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观《胡适文集》。读至《回顾与反省》一文时，沉耽很久。

1922年，胡适任北大教务长，正值北大建校25周年。北大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上的现代高校，彼时刚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正领中国风气之先，又遇逢五这样的大日子，必然要隆重庆贺一番。作为地位仅次于校长的教务长，胡适自然要做一番讲话。与当下校长讲话的套路大相径庭，胡适讲话十分简短，共868字。更为重要的是，整篇讲话关于成就经验的篇幅极小，仅一小段，绝大部分都在讲不足，颇有“问题导向”的意味。

他在讲话中认为北大取得了两个方面的进步：一是组织上有进步，建立了“教授治校”的制度；二是注重学术思想的自由，容纳个性的发展。然而，这两点进步，在胡适看来也并不完美。

首先他认为“学校组织上虽有进步，而学术上很少成绩”。学术上少成绩，表现在研究仍处在西方知识“裨贩”的阶段，缺少重大原创作品，对中国博大的文化和现实缺少深度关注。胡适百年前针对北大办学的反省，同样是对现在大学的责问。责问一，改革是否背离了目的。近些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现代大学制度的意见，高校也制定了综合改革方案，包括学术组织、理事会等系列组织都建立了起来，就如同当年的北大建立了教授评议会。然而，当下的组织制度建设是否促进了学术成绩的取得，还是沦为了花瓶、鸡肋，抑或障碍？是否存在着为了改革而改革，为了时髦、面子而改革，而忘了改革目的的现象？这些问题都需要去思考、回答。责问二，学术研究是否扎根中国大地。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曾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过激烈的批判，主张“全盘西化”。当然，他的“全盘西化”具体指的是“充分世界化”，类似于当下中国的学术走向世界，而不是照搬西方。这种观点在本文中得到了更好的阐释。然而，一百年前的问题现在是否还存在？“裨贩”现象是否得到遏制？当下对学术研究“中国特色化”的要求似乎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

其次他认为“自由的风气虽有了，而自治的能力还是很薄弱的”。胡适是自由主义的鼓吹者、捍卫者。然而一件事情，却让他对自由的看法深化了。1922年，北大学生因为学校收取讲义费，大闹校长室，逼得校长蔡元培一度辞职。学生当然有抗议的权利，但是这种非理性的、暴民式的意见表达方式，让全校教师痛心疾首，也让胡适陷入了沉思。学生需要团体组织，需要自治能力，这不仅仅关涉到学校的治理，还关涉到国家社会的进步。没有自治能力的公民，就不会有自治能力的国家。反观现在大学培养的人才，是否具备了强大的自治能力？是否真的是有的学者所说的强大马铃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否能理性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建议，而不是像泼妇骂街？是否一些教授在课堂宣讲思想自由的时候，忘了告诉学生能够自治比思想自由更为重要？现在高校真的要回看下自己的培养理念，观察下自己的学生表现，好好回答下胡适的百年之忧是否已经被有效解决。

组织机构的改革是否成功，要看学术贡献；学术研究的水平如何，要看是否有民族底色；思想教育的成效如何，要看学生的自治能力。这是当时胡适判断北京大学改革发展成效的三条标准，也应是衡量当下高等教育办学质量的三条标准。现在中国高校都在不断自问“钱学森之问”，但百年前的“胡适之省”是否也需接着反省？我认为，目前这个反省比那个自问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