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痴迷于“市场换技术”

　　“市场换技术”的悲剧当然不只发生在中国民用航空业，在汽车等技术相对密集的行业也都或多或少出现了“马失前蹄”的情形。尽管如此，我们的一些学者、一些部门依旧痴迷于“市场换技术”。不久前，某某部信誓旦旦，要充分运用“战略买家”策略，在高速铁路上实现“以市场换技术”。一次失误可能属于偶然，但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同样“愚不可及”的错误，肯定有其深层次原因。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与西方国家技术差距巨大，西方国家已经落伍的技术，在中国则成了先进技术。如，1978年就被欧洲淘汰的桑塔纳汽车技术，中国却当宝贝买过来进行生产，一度还占了中国市场的“半壁江山”。因此，虽然早期以各类手段“换来”的技术使中国生产力获得跃进，从而有力地拉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是，随着中国技术水平的提高，与西方国家技术差距的缩小，中国经济需要的不再是一般的适用技术，而是真正的先进技术、核心技术与关键技术。如果这时再迷恋 “市场换技术”，自然也就如同刻舟求剑那样滑稽可笑。而且，在一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技术进步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是促进生产力提高、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手段。以不可失而复得的稀缺资源——市场，换取二三流的技术，使中国长期处于国际分工的不利处境，当然是得不偿失。

　　“运十”的匆匆下马，不排除有难以名状的政治原因；而“市场换技术”在中国的“前赴后继”，则与个人、集团与部门利益密切相关。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在中国不仅滋生了境外利益集团，而且也培育了一大批买办与掮客。这些人并非一般等闲之辈，除了能说一口道地、流利的洋话之外，更有复杂乃至显赫的政治背景。这些人法力极大，影响力无边。他们游走在外资与国内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翻云覆雨，获取巨额收益。这应是“市场换技术”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此外，外资入乡随俗，攻关游说力量惊人，凭借其获得的垄断收益，进行利益输送，近乎无坚不摧。而一般相关办事与公务人员，在“市场换技术”的招牌下，出国考察，周游世界，不亦乐乎。因此，“市场换技术”是一个相关者都能得到好处、利益均沾的博弈，而输家往往只有一个，那就是国家利益。

　　“市场换技术”理论荒谬，

　　实践证伪

　　“市场换技术”策略的深层理论依据就是“市场万能”论，即，市场机制可以自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其调节的不仅有国内资源，而且还有国际资源；不仅有一般要素资源，而且还包括技术等战略资源。然而，国际市场并不是经济学教科书上的自由竞争市场，而是被国家或地区割裂的市场，是发达国家垄断资本主导的市场，是一个高度政治化了的市场。与众多非市场的“看得见的手”相比，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往往相形见绌。其实，约略懂得国际经济学的人都清楚，“市场换技术”这种想法是幼稚可笑的。按照“技术生命周期”理论，先进技术、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是跨国公司的“命根子”，是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是其在国际市场安身立命的本钱。如果将自己的先进技术、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拱手让予别人，岂不是自寻绝路？！因此，“市场换技术”下，即使得到了技术，也绝对不会是先进技术，不会是核心技术，不会是关键技术。

　　国际社会中，于整个国家层面鼓吹“以市场换技术”的只有中国一家，别无分店。即便亚洲有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以及日本引进技术上的成功，但是这些不仅远不足以为“市场换技术”提供背书，而且恰恰是反证。首先，这些经济体的成功是在冷战背景下取得的，美国出于与苏联争霸的需要，拉拢、联合这些经济体，在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给予其巨大关照，甚至可以说是“经济牺牲”；而这些经济体也并不满足于一般技术引进。资料显示，日本引进技术时期，平均花1美元引进，就要花约7美元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历经30年时间，日本便走过了从引进到创新的全过程，进入了技术输出国家的行列。韩国则明确规定，同类技术只能引进一次，余下的功课就是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在这些成功经济体中，不仅从未出现过“市场换技术”的奇谈怪论，而且它们主要是在封闭市场下，通过保护民族产业而实现经济振兴的。

　　西方经济学研究并没有发现外资本身会自动促进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阿特金森和哈里森两学者对委内瑞拉的相关研究表明，除了对与外资合作的伙伴企业有正面影响外，外国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的影响是负面的，正负相抵，因此对整体经济影响不大。中国自身实践表明，经济蓬勃发展的80年代，几乎没有像样的外商直接投资；而引入外资很少的浙江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超过了大量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江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吕刚分析，外资在中国并没有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因为跨国公司大多倾向于只向子公司转让技术，大部分国际技术转让都发生在跨国公司及其在华子公司之间，本地企业从跨国公司获得的技术转让比较有限。

　　“市场换技术”的沉重代价

　　“市场换技术”使中国付出了沉重代价，“赔了夫人又折兵”应是恰如其分的写照，市场丢了，而真正需要的技术又没拿到。

　　中国在相关技术与制造上，陷入了“越引进越落后，越落后越引进”的恶性循环之陷阱。一些学者津津乐道：通过引进我们已经制造出自己的彩电、冰箱、手机、DVD等，但是这些“仿造”产品所带来的利润极其微薄，很多知名企业长期处在破产边缘。例如，我们生产出全世界绝大部分的DVD，但DVD的核心技术均从国外进口，跨国公司利用“DVD专利使用联盟”，迫使中国的DVD碟机生产企业每年交十几亿美元的专利费。高额的技术专利费已使国内相当数量的生产企业被迫退出生产领域，或沦为外资的贴牌生产企业。2006年汽车“自主品牌”销量已占全部销量的57％，但这些所谓的“自主品牌”实质是“中国贴牌”，跨国公司在中国汽车市场的占有率已达90％。在国际汽车市场排序坐三望二的情形下，中国至今还没有一家世界级的自主汽车品牌，没有一个世界级的汽车企业。长期以来，我们一些学者、官员、企业家一直鼓吹“够用就好”，把引进的“适用技术”当作所谓的高新技术与关键技术，以此自欺欺人。但是，只有国外引进，没有自主创新，不能掌握同行业的高新技术与关键技术，我们的企业就永远是个二流企业。

　　由于落入“引进—落后—再引进”恶性循环的陷阱，中国由此形成了对外资的技术依赖，从而形成了对国际垄断资本的依赖，使我们长期停留在劳动密集、低技术密集的国际分工环节。人们难以想像，8亿件中国衬衫才能换回一架波音飞机，这就是“中国制造”的尴尬！不仅如此，外资对内资、外国技术对中国技术、外国人才对中国人才的“挤出效应”日益明显。我们一方面在拼命引进外资(地方政府甚至为此杀红了眼)，另一方面银行巨额存差难以贷放；我们一方面在挖空心思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其实顶多就是三五年的适用技术)与先进技术人才，另一方面却在不断忽视、丢弃自己的技术与人才。以前，上海、长春都拥有一批能征善战的汽车研发队伍，可是引进德国大众后，品牌废掉了，研发队伍、平台没有了，科技创新无从谈起，由此形成了“购买一套生产线，生产一批汽车；再购买一套生产线，再生产一批汽车”的状况。在“引进—落后—再引进”的不断循环中，中国的技术人员实际上已被边缘化，难有用武之地，昔日的“千里马”或有望成为“千里马”的小马驹因此而碌碌无为，长此以往也就有了“中国无马”的慨叹。

　　由于没有掌握核心技术，我们口口声声说要“利用外资”，而实际结果往往是“被外资利用”。外资占领了我们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对国内相关商品价格的影响越来越大。无锡威孚公司自主拥有轿车用柴油的电喷射系统技术，生产的喷油泵价廉物美，但是德国博世并购威孚后，威孚品牌没了，相关研究团队被剃光了，博世便垄断了这一技术与产品生产，产品售价由此翻了一番。由于陷入“市场换技术”的迷思，中国整个民用航空电子调度系统、中国银行业的电子结算系统等都是成套引进的，据说连系统升级、维护与维修都是外国人。这里存在的隐患，有谁评估过？！将来出现问题，又由谁来承担责任？！“ 市场换技术”的实践不仅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而且还威胁到国家的国防安全。现在，从高性能战斗机到潜艇、驱逐舰，从雷达到预警机，等等，除了当年不是靠市场换来的核武器及空间技术外，我们的先进武器或当中的关键部件多半都是购买的，这能不存在隐患吗？

　　如今，尽管反思“市场换技术”、提倡“自主创新”成为压倒性的舆论标向，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也确立了国家“自主创新”的发展战略，但是，盲目迷信外资、崇洋媚外的思想在一些人的脑海中根深蒂固，巨额利益又驱使一些个人与部门我行我素。不久前，某知名人士还在鼓吹，“全球千余家研发机构开始向中国转移，说明我国用市场换技术的时代已经来临”。“千余家研发机构”？不知道该人士是如何统计的，也不知道这些研发机构的转移与中国获得高新技术和关键技术之间有何必然联系。即便有大批跨国公司将研发机构转移到中国，中国就一定能获得先进技术、核心技术与关键技术吗？中国如今也有一批企业在海外(集中在发达国家)设立研发机构，这是否也将中国的高新技术与关键技术带给了这些发达国家、由此而产生所谓的“技术外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