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深霾，尝试着翻译了几页诺顿《走向统一的环境主义者》的前言，且以为乐）

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曾提过一幅壮丽的德国农村地图，它的比例尺是英寸级别的，每一个真实细节都能得到表现。唉，然而，它并不是真的可行，因为把它展开会遮盖庄稼。

在这本书中，我试图展现一幅美国环境主义的农村地图。我有意识地尝试着其它的方向——关注森林而不是关注树木，关注宏观格局而不是纠结细节，关注拥有宏大决心的环境主义运动而不是作为限定范围内的单一学科的环境主义。当RFF（Resources for the Future）邀请我担任1985-1986年的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研究员时——我成为第一位在RFF工作的哲学家，我告诉他们自己将致力于研究环境的“价值和目标”。我敢肯定这对他们而言似乎有些模糊，非常感谢他们对于这种迥异于他们自己的方法的开放和支持。他们给我一间办公室和一部文字处理软件，让我可以在众多大门敞开的走廊里游荡。这些大门内大多都是愿意与人交谈的厉害的资源分析师，虽然他们肯定都会觉得我的项目有些无趣。

项目进行中的几周内，我仍然以我的方式工作。我参观了这个把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的大型环境组织的图书馆，阅读关于宗旨和章程的组织声明，大部分时间都在闲逛。一位组织的图书管理员曾友善地询问我的研究主题，以便于她帮助我寻找相关的材料。她已经工作三十年了，见过许多研究者的来来去去。当我说了想要了解环境主义者想要完成的目标之后，她透过眼镜说：“年轻人，你不认为你应该限定你的主题吗？”这是继我从十二年级英语老师那里得到的建议之后的最好的建议。

尽管如此，我并没有接受最好的建议，而是坚持认为自己清楚跨学科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陷阱。这种工作的困扰在于一个人对于越来越多的东西所知越来越少，直至对所有东西一无所知。我尝试暂停下来，像一个雕塑家一样减去元素，直到看见宏大格局从混沌中涌现出来，就是现代环境运动。

在庞大的计划中，我被一种最初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所驱动着。虽然我们对于环境问题知道得很多，但是对于如何解决问题却知之甚少。对于这一领域内为环境主义者所公认和接受的假设的大量了解是无济于事的。十年来通过对环境伦理的研究和在环境政策团体边缘的游走，我逐渐意识到被哲学家探讨和阐述的显著重要的价值问题并未受到环境活动家的关注，被环境伦理学家们关注的具有黑白善恶区别和二分的世界，在环境活动家那里也只是一个充斥着灰色和罪恶的世界。

正如资源经济学家艾伦·兰德尔（Alan Randall）所言：“资源分析师在信息食物链中所处位置很高。”这样说来，我也是一个顶级捕食者，从最近大量的优秀书籍和纲要文章中受益匪浅，包括环境社会学、政治学、保护生物学、环境史学和传记、环境管理学、环境伦理学、以及美国自然主义者和激进环保主义者的部分学术著作等。我也试着阅读不同领域的尽可能多的主要资源，虽然通过对尾注的留心观察可以看出在许多情境下我对纲领性作品的严重依赖。

然而，我所面临的最严峻问题是缺乏充足的公认的词汇，无论是口语的还是技术的，无法毫无扭曲地突破学科边界使用它们。有争议的理论假设和价值偏见玷污了我们这一领域的许多语言，我认识到环境争议中的不同参与者看到的事件竟是如此不同，描述事件所用的词汇也是相互各异的。我的制图工作缺乏由共享的理论原则和公认的语言规定所构成的固定点。

因此，我发展了一套词汇，如我所介绍的虽不精确但有助益的“世界观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可以识别我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以相互关联的集群存在，而不是可替换的原子，也可以识别出这些集群与其在实际活动中的背景密切相关。我从搭建概念框架开始的计划是一项有些紧迫的任务，因为这些概念既要足够松散到不同学科都能使用，又要足够严密到在不同的运用中保留部分意义。直到任务完成之前，环境主义者及其支持者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仍会继续使用不同的语言。一种共同的跨学科语言是迈向统一的环境工作理论的第一步。我希望我的努力会激励发展出一套可供讨论多种形式环境问题的词汇。

尽管存在着许多障碍，我相信对更宏大图景的观察在此时是有必要的。环境问题正在使公众意识复活。其实，环境主义者们并不缺少对于特定问题的“解决办法”，只是他们提出的公众讨论缺乏明确的目标，缺乏对未来的憧憬，无法为构成一场广泛的政治运动而服务，以解决资源的普遍枯竭和生态环境的衰变。

环境主义者究竟想要什么？环境主义是一场“运动”或者仅仅是一个藏身于如保护伞般标签之下的利益集团群体？如果人们听环境主义者们诉说，那么听到的是关于计划和说明的嘈杂之声。有的环境主义者听起来像经济学家，在其话语之中用美元来衡量价值；有的说保护资源是为了履行对后代的责任，其话语在主流微观经济学中无法得到表述；有的自称“深层”生态学家坚称自然本身的权力就具有价值，破坏自然就是对其施加的道德罪恶；还有的适应于犹太——基督教话语者认为应把尊重上帝创造的地球花园作为基督徒的职责和义务。

这些嘈杂的声音不利于环境主义者构建一种统一的环境管理概念，也阻碍了他们与普通大众的沟通。如果他们无法接受一种共同的表达语言，那么他们怎么能提出一种统一完整的环境管理概念呢？又如何构思在自然中和谐生活的蓝图呢？

有些读者可能会质疑我的计划，为什么我要假设存在一种环境运动？为什么假设“环境主义”以超越那些追求各自目标的分化利益集团？对于这些读者，我只能这么说，在放弃之前，可以检查我所绘制的具有广阔领土的地图。我已经总结了我们不能使环境主义统一起来的原因是我们走错了地方。在我的探索中将尝试不去使用环境主义者的修辞——他们对于自身目标的解释，而是他们的行动——他们追求的政策——作为我的地图中的固定点。

因此我的路径在广义上是实用主义的。但我并未将哲学上的实用主义作为理论前提，而是作为坚定的指导。我所谓的实用主义更多的是方法而非形而上的系列原则。这种方法的初始含义是行动比言辞更为基础，言辞的意义来自于与之相关的行动。概念可以视为帮助理解的工具，可以在行动过程中发挥良好作用。总之我希望这本书可以为那些基于我们直观所知原则的正当理由呈现一种良性的怀疑主义，或者是一种先验正确的、自由的实际经验。

因此，这本书也怀疑那些宏大的二分法，这种先验知识在同行的直觉中很常见。正如约翰·杜威（John Dewey）在本世纪之交所承认的，繁荣只存在于象牙塔之中，当面对现实世界使，它们并不适应，只会跌倒摔下。在下面，人们往往会发现只有一种简单叠加的连续。

我的目标是至少提出一个完整的环境管理理论，其中的一部分是自然事件中人类角色的理解。即使我不能制出一幅所有细节都正确的地图，我也不会惊讶。我的希冀仅仅是，我的雄心甚至是鲁莽、探索会刺激其它人，刺激更多比我有能力的人，去探索环境活动和价值的辽阔未知版图，去努力寻找环境保护主义的完整概念。

来源：

Bryan G. Norton. TowardUnity among Environmentalist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