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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兴衰录(四)道教、儒家文化

已有 1119 次阅读 2019-3-4 10:21 |个人分类:社会科学|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道教, 儒家文化, 度牒制度, 佛教

公元前771年,姬宜臼因王位继承问题,与犬戎结盟,击败父亲周幽王,登上王位,称周平王。周平王将首都从镐京(西安附近)迁至洛邑(洛阳附近),东周开始。随后郑国等诸侯国先后崛起,周王室衰微,直到秦国第一次真正统一。

各诸侯国竞相发展军事、经济,虽然武器仍以青铜器为主,但冶铁术从西方传入,经过改进,技术水平反超西方。由此农具出现一次大的变革,铁制农具代替了木、石等材料的农具,从而使农业生产力发生了质的飞跃,农业产量提升,人口增加。在这种经济基础上,东方文明迎来第一次繁荣。

东方文明与自然崇拜

在科学文化方面,诸子百家在学术争鸣中产生,与古希腊文明互应。不过,古希腊以商业和奴隶制为基础的城邦联盟军事力量过于弱小,亚历山大帝国昙花一现,立刻就四分五裂,很快被共和制的罗马帝国吞并。

华夏文明的源流,有炎黄部落与东夷族两个部分。炎黄部落在战争中获胜,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形成自然崇拜文化。在夏朝双方再次爆发战争,位于山东半岛的东夷文化,彻底走向衰落。商、西周时期,象形文字确立,语言也基本形成。水利工程技术和铜冶炼技术进展较快,农业成为主要工作。游牧、商贸只占极少部分。自然崇拜文化进一步巩固,民间事务以祭祀、农业为主、国家事务以征伐、水利、矿产为主。

东周以后,诸侯国差异分化,霸主竞相登场。在自然崇拜文化基础上,结合各国经济特征,形成以社会治理为目的的诸子百家文化。诸子百家中,孔孟的儒家、老庄的道家、墨子的墨家影响最广。儒家希望建立一种王权治理下的美政秩序,即圣王统领,士大夫管理,农工商安居乐业。道家追求道法自然的世界观和清静无为的人生观。墨家的兼爱、非攻是最早主张人人平等的学说,并且主张掌握自然规律,厉行节约。

与希腊文明相比,我国诸子百家并没有形成明确逻辑理论。因为希腊把个体(意识)放在优先地位,至少把个体与社会置于平等的地位。并且积极主张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改造。而个体意识的核心,必定是逻辑。他们对于神(造物主)的思考,正是在逻辑驱动下完成的。

我国古代文化,崇尚自然崇拜,把个体置于社会国家之下。多在应用的层面上认识客观世界,或者利用现有的自然资源。大型水利工程只是为了治理洪水、增加农业。冶炼技术只是为了军事、农业。而几乎不思考对客观世界进行主动的大规模改造,同时也不去思考“造物主”的问题。这内在地包含了畏惧的因素,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采取的正是回避的态度。阴阳五行学说,是一种对客观世界规律的探索,但这种探索,并不是以逻辑为基础的,而是以神秘主义为核心。

西方的神话、宗教都有“创世说”的内容,就连印度婆罗门教也有梵天创世说。但我国盛行自然崇拜,畏惧神明到“不可揣测”的地步。盘古开天地的神话,据考也是在汉代,在外来宗教(如拜火教、佛教等)的影响下作出的。

儒家依附王权

秦朝统一后,秦始皇崇尚独裁政治,不但打击百家、独尊皇权,而且迷信神仙方术。农家弟子刘邦与原楚国贵族项羽争霸胜利后,一度盛行的是黄老思想,它以道家思想为主,尊上古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并兼采阴阳、法、儒、 墨等诸家观点,主张无为而治。这成为汉初的政治思想,即“休养生息”。

在此阶段,百家学说曾一度繁荣,但墨家等多数学说未能恢复。并且,诸子百家学说,产生于乱世。汉朝一方面沿袭秦朝的郡县制,另一方面又重启分封制,各诸侯再次聚拢人才,觊觎国器,酿出“七王之乱”。显然,百家学说与汉朝的中央集权体制明显产生许多不适。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崇尚“大一统理念”,其实质是权力系统过于强大,没有力量监督制约,它必定追求控制力度的扩张,对内集权,对外征战,直到自身的经济、军事、疆域难以为继,然后才在文化上形成疆域相对固化的“大一统理念”。

公元前140年,丞相卫绾(儒家,曾任刘彻的老师)就向汉武帝刘彻建议,罢免部分“贤良人才“……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董仲舒又于公元前134年向当政的汉武帝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主要作法是“表章六经”。前135年,武安侯田蚡再次任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此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因子,致力于维护统治秩序,神化专制王权。

不过,汉武帝为了抑制相权,加强独裁,重用亲近侍臣(生活秘书,伺候起居)。卫青、霍去病虽为外戚,且军功显赫,但被司马迁写入《史记》里的《侫幸传》。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压制诸侯。为了打击匈奴,提高财政收入,又采用桑弘羊的经济改革措施(不亚于一次变法,其中包含部分官营思想)。还别出心裁,发行过“白鹿皮币”(相当于纸币,很快废止)。同时,晚年患病疑心加重,放纵江充以“巫蛊之祸”掀起大狱。

作为汉武帝的托孤辅臣,霍去病的异母弟霍光任大将军,为与御史大夫桑弘羊争夺权势,于公元前81年,组织历史上著名的“盐铁会议”,贤良文学代表的儒家取得一次胜利。不过,桑弘羊以提高财政收入为目的的经济思想受备受历代王朝重视,即社会治理多采用“霸王道杂之”的政策。

汉元帝、汉成帝时,在儒家大臣主导下,才把儒家礼制全面引入王室的礼仪、朝廷官制当中。从而真正确立了儒家的地位。

道教受佛教影响而出现

当奥古斯都经过长期的继承人问题折磨后,于公元14年去世,其养子提比略继位。他来到元老院,说道:“参议院的元老们,你们把如此巨大而不受限制的权力,赋予了一个仁慈而乐于助人的王子,那么他应该成为参议院的仆人,并且是全体公民的仆人,有时甚至应当成为单位公民的仆人。”虽然在提比略执政期间,基督耶稣被罗马总督下令钉死在十字架上。但当担比略去世时,罗马帝国国库内有30亿塞斯特斯铜币(sesterces)的财富。

同样在提比略执政期间,王莽废除西汉皇帝,建立新朝。因人口过多,饥荒下农民暴动不断。西汉宗室也趁机以“光复汉室”的名义举兵。经过一系列谋略斗争和军事战争,宗室刘秀(当时已经是平民,举兵时无马只得骑牛参战)于公元25年称帝,又历经12年战乱,才平定原有西汉郡县,开始休养生息。

断袖皇帝汉哀帝去世前一年(公元前2年),西域大月氏使臣伊存来朝,在帝都长安向中国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为最早的佛教经文传入记载。王莽篡汉期间,西域断绝,天下大乱。直到东汉政权稳固,大月氏也建立贵霜王朝,成为中亚的强国。

虽然战乱不断,但丝绸之路并未完全隔绝。热爱文化的罗马暴君尼禄就很喜欢来自中国的商品。公元65年,大月氏的两位僧人,迦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随东汉使者抵达洛阳拜见汉明帝。公元68年,第一座寺院—洛阳白马寺创建,这是中国佛教传播的源始。公元73年,班超随窦固击败北匈奴,后来又担任西域都护,正式打通了丝绸之路。他还遣甘英出使罗马帝国(大秦)。

丝绸之路繁荣之后,佛教传入更广。一开始,佛教主要依附于汉地原有的道家方术,作为祠祀求福的一种祭拜形式而得到发展,史料记载汉明帝的弟弟楚王英以斋戒祭祀来奉行佛教。东汉末年桓帝(146~167年在位)同时祭祀黄老与浮屠。黄老崇拜在佛教的影响下,衍变为原始的黄老宗教。

佛教传入后,僧人开始对佛经传译,不过侧重于对基本教义与禅观方法的介绍。这也启发了黄老道派人士。在这期间,《太平经》出现。南朝史学家、《后汉书》作者范晔评价说:“(此经)以阴阳五行为宗,而多杂语。” 《太平经》提出了一个有主神的神仙体系,指出修道的人士的修身养性术;另外也提出了财产共有的平均主义理念。同时信奉符咒、方术。虽然其中也有劝人行善,但并没有强调解脱、赎罪,而是以治病、长生为目的。但它已经可以成为一个传教式宗教的纲领。

佛教这种宗教仪式的出现,以及《太平经》的流传,启发了民间社会活动者以道家的名义组织道教。著名的就是张角的太平道与张道陵的正一道(也称天师道、五斗米道)。前者发起了黄巾起义,把东汉送入三国争霸时期。后者在第三代传人张鲁(张道陵之孙)时,占据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

太平道、天师道、玄学

冀州巨鹿人张角创“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天公将军”,宣扬黄帝执政时的美政(太平社会),以阴阳五行、符箓咒语为根本教法,持九节杖,为符祝,教人叩头思过,以符水治病。太平道以“方”为单位组织教徒,每方设“渠帅”统领。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共建三十六方。 适逢东汉政治腐败,饥疫流行,短时间内发展了十余万教徒。张角以此为基础,于184年,发布了黄由起义,虽然他本人很快因病去世,起义军也很快被曹操等人击败,但黄巾起义及后续起义瓦解了东汉政权。

张道陵本是太学生(汉代太学影响很大,刘秀也曾是太学生),博通儒家经典,又熟知盛行于世的黄老之学、谶纬思想与神仙方术。受佛教传播影响,张道陵著写《老子想尔注》,奉老子为道教创始人,尊号太上老君,创立了正一道。后世尊张道陵为“天师”,也称天师道。正一道教义囊括了汉代方式的召神劾鬼、符箓禁咒等方法。因教徒入教需缴纳五斗米,治病也需要五斗米,也被称为五斗米道。

张道陵之孙张鲁号称“师君”,担任天师道最高宗教首领、最高行政长官。初入教徒称“道民”,头目称“祭酒”,再上一级为“治头大祭酒”。张鲁以“治”为管理单位,在其统治区域内,设有二十四治。各治不置长吏,以祭酒管理行政、军事、宗教等事项。教徒在祭酒管理下,要定期聚会参访。

公元192年,青州黄巾军被曹操击败,约三十万人投降,被曹操整编为“青州军”。公元215年,张鲁向曹操投降,被封镇南将军,迁住邺城,天师道开始向北方传播。

在魏晋时期,佛教、道教进一步流传。儒家受到道、佛影响,开始向玄学发展,把《老子》、《庄子》、《周易》称作“三玄”。玄学也是除了儒学外唯一被定为官学的学问。

玄学不是宗教,而是一种哲学流派,但它亲近宗教,又反过来影响佛教和道教,使其中很多流派,如佛教的禅宗和道教的丹鼎派,转变为修持类宗教。最终脱离了传教式的宗教的范畴。这类修持类宗教,不具备世俗的宗教权,或只具备有限有宗教权(存在于教派系统内),不能影响王权的运行,而只是在王权的许可下活动。

三次法难与度牒制度

北朝时期,佛教昌盛,王室贵族寡居女子往往到寺庙出家,因而寺庙林立,仅北魏都城洛阳,城内外就建寺一千余所。《洛阳伽蓝记》记述当时繁盛图景。不但建造寺庙,社会还盛行开凿佛教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敦煌石窟尽显佛教的影响。北魏太武帝为了增强军力,在大臣崔浩推荐下,立寇谦之的天师道为国教,更在公元446年下诏各州杀僧人,毁佛像,禁民信佛。不过,新帝又复兴佛教。

公元572年北周武帝杀权臣宇文护后,召集佛、道、儒派别人士会议,以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两年后,下诏灭道、佛二教,令道士、僧人还俗、服役。

周武帝的亲家隋文帝杨坚小时在寺庙长大,所以崇信佛教。隋文帝的外甥李渊建立唐朝,自称是老子后代,尊奉道教。不过,佛教在唐朝因玄奘西天取经而兴盛。因武则天曾经为尼而宣布“释教宜在道法之上”。

但是,唐代皇帝为了控制宗教,出台了度牒制度。度牒是政府发给出家宗教人士的凭证,为他们建立簿籍,统一归祠部掌管发放。不过,管理并不严格,并且,官府可出售度牒,增加财政收入。

公元819年,韩愈上《谏迎佛骨表》,但未能阻止唐宪宗把舍利供奉到皇宫里。这引发全国性的宗教狂热。公元842年起,唐武宗开始下令拆毁寺院,强迫僧侣还俗。在“废佛”的过程中,对其它外来的四教:祅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也都采取了相应的废除手段。

自宋代以后,进一步严格了度牒制度,佛教、道教各项教义、仪式、制度已经具备了今天的雏形。到了明代,取得度牒甚至需要通过考试。宗教成为政府的一部分摆设。而民间的秘密教团,则与反抗力量结合,或者与成为黑社会性质的道会门组织。

宋代儒家的朱熹推出了理学,在广大乡村中贯彻宗法制。士大夫的科举制消灭了贵族集团,底层社会的宗法制抹去了个人主义,二者结合使我国社会进一步固化。宋朝商业繁荣,科技发达,而即将来到的蒙古大军,把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把中国的先进技术传向西方。可中国文化,却因为科举制和宗法制,丧失了进取心,变得更加封闭、保守、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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