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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津门的消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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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津门的消防文化
前言
天津是一个年轻的城市，自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设卫筑城，作为"京辅门户"，成为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和漕粮运转中心而发展起来。1860年天津开埠以后，恰好是暖相气候和同治中兴，天津又迅速发展为我国北方的工商业大都会。1898年出版的《津门纪略》对天津的看法是：“街道宽平，洋房齐整，路旁树木葱郁成林，行人蚁集蜂屯；货物堆垒如山，洋车、马车彻夜不休。电线联成蛛网，路灯列若繁星”。作为一个迅速发展的城市，移民人口突然增加，却没有统一的城市规划，也没有稳定的消防文化（表现为规范、约定和习俗），民居与店铺随意扩张的结果，是街道狭窄带来的火灾形势，如《津门杂记》所载"津郡人烟稠密，店铺毗连有时不戒于火，为害甚烈"。
在康熙初年的冷相气候中，严峻的火灾形势导致了救火会的创办，形成了津门水会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末（至少1985年）。重温这段历史，我们会更了解西方流行的义务制消防在中国的实践和文化，认识社会在气候灾难面前的自发组织和应对的效果，认识我们古代的传统和文化的地理和气候源头。
本文主要根据历史学家赵耀双的文章《天津近代民间消防组织——水会》改编，历史真相部分一字未动（别告我抄袭，这不是正式发表，仅仅是草稿），增加的是从消防文化角度的认识。他懂历史，我看消防。文化有地理，消防因气候。
水会的产生
水会，又称为"救火会"，或称为水局、"某某会所"，是一个群众性的防患御灾的公益组织。最初的创立者是康熙年间的贡生武廷豫，此人乐善好施，造福乡里，于康熙初年创立"同善救火会"。（“津地多火灾，廷豫立同善会，备救火具，天津救火会最称义举,其法实自廷豫创之”。）到康熙末年已经有十余处。为什么是康熙初年（1662）年？因为这是一个罕见的冷相气候高峰年。1665年，伦敦发生鼠疫，第二年发生大火，过火建筑13200栋。1667年，南京成立水局，1667年，汉口重修火神庙。从1661到1667， 中国年年发生重大的城市大火。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缺乏消防文化传统和规定的城市，天津有着异常的灭火需求。这时候武廷豫站出来，他本身就是一个移民，为了守土的责任而组成同善会，是一个称职的领袖。（武廷豫，字建侯，原籍山西大同。父嵩龄,明季官卫指挥佥书,管城守营事,擢辽阳都司，晚家天津，子孙遂为天津人。先是，三卫罹水灾，嵩龄董修卫城女墙，以家财设水门,并建闸城东南隅,时启闭以防泛溢,居民称便。廷豫岁贡生，候补主事，善承父志，生平推解无倦色。每届岁腊，穷民有无告者,以钱一提给之,所存活者甚众;严冬雪夜,自率仆从巡行坊巷,视有饥寒者暗投以钱，钱尽乃返，而受之者不知所自也。）
一个气候周期之后的1723年，津门大盐商查日乾以“火患频仍，武廷豫所设同善会力不足以救济”为由，明取《老子》”上善若水"之义，创立"上善救火会"。为什么同善会不足？一条重要的理由是，射水能力有限，行动能力有限，服务范围有限。当时只有水枪，没有水龙，不能像水龙一样连续喷水，一次火场效率不高。大约同时，长芦盐政莽鹊立捐置救火器具（从多人掏腰包来看，消防设备投入很大，可能有仿造的水龙，比如两江道杭州金鋐，山东济宁府靳高峋都曾经仿制水龙，但质量不够好，没有形成批量生产的规模，所以后世的水龙以1746年苏州府的仿制水龙质量最好。比如嘉庆十五年1807年，汉口大火之后，到苏州置办水龙《纪水龙》），鼓励水会的创办，"厥后士民续立者凡数十处"。跟据下图所示，水会数量在雍正年间发生飞跃，这正是竺可桢发现的1620～1720小冰期结束的时段，也是所谓的太阳黑子蒙德最小期的结束。嘉庆之后，水会数量稳步上升，到咸丰年间，先后成立的水会有48个。
天津开埠之后的同治九年(1870年，暖相，背景是芝加哥和波士顿大火)，天津发生一场大火烧了估衣街、锅店街、针市街等七条著名的商业衔，造成巨大损失。本地绅商牵头开始组织新的水会。由于水会数目激增，成员背景日益复杂，官府曾一度禁止水会的增设。
光绪二十七年( 1901年，冷相气候高峰年)三月，天津外方管辖的都统衙门（市政部门）建立消防队，此后官办性质的新式消防组织成为救灾灭火的主力，逐渐取代了旧有的水会功能。但由于当时的设备能力有限，泵浦还仰赖肩挑人拖，偏远地区无法深入等原因，在火场仍然有民间水会的积极参与。据天津市警察局的一项调查，到1937年7月，天津仍有水会87处，成员2000余人。抗日战争期间，天津水会遭到严重破坏，抗战胜利后，消防部门对全市的水会进行了整训，整训后的水会还有64家。
图1. 日本人收集的津门水会的数量变化历史。
水会的运作
水会在创办之初，先由当地的知名人士或绅商富户（如前文提到的武延豫、查日乾等）发起，邀集各商号、住户，共同商定会址、募款、购置工具、召集会众，然后推选首事、董事和保管、司帐、指挥、联络等义务人员。 首事，即会头，负责主持水会的一切事务，一般由当地有威望的名士或绅商担任。保管，负责水会中各种救火工具的管理；司帐，负责水会经费收支等会计出纳工作；指挥和联络，主要负责救火人员的召集和火警现场的指挥工作，此类掌管水会后勤工作的人员，一般由当地有闲的热心公益事业的长者担任。因为水会的工作纯为义务（志愿工作），称为善举，所以这类工作人员称为"文善"。
参与现场救火者多为当地的青壮年，"半属负戴、贸易之人"，平时各自为业，一遇火警则"身穿号衣，捍患御灾，争先恐后，情愿急公，分文不取"，称为"武善"(亦有史料作"伍善")。义务消防队员一定要有自己的职业，因为从事消防基本没有收入（水会不是职业）。旧时天津尚无自来水设备，救火需从河里向火场挑水灭火，从事此种工作者称为"助水"，也是"武善"的一种。 除了用水消火之外，还有勾挠会，“拆屋”“拆墙”，执行消防当中的“防火”功能，出力出技术，也是“"武善"的一种。操作水龙的是消火队，操作勾挠的是防火队，合起来才是消防。如何平衡两者的比重，就是火场战术的首要考量了。一般说来，冷相火灾多浇水，暖相火灾多拆屋。
图2. 永安水局救火机的残件（外面的水櫃不见了）。
救火会属于民间的自发组织，具有相当的帮会习气。火会头领，一般都是地方上有影响的青红帮老大。如西头火会的当家人便是在清末曾威震上海滩——李金铙的二公子。作为基本的体力锻炼，参加救火的人平时也从事练把式、摔跤、举石墩等活动，为后来的席卷京津地区的义和团运动提供了样板。一有火情（通常是锣声），无论身在哪里，立刻赶到火会，带着器具奔赴火场。
天津诗人崔旭曾写过一首描写水会救火过程的诗《津门百咏》：“结社同防回禄灾，登时扑灭剩残灰。锣声几道如军令，什伍争先奋勇来。”还有樊彬（字文卿）写的津门小令：“津门好，救火事匆匆，万面传锣趋似鹜，千条机水矫如龙，旗帜望连空。”充分反映了当年天津乐善好施、见义勇为的群众积极投入救火队伍的热闹情景。
图3. 上世纪30年代天津救火的情形
水会会址
水会成立之初，首先要选定会址，找好办公用房。和现代消防站的选址一样，会所要选在交通便利的地方，接近被保护对象，也方便出警和到达。会所本身就是一个公共活动场所，提供必要的沟通交流场所，需要维系一定的人气和参与。会所外需要准备仓库，存放救火用具。会所的厅堂，要供奉"火德星君"（祝融），即"火神爷"，以求火神保佑，避免受伤或受损。神像前设供案，摆放香炉、蜡抒等物。两旁设太师椅或长凳、方凳，供会员议事用。夜晚有专人在此值班，守望火情。水会门前多写着"既有备而无患"或"守望相助、有备无患"等警示标语。
天津乐安水会会所复原场景，天津乐安水会为民间筹办，旧址现属天津市静海县，会所临街而建，为传统的北方建筑形制，平时用于储放水龙水桶火叉火勾葫芦灯油灯等灭火用具，由水会人员轮流值守。
图4。中国消防博物馆中复制的乐安水会会所场景。注意外面陈列的工具是左水桶，右勾叉，代表水会的两种任务，消火和防火。
水会的救火工具
水会的消防用具一般都摆放在水会门前的场棚里，为的是能迅速赶赴火场。用具包括报警和临场指挥用的会旗、号铃、木梆子及大小铜锣;救火用的水筒、水桶、扁担和水机(见图)。
水筒和水桶中常年盛水，既可随时取用，又可防止筒桶干裂。水机是最主要的救火工具，各水会一般有大小不等的四五台机器，可根据火势大小来选择使用。其中较大的水机一般长约450厘米，宽约70厘米。机身当中是紫铜制造的储水罐，上端是喷水口，另有卿水枪与喷水口衔接，两旁是挤水用的铁铸带木扶手的压力桶，使用时需要四个人在两侧共同操作压力桶，另有一人操作明水枪。此外，工具中还有挠钩，河北关上曾成立过专门的"挠钩会所"，备有许多长杆挠钩，用来扒火场房屋，既可阻断火道，以免火势蔓延，又增加了熄火功能。
图5. 点石斋画报上的“奋身救火”。注意水龙画得非常不准确，活塞太小，缸体太大，操作的是水枪，不是水龙喷水孔（鹤嘴管，弯头）。显然作者把水龙水枪搞混淆了。
这种水龙的外壳为椭圆形木桶，在木桶内安装着一左一右的锡制(加工方便)唧筒，唧筒的活塞外接长约一丈多的木杆，救火时需要四到六人揿动木杆带动唧筒中活塞，在左右唧筒活塞交替压力下，水从正中喷水管中射出，射程在十丈以上。以如此威力扑救160年前起火的上海低矮老民居，其扑救效果远远超过了原先官府或民间使用的水桶、水担、水铳、火钩等简易灭火器械。不过，该水龙十分笨重，移动不便（所以也叫做抬龙）。灭火时，需要几个壮汉哎哟哎呦地抬到火场。为保障其灭火中不断水，需要另一群人不停为之“服务”，通常这些人需要跑步到附近的井里或河里挑水，并轮流向椭圆型木桶内灌水，费时且费力。另有四到六人用力压大木杆（又叫做龙杠）去挤压活塞产生水头（水压力），使用过程很不方便。这是最早型号的泵浦，其基本设计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的埃及。
总体而言，天津的水龙技术非常落后，一方面，天津属于北方城市，日常的防火间距大，没有很大的灾情（相对于南方城市如杭州）；另一方面，天津的水会特色是无偿服务，自然也无法获得更多的投入。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天津的救火会诞生于泵浦技术改进之前，所以由于传统的惯性选择老式泵浦，不过这种可能性不大。更大的可能性是，这是我国可以仿制的泵浦技术，都是笨重厚实的型号，以适应我国的气候特征（大部分时间降雨正常，少火灾，缺维护，易朽坏）和人口特征（中国操纵泵浦的人大多是社会底层，多蛮力，少技巧，所以泵浦大多厚实，耐折腾）。
水会的救火程序
每遇火灾，所在地的水会首先摇铃、敲梆子、鸣锣以示警并召集会众（现在都是BP机或者步话机，消防队专用网络）。"武善"们集合后，立即各穿号衣，按分工各持灭火工具，在会首率领下，奔赴火场。
根据清人张焘的记载，天津水会救火的场面也是十分壮观的。火灾初起时，水会鸣锣急促，称为"串锣"，"武善"们按旗帜指挥，听从调度，积极灭火。水会到达火场之后，先要“打场子”，也就是划定火场。由水会中年龄较长者，手持一面大锣，一边筛锣一边奔跑，营造一种十万火急的现场气氛。划在火场之内的地方，闲杂人等不得入内，否则有成火打劫的嫌疑，水会成员有权处置，都是大小伙子，打架是常事。被划定为火场之内，一切就由水会处置了。先要扒火道，扒开一圈隔离带，就是将距离火场较近的一片房子扒倒，防止火势蔓延，一面救火。水会的救火工具实在非常落后，只有一只大的手动压水箱，体积只有一件木箱大，上面一根横杠（龙杠），四个人分两侧，一上一下地压水箱。压水箱的都是精壮小伙，就是如此压几下也要累得满头大汗。因为杠杆的压缩比太高，也因为水分是不可压缩的。好在到场的人多，压杠的汉子分成几组，这组人累了，下一组替换下来，大家都得精神头十足，不得偷懒。小规模的火灾一只水龙就够了，大火就得召集远处水会过来协助。灭火的机理要求，操作出水口的射水者技术要好，要随时调整鹤嘴口，向着燃料根部喷水。火熄后，以慢节奏鸣锣，称为"倒锣"，以示火警解除。"武善"们"按道里，分宾主，次序秩然"分别散去。 (火即熄，乃缓鸣其锣，按道里远近，分次序而散)
水会救火不要报酬，火灭之后，打道回府，纯属义务。火事当事人为表谢意都会登门致谢，也不送现金，最多几十斤点心，礼轻情义重。
水会的规章
水会是一种组织，成立后，除了硬件，如"制器具、号衣，备水机、水桶"外，还需要软件，即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 "详立条约，皆极缤密而精严"。 根据《续天津县志》记载的会规，主要是三条内容:
· 闻火，先鸣锣于街中以齐众，又于场外鸣锣以催水；这样相关的人等都可以通知到。当时人的工作范围很小，没有很多路要跑。然后是用挠钩，酌拉墙壁，以免延烧。 （这是消防并重的战术）
· 水龙不许对面激水。 （年轻气盛，打斗难免，妨害运行，影响救火安全和效率）
· 水龙操作不许前后拥塞，滞碍水道。 （妨害运行，影响灭火效率）
三条规章简而明，一则鸣锣示警，切断火路，再则避免不同水会在救火中发生纠纷，三则要求进退有度，秩序井然。
由于市区扩大，水会数目增加，1922年，天津警察厅公布《水会协助消防火灾规则}，对水会有新 的要求。《规则》规定"以北门为中心，各水会划分为东南角、东北角、西南角、西北角四大片，各守一隅，不得越界;消防队未到火场前，该片水会应携水龙、压水机扑救，消防队到火场后，水会应退出场外，昕候指挥，违者带案处惩;水会出动及救火时，不准鸣锣摇铃，遇警时可用木梆传唤成员;水会一概不准以老弱者充数，违者随时驱逐;各水会齐集火场时均须肃静毋哗，如有藉端争执送厅罚判;救火时不准藉端敛费及索要食物;各水会应筹资更换陈旧的压水机。"这一《规定》，还是为了规范火场的灭火行动，防止不同队伍竞争上岗，避免冲突的一种防范措施。
水会的年度募捐活动（摆会）
水会每年或春或秋要"开贺打醺"一次，名曰"摆会"。摆会的日期定在农历的六月二十三日，因为这天是火神的生日，也是游行操练和火神敬拜的日子。"摆会"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邀请捐资的绅商富户和会众聚餐，表示感谢并联络感情，并向常年参加义务救火活动的人们表示慰劳；另一个目的是可以借此活动继续筹款，相当于筹款宴。"摆会"前，先由水会的首事、董事及其他承办人开会研究邀请哪些来宾、活动的收支预算以及剩余款项的用度等事宜。"摆会"当日，水会要张灯结彩，火神像前要摆上供果，会首带领全体会众拈香拜神。救火用具元论大小事先都要粉饰一新，于当日陈列于水会内外，显示设备齐全，有足够救火能力。参加"摆会"的绅商富户要"出份子"，也就是捐款，表示热心公益，勇于助善。聚餐地点或在水会自办，或假饭店举行。天津人素以"好义"著称，每次"摆会"客人都很多，大多慷慨解囊，因此除去"摆会'的开销外，总能有一笔不小的收入，而这笔款项主要用于下一年度水会的日常开支。
天津的水会组织，是纯公益性的民间组织。其费用多为本社区的绅商富户和各家店铺的捐助及长芦盐商的捐资。另据天津的旧俗，每次火熄后，火场附近的店铺及住户要出资或捐助糕点来酬谢救火的"武善"。清人唐尊恒曾有诗记此俗"祝融何处忽为灾，百道锣声远远来。富室最宜多稿赏，点心满盒酒盈杯"。颇有古风。
水会因纯为义务性志愿工作，没有人在拿固定报酬，对于"武善"、"文善"等工作人员，只是在每年"摆会"时，发给一点补助。水会的支出主要是添置号衣，添置和维修救火工具以及购买夜间值班所用的蜡烛、灯笼等物。即使如此，水会的开支也很大，除各处捐款外，"长芦运库每岁助银共约宣千余两"。水会在每年年终或"摆会"时，首事都会把水会的收支账目用大黄报公布出来，并在横眉上写"神目如电"四个大字，以示清廉守信。
为什么是天津？
天津是北方城市，并没有南方城市的湿度，也没有南方城市的居住密度，为什么救火会首先发端于天津？1884年出版的《津门杂记》对天津的认识如下：“地当九河津要，路通各省舟车，南运数百万之漕，悉道经于此。舟楫之所式临，商贾之所萃集，五方人民之所杂处，皇华使者之所衔命以出，贤士大夫之所报命而还者，亦必经于此”。这是说明天津地处交通要地，人口发展很快。“盐由海滩运津，堆积之地在河东，名曰“盐坨”。盐包累累如山，呼曰盐码，地占数里，一望无际”。盐运的发展，给津门带来很大的经济实力。“津郡素称善地，人情急公好义。官绅所立善堂不胜枚举，凡周恤穷黎，无微不至”。当地的“好义”风俗，给善会的成立带来人口的基础。“津郡人烟稠密，店铺毗连，有时不戒于火，为害甚烈。一经燎原，亦有乘机抢夺者”。人口和燃料多，必然火灾多，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天津成立水会的特殊原因。
1.时代需要（天气变化，移民人口，需要防火救火）
天津随着交通地位的增加而突然重要，移民人口的增加，往往带来潜在的火灾隐患。火灾高发时段，往往与当地当时的气候特征有关。1660年前后是典型的冷相气候，全世界各地都面临相同的火灾问题。因此，津门救火会有创办的时代需要。
2.经济实力（贡生武廷豫，盐政莽鹄立，长芦盐商查日乾）
为什么是天津？水会的倡议者一定是有经济实力、有钱有闲有地位的士绅阶层，比如武廷豫。随着水龙的发明，水会的运行成本日益增加，所以需要更多的金钱支持，比如盐政和盐商。另外，长芦盐政的长期性经济支持是维持津门水局的关键要素。公共服务是有价的，无偿提供需要有经济的后盾，在这里是盐商经济保障了水会的运作。
3.有闲阶层（义务制消防队员的基本要求，有闲，有力，有公共服务精神）
通常水会的成员都算不上有正当职业，因为救火和志愿的性质，导致他们不能稳定地从事其他职业。但是，水会又要求他们有稳定的收入和一两项特殊的技能，因此鼓励有灵活职业者参与。比如，美国的义务消防队员，最欢迎水暖工参加，因为水暖工通常是自我雇佣，工作性质比较灵活，可以随时离开，而且还有较好的技能，不需要另外培训。津门水会主要靠脚夫参加，这是因为天津的大运河港口文化。
4.治安功能（罗马守望者、宋代军巡铺、历代保甲制）
水会作为一个社区的公益性组织，除了消防功能外，还有维持治安的功能，这一点与罗马的守望者和临安的防隅军相似。城市的流动人口管理问题，向来是政府的头痛，利用这些24小时待命的水会成员，可以降低治安的成本。和大多数城市一样，天津的城市管理职能是靠地方绅士和民间帮会来维持的。当时主要的民间控制系统是传统的保甲和团练组织或后建的"义民局"等，在《设立义民局告示条款中，水会中的"义民"（志愿者）与保甲壮丁并提，可见水会与保甲机构的地位相同，这种地位是靠"地方殷实之居民和铺户量捐经费"来支持的，因此性质相近。
5.专业工具（先水枪、再水龙，后机龙，凝聚力的关键）
水会之所以不同于明代的火甲，比如宋代的五甲/十家制，关键是他们有专门的工具和常住水会的值班人员。通常历代的地方政府政府提供特殊的灭火工具给火甲们临时使用，可是这些工具不经常使用，往往在需要时发生朽坏问题。有了水会可以有专业的工具，和自己的维护，就避免了临时抱佛脚的弊端。
6.结社团体（脚夫，群体心理学的团体效应）
这些水会的成员，与一个特殊的阶层脚夫有关。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需要有会社给他们提供保护，水会有这种功能。通常，参与社团的成员有一种安全感和信任感，需要通过参加集体的活动来得到安全感，水会作为一种志愿性的会所，可以满足这种需要。今天，我们是津门好义，到底是好义导致会所文化，还是会所文化导致好义？我想二者都有吧，文化从来不是一种原因造成，有着相互的作用。
总之，天津这座城市在地理位置上，并不是受到气候变化影响剧烈的城市，仅仅是在开埠之后（1860年），才产生了较大的大火灾情，这与其北方城市的地理条件是一致的。可是就在这座城市，诞生了中国最早的水会和水会文化，关键原因是，津门水会是满足一座快速发展的城市缺乏消防文化而诞生的，气候、燃料和人口是火灾的条件，也是水会成立的条件。津门盐商的领导和津门脚夫的参与，是津门水会的人口基础。今天我们来回顾这段历史，还需要了解其中的地理位置、关键气候、关键人物和关键工具。只有这些条件的独特组合，才会产生独特的津门水会文化，放眼全国，只此一家。
消防警察的诞生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天津后成立了“都统衙门”，该衙门“招募华人八十名，组成官办救火会，设备救火用具，如人力轧机(手消防泵)、挠钩、水桶等多件。”两年之后，袁世凯通过和平谈判收复了天津，接收了相当于现代市政部门的“都统衙门”以及下属的意大利救火队。 因为在接收天津的条款中规定距天津城20华里内不准驻扎中国军队，为了维持在天津的统治秩序，袁世凯的小站新军脱下军装，换上警服，在天津“金钢桥地区成立南段巡警总局，救火会遂由外人手中移交我国监管，改称南段巡警总局消防队。”这是中国第一支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消防警察队伍。
袁世凯曾经长期驻扎国外（朝鲜），对国际形势比较有清醒的认识，是清末少有的开明人物。他提出“臣窃惟备军所以御外侮，警兵所以清内匪。中国自保甲流弊，防盗不足，扰民有余，不得不改弦更张，转而从事于巡警。查各国警察，为内政之要图……臣于四月间(1902年5月)查照西法，拟订章程，在保定省城创设警务总局一所，分局五所，拟更添设警务学堂一所。” 袁世凯接收天津后，以保定带来的2000名经过培训的巡警为基础，合并天津都统衙门接收的千余名华捕和救火队员，共同组成天津巡警队，由巡警总局统辖。消防队作为天津巡警总局下属的一支队伍而存在，恢复了我国宋代以来厢军办消防的传统。虽然是破天荒，仍然是秉承传统。
继天津建立消防警察部队之后，第二年(1903年)，北京组建了消防警察队伍。据《内政年鉴》记载： “北平市消防队之成立，始于前清光绪二十九年。初警务学堂附设消防科，延(请)日(本)人为教习，挑选长警专司训练，毕业后即组成消防队，分驻于内外城扼要地方，遇有火警即出场施救。”这说明我国的制度借鉴了日本的警察制度，后者是在日本警察之父1873年考察欧洲警察制度之后成立，代表着一个发展方向。1919年，日本消防制度开始职业化，与仍然坚持兵役制消防的中国开始分道扬镳了。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设立巡警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巡警部改转为民政部。至此，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了相应级别的消防警察机构。官方消防组织开始接手地方的消防工作，各地的水龙会和救火会逐渐开始走下坡路了。
1949年6月间根据消防总队对水会进行的调查结果，首批恢复了44个实力尚存的水会。1953年经市政府决定，撤销了所有的市区水会，只在郊区保留11个。为什么保留郊区的水会？郊区消防的困境在于，服务面积大，回报低，任务少，投入高，所以义务消防队伍主要服务那些职业消防队伍无力提供服务的的地方。据《天津通志·公安志》记载，至1985年，天津尚保留水会4个，即静海县独流镇的普安水会、平安水会、乐安水会与宁河县丰台镇的丰和水会，成为我们研究水会文化的一个窗口。
津门消防文化的核心是自救意识和志愿消防队伍，后者是作为正式消防队伍的补充力量出现，是保障人口稀疏地段的唯一手段。火灾具有少发的特征，为了保障人口稀疏阶段而维持一支消防队伍，在成本和当地人民的负担上都是不可接受的，需要当地民众量力而行的自救行动。可是，我国的兵役制消防彻底免费（其实是国防经费，另一种民脂民膏），造成了民办消防无法收费，中国社会的"三反五反"运动消灭了乡绅，也就消灭了民办消防队伍的领导和民办消防事业的财源，所以志愿消防在解放后再也无法有起色，关键是无人也无钱，这是集体主义带来的危害，兵役制消防实际上剥夺了中国公民自发自救的可能性。兵役制消防如同一座大山，让经济发达的上海和经济落后的拉萨站在相同的消防水平上，所以你看到的灾难总是发生在上海，而不是拉萨。这是中国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传统，也是汉武帝以来国进民退的标杆。我真心希望中国能够在历史经验中获取满足各种需要的消防制度，而不是靠一种制度来应对各种需要。
天津滨海新区大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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