐舞之一(《后汉书·板楯蛮夷传》)。巴人融入中原文明很成功,大概因为这个缘故,汉以后很快就找不到巴人的直接传承了。现在两湖川渝等地的土家族,往往被认为是巴人后裔,通用汉文汉字,早在五代时即已经以农业生产为主,明代抗击倭寇时曾征调土兵,时称“东南战功第一”。

汉初的巴蜀,虽有都江堰灌溉之利,但“蜀地僻陃,有蛮夷风”,汉景帝时,一位有名的循吏文翁治蜀,他扩大都江堰灌区以发展农业,在成都兴办官学(是为官学之始)以引导蜀民向学、改良民风,“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后汉书·循吏传》将文翁列在首位。西汉文学的代表人物如司马相如与扬雄都是成都人,未必没有文翁教化之功。

诸葛亮治蜀时,益州郡的汉族豪强雍闓,趁蜀国在夷陵新败、刘备病逝以及黄元叛乱的混乱时机,策动牂柯郡太守朱褒越嶲郡叟王高定以及益州郡少数民族头领孟获等一起叛乱,此即南中叛乱。诸葛亮度过泸水,深入南中(《后出师表》:“五月度泸,深入不毛”) 用马谡提出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方针,降伏孟获(《三国演义》衍演为“七擒七纵”),平定南中后,移南中万多家劲卒、青羌到蜀地,分成为五部,号为“飞军”,非常勇猛,配给蜀中大姓为部曲,使其渐渐融入蜀地。又在南中执行“不留兵,不运粮”的政策,以南中人治南中为原则,使“纲纪粗安”、“彝汉粗安”;引入农耕技术,使山地游猎民族“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走向定居的农业社会。南中农业经济的发展,也给蜀汉政府增加了大量收入,“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南中由此成为蜀汉北征的大后方(《后出师表》:“思惟北征。宜先入南”)

蜀汉的南中地区包括四郡,即越靣靣、益州、永昌、牂牁,今四川南部云南东北部和贵州西北部一带,这些地方,到了唐代,多属于南诏。南诏大部分地区以农业为主(是否与诸葛亮在南中推行农耕有关?),通用汉文汉制(采用唐人官制以及均田制府兵制,经济文化都有了比较明显的发展,时人称“家绕五亩之桑,国贮九年之廪”,这或者也是南诏以一隅之地,却常常能与唐代中央政权来回拉锯战的原因之所在(论者或以为,宋代的辽、金、西夏受农业文明影响很深,半农耕半游牧,能在农耕区建立政权并巩固政权,所以才会导致宋王朝在军事上非常被动。南诏也是类似的情形)。所以,唐人虽然仍称南诏为“南蛮”,但实际上,南诏的生产生活方式、文明制度,显然更接近于实行唐制但独立性较强的藩镇,而不是刀耕火种、游猎为生的“南蛮”。

南诏以大理为中心,也就是今天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唐代洱海诸蛮融合成为今天的白族,建立南诏政权)。从唐代的南诏、宋代的大理,到元明时期的云南行省,这里都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地方,后人称此地有“上关风下关花苍山雪洱海月”,很令人向往的风花雪月。

 

中国历史上,适宜农耕的地区,最终都慢慢融入了中原农业文明区。只是这个融入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反复的拉锯。雍陶的这组诗,留下的便是其中一个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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