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抑制HSC（肝星状细胞）活化的角度，已有学者作出相关论述。比如，杨伟峰等［1］认为，影响肝星状细胞活化的因素有五种：（1）类维生素A和核受体超家族；（2）ECM的调节；（3）非肽因素；（4）氧应激；（5）N a+／H+ 交换泵。由于中药研究刚起步，很多相关机制的论述仅仅是实验室结论的延伸，不若上述论述系统、条理化。譬如，研究者通过单药和复方的研究，发现减少α-SMA和抑制TGF-β1在肝星状细胞表达的相关研究中占重要位置，却并未就“减少α-SMA和抑制TGF-β1”的途径、机理深入论述，更遑论相对“冷门”的其它机理，如阻断MAPK信号通路、氧应激等。中药研究的兴起毕竟为抗肝纤维化带来了新的希冀。作者拟从中药作用角度论述如下。

1  减少α-SMA

房红梅等［2］予正常及CCl4肝纤维化大鼠灌服复方益肝康（丹参、当归尾、赤芍、黄芪、白术等）和拆方丹参小复方（丹参、黄芪、当归尾），提取药物血清，3H-TDR渗入法测定细胞增殖，免疫细胞化学法检测α-SMA。最后发现，益肝康组和丹参小复方组均能抑制α-SMA阳性率的表达，尤其是益肝康（抑制率45.83+/-5.43%，40.97+/-6.25%）。作者通过大量临床实验还发现该药能减少胶原沉积，抗脂质过氧化，保护受损肝细胞。二方对血清HSC增殖活化具明显抑制作用，尤其全方；然二者对增殖无甚差异。研究者以为，全方抑制活化显著系配伍得当，拆方与全方抑制增殖差异不大乃拆方为全方主体。显然，配伍得当于否乃传统中医理论，药物在人体内系各生化反应相互作用。既然全方和拆方对α-SMA过敏，却对抑制HSC增殖差异不大，说明减少α-SMA的表达才是全方的机制所在，非拆方为全方主体。未作药物成分分析，不可轻易下结论。

杨鹤梅等［3］探讨黄芩茎叶总黄酮（SSTF）的机制，将30只大鼠随机分为正常组、模型组、SSTF保护组，发现，SSTF较模型组明显减少α-SMA的表达及纤维组织增生。

陈源文等［4］研究粉防已碱（Tet）抑制肝星状细胞活化机制，以400-500g的雄性Sprague-Dawely大鼠为实验对象，设定四个剂量的Tet处理组（0.25、0.5、1、2mg/L），并另设空白对照。作用3天后，进行二氨基联苯胺显色。并用western-blot法检测α-SMA、Smad 3和Smad 7的表达。研究显示，Tet在1-2mg/L时，α-SMA染色程度下降最明显；在1mg/L时，western-blot检测出，Tet处理组α-SMA表达明显弱于空白对照组及TGFβ1处理组和混合处理组（Tet 1mg/L，TGFβ1 5ng/ml），尽管混合组表达也很弱。然而，研究者未对单纯Tet处理组α-SMA表达明显减弱深入探讨，只是肯定了低浓度Tet抗纤维化的积极作用。

来丽娜等［5］研究青蒿琥酯抗肝纤维化作用机制，制备牛血清白蛋白免疫性大鼠肝纤维化模型。将动物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模型对照组、青蒿琥酯（Art）组（5、15、45 m g·kg-1）、阳性对照Col组（0.1 mgkg·kg-1）。研究发现，Art组可抑制α-SMA、TGF-β1mRNA及HSC-T6中procollagenI及collagenI的表达。研究认为，Art对HSC的直接抑制作用，可能在于影响了TGF-β细胞内的信号转导，下调细胞内I型前胶原的基因转录，抑制I型胶原的产生。但文中图表显示，α-SMA的抑制相对TGF-β1更显著，collagenI较之procollagen1，Art作用更明显。还可知，α-SMA的表达与TGF-β1的水平息息相关。作者认为，Art可能使HSC由复活回复到静止状态，抗肝纤维化。我们似乎可得到一个启发：α-SMA阳性率的抑制与肝纤维化可控程度正相关。

赵稳兴等［6］探讨蜂胶乙醇提取物（EEP）降低肝星状细胞活化、增殖和胶原合成的作用机制，发现，EEP处理后，α-SMA阳性细胞数降低，并具一定剂量依赖关系。当EEP浓度达到200甚至400µg／ml，体外可降低HSC增殖和胶原合成。研究者认为，抑制HSC活化增殖和胶原合成与两种机制有关，一为抗氧化作用，一是蜂胶中含NF-kB的天然拮抗剂咖啡酸酯类。换句话，α-SMA的减少可能与咖啡酸酯类相关。2012年（有人）［7］就NF-kB与α-SMA的相关性的研究证实了作者的假设。此外，NF-kB在成年动物肝脏细胞中有凋亡抑制作用，但肝细胞能特异性抗NF-kB。作者大胆假设咖啡酸酯类能加速肝星状细胞的凋亡。

晏单等［8］通过研究水蛭桃仁煎（水蛭0.28g、桃仁0.56g、当归0.28g等活血化瘀药），发现该药显著下调α-SMA，此外，该药降低肝纤维化程度，减少活化HSC及肝细胞凋亡方面与重组干扰素治疗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尤其是减少肝细胞凋亡，比干扰素更出色。研究者认为，水蛭桃仁煎可克服干扰素费用昂贵及肌注的毒副作用的缺点，为肝纤维化治疗提供新途径。

2  抑制TGF-β1的分泌及相关论述

刘成海等［9］探讨丹酚酸B盐（丹参的主要水溶成分，SA-B）抗肝纤维化机制，选择对TGFβ1刺激最为敏感的中间活化状HSC为细胞模型，Western印迹与Northern印迹等方法观察SA-B对TGFβ1刺激活化的HSC胞外基质基因与蛋白表达的影响；提取细胞质与细胞核蛋白，Western印迹方法观察SA-B对TGF-β1刺激的HSCs mad2/3蛋白表达、磷酸化与核转移的影响。发现，SA-B剂量依赖性抑制血清刺激的中间活化状态HSC增殖，明显抑制TGF-β1诱发α-SMA蛋白与PAI-1表达，及有效下调TGF-β1促基质蛋白生成效应。而且，从smad信号通路的角度，SA-B拮抗TGF-β1刺激的HSC胞内Smad2/3蛋白表达，尤其是Smad2的磷酸化与核转位，并与抗TGF-β1促基质蛋白生成效应平行。研究者还认为，药物是否影响TGF-β1胞外激活与HSC信号跨膜及其他信号分子有待探讨。

现在已有学者［10］试图中断或抑制TGF-β1受体后效应信息分子Smad2、3/4复合体向细胞核内转位和Smad7表达的增强，抑制前者信息传导抗肝纤维化治疗。若SA-B能增强Smad7的表达，它极有可能成为双向调节TGF-β1的有效药物成分。

   陈源文等［11］观察低剂量粉防己碱（Tet）对静止期HSC培养活化和TGF-β1促其活化作用影响，及此过程中TGF-β1和下游Smads信号蛋白的表达变化。RT-PCR结果显示，Tet 使TGF-β1 mRNA下降17.8%，Smad7 mRNA上升近3倍，却不影响Smad3的转录水平。研究者认为，Smad3转录水平不受影响，因其功能与胶原基因转录更密切。据他们在“Smad信号分子与肝星状细胞的活化”的参考文献［10］，无Smad复活物的形成，TGF-β1无法诱导HSC转化，并进一步合成分泌胶原。文中TGF-β1 mRNA下降这一不争的事实显然与Smad3转录水平不受影响的解释矛盾。且文中无实验数据表明Smad3转录水平与胶原基因相关。若Tet诚如文中所说，乃“抗纤维化有效药物”，Smad3转录水平不受影响可能与Tet的剂量或药物浓度有关。

刘成等［12］观察扶正化瘀（319）方对KC（HSC活化启动关键因素）的干预作用，将原代HSC随机分成对照组、NKCM组（正常肝KCM培养液）、C-IKCM（损伤肝KCM培养液）组与319-IKCM（复方319KCM培养液）组。结果，319-IKCM 组促HSC增殖为0 269+/-0 014．明显低于IKCM 组0.420+/-0.050（P<0 01），从显著抑制I型胶原分泌的角度，亦如是；对于TGF-β1和PDGF的抑制，含药血清亦有相当优势；但对于VEGF，含药血清作用不是很明显。该文以为，含药血清对TGF-β1和PDGF的抑制可能是干预KC激活HSC的作用机制。这无疑丰富了对肝星状细胞活化的认识。（注：作者认为，含药血清对VEGF作用不明显，一可能和方子本身有关。已有研究表明［13］活血化瘀药可抑制VEGF的生成，且文中表述“正常肝KC与损伤肝KC分泌VEGF总量有显著差异”，那化瘀药桃仁、丹参何以在方中作用不大？研究者在“扶正化瘀方及其拆方对肝星状细胞的影响” ［14］中将复方拆为扶正组、化瘀组、丹参组等后，发现化瘀组对细胞增殖抑制作用最强，扶正组为胶原生成及基因表达抑制作用，全方介于二者间。言下之意，全方不能集中优势，结果四处开花，导致作用分散。此外，文中没有明确表述方中各味药的药物浓度，无法对319方深入研究。且，拆方之后，亦无化瘀组、丹参组和VEGF关系的论述，此乃319方研究的空白。此外，会否化瘀药作用强度也不够（若将桃仁换为郁金或川芎）二、药物靶点问题。若复方319药物靶点与VEGF表达关系不大，自然作用不明显）

3  细胞周期阻滞

姚玉梅等［15］研究丹芍化纤胶囊（防己、丹参、赤芍、黄芪、银杏叶等）对体内外活化肝星状细胞增殖的影响：将57只雄性Wistar大鼠分为正常组、模型组、治疗组。除正常组外，其余各组采用CC14 、饮酒等复合病因刺激制备肝纤维化动物模型，然后治疗组给予丹芍化纤胶囊（1g／kg体重）灌胃治疗8周。发现，S期细胞比例明显下降，但未恢复至正常；G2-M期细胞比例明显减少，G0-G1期细胞增加。相应生化指标HA明显降低。文中认为，丹芍化纤胶囊可能是通过G0/G1期阻滞。有研究表明［16］，PDGF是HSC强效有丝分裂原，且PDGF-BB可诱导HSC细胞NAD（P）H氧化酶的表达，并生成活性氧，通过P38 MAPK信号通路发挥促进HSC增殖的作用［17］。从HSC无活性状态而言［16］，HSC中PPAR-γ的基础水平持续表达被认为是无活性状态，且HSC活化前，含有维生素A或类维生素A脂滴，活化后则消失。鉴于以上论述，PDGF表达的下调可能与HSC细胞周期阻滞相关。此外，PPAR-γ基础水平表达及维生素A或类维生素A脂滴的检测或可成为中药复方抑制HSC复活增殖的新标准。从理论上讲，HSC回复到无活性状态，α-SMA，TGF-β1表达应低于正常。因此，相关指标检测可佐证丹芍化纤胶囊的实验室效果。

4  阻断MAPK通路

童巧霞等［18］探讨和络舒肝胶囊（香附、鳖甲、虎杖、莪术等27味），以SD大鼠制备肝纤维化模型。造模成功后，药物组大鼠每天1kg和络舒肝胶囊，分两次灌胃；对照组以等体积生理盐水。连续灌胃30天后，下腔静脉取血离心并分离血清。采用盲法，以上述10%药物血清培养活化的HSCs2 4小时后，以Western blot方法检测各组HSCs磷酸化细胞外信号调节蛋白激酶（P-ERK）、磷酸化氨基末端蛋白激酶（P-JNK）蛋白表达水平。研究发现药物血清组P-ERK、P-JNK蛋白表达低于正常对照组，表明和络舒肝胶囊可阻断MAPKs通路中ERK、JNK的活化，抑制HSC分裂和增殖。丹芍化纤胶囊通过细胞周期阻滞，也可阻止MAPK信号通路发挥作用。就这点而论，丹芍化纤胶囊与和络舒肝胶囊具可比性。在比较中，也许能有更多有趣的发现。

5  降低HyP

潘志恒等［19］制备大黄蔗虫丸药物血清。发现，药物浓度需在20%以上才能产生较为显著的抑制HSC增殖的作用，且该药抗纤维化与诱导细胞凋亡无关。但此药对肝组织中HyP降低作用显著［20］，这不仅意味着，胶原蛋白的降解，大量结缔组织增生得到抑制，也说明此药对肝硬变效果显著。潘志恒、程木华等人在另一篇文章［21］中，发现药物干预组3个月甚至6个月后，肝功能指标接近正常，肝纤维化标志物（HA、PCIII、IV-C、LN），明显改善，且B超指标（门静脉主干、脾静脉、脾厚）亦有所改善。但在大黄蔗虫丸与复方319的比较中［22］，结论是肝功指标（Alb、A/G比值）前方无明显改善，改善肝纤维化指标却见明显优势。两篇文章所以结论不同，可能系对该方理解有异。或许，我们不该把大黄蔗虫丸简单理解为抗肝纤维化的普通中药复方。此外，本方与黄芩茎叶总黄酮作用机制类似，且包含黄芩。若黄芩茎叶总黄酮能显著降低α-SMA，大黄蔗虫丸是否有类似作用？上文认为，α-SMA与NF-kB、TGF-β1关系密切，且α-SMA是肝星状细胞活化的标志。也许大黄蔗虫丸是通过使HSC回复到无活性状态抗肝纤维化。若HSC回复到无活性状态，就不存在HSC细胞分化和周期增殖，这也许可解释药物对细胞周期增殖无统计学意义［19］；若降低HyP是该方最主要的作用机制，其他作用机制的影响力被严重削弱，亦可解释这一问题。并且，此方与诱导细胞凋亡无关。这说明，抗肝纤维化并非只有诱导细胞凋亡一条路可走。最后，大黄蔗虫丸通过降低HyP抗肝纤维化，表明HyP的降低可作为除PPAR-γ外中草药抗肝纤维化的又一指标。

6  拮抗PDGF

姚希贤等［23］探讨复方益肝康及拆方丹参小复方（丹参、黄芪、归尾）对肝星状细胞PDGF及受体表达的影响，分别制备益肝康及丹参小复方纯化浸膏、正常大鼠及肝纤维化大鼠药物血清，温育体外培养的HSC，RT-PCR和Western blot技术检测PDGF-BB mRNA及蛋白表达，RT-PCR和流式细胞术检测PDGFR-βmRNA的表达。结果发现，益肝康及丹参小复方可显著抑制PDGF及PDGFR-β基因和mRNA的表达，尤其全方益肝康。研究者认为，全方组优势乃遵中药配伍君臣佐使。这样说法似乎欠妥。君臣佐使理论没有现代分子药理学依据，客观的论述应从药物作用靶点和机制着手。与益肝康及拆方对α-SMA的抑制相比，对PDGF的拮抗作用显然要强。因此，复方益肝康抗HSC活化似以抗PDGF为主。这与丹芍化纤胶囊作用相类。复方益肝康亦可能有效阻滞细胞周期G0/G1的增殖。

7 抑制ROS表达

郭雷等［24］研究甘草总黄酮与石见穿总酚酸（GS）联合的作用机制，发现，GS通过清除HSC-T6细胞内过多的ROS，促HSC凋亡。有文章表明活性氧是氧应激引起肝纤维化的原因，而氧应激与HSC激活密切相关。说明，GS在抑制HSC活化的同时，促HSC凋亡。换句话说，抑制活化和诱导凋亡可同时进行。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该文告诉我们宜辩证看待HSC失活和凋亡的关系。

上述文献从减少α-SMA，抑制TGF-β1，细胞周期阻滞，阻断MAPK通路，降低HyP，和拮抗PDGF的角度分别论述中药抑制肝星状细胞的活化，既有生化指标，又有信号通路，可谓洋洋大观。不足之处：（1）尚未制定一统一标准衡量药物或复方疗效。（2）选择药物和复方，思路欠宽，譬如活血化瘀药的应用缺乏虫类药的研究；理气化痰、清热解毒的药还涉及不多。（3）复方组方欠周全。复方效果，取决于药物选择和搭配方式。如何通过复方的合理设计获最佳疗效？作者认为，一方面是中药功底，另一方面相关研究文献的阅读和反复咀嚼。（4）抑制肝星状细胞活化的机制远比文献论述纷繁，复杂，选择什么样的机制作为中药研究的切入口非常关键。它既能帮助我们揭开中药 “面纱”，又能使其发挥最大效用。上述文献中未充分体现。（5）以上文献对中药作用机制的研究，无论技术层面，思想层面，都却乏准确性、深刻性。综上所述，我们应加强和加深中药抗肝纤维化研究，取得突破。

参考文献

1. 杨伟峰，陈厚昌，蒋毅萍．影响肝星状细胞活化的因素．中华肝脏病杂志，2004，12（2）：121-123．

2. 房红梅，姚希贤，姚金峰，等．拆方益肝康的两种药物血清对HSC活化增殖的影响．世界华人消化杂志，2005，13(16)：1970．

3. 杨鹤梅，李素婷，梅立新，等．黄芩茎叶总黄酮对纤维化大鼠肝脏星形细胞活化的影响．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6，12(1)：42．

4. 陈源文，李定国，吴建新，等．粉防己碱对大鼠肝星状细胞跨膜信号传导的影响．中华肝脏病杂志，2005,13（8）：609-610.

5. 来丽娜，郭春花，张晓一，等．青蒿琥珀酯抗大鼠免疫性肝纤维化的作用及机制研究．中国药理学通报，2011，27（1）：125-129.

6. 赵稳兴，梁崇礼，庞荣清，等．蜂胶乙醇提取物降低肝星状细胞活化、增殖和胶原合成．肝脏，2003，8（2）：34-35.

7. 朱净，范建荣，潘亮，等．NF-κB在鼠肝纤维化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与α-SMA、Ⅲ型胶原的相关性．世界华人消化杂志，2012，20（22）：2081-2085.

8. 晏丹，舒赛男．水蛭桃仁煎剂对血吸虫性肝纤维化模型小鼠HSC活化及凋亡的影响．江苏中医药，2007，39（9）：72-74．

9. 刘成海，刘平，胡义扬，等．丹酚酸B盐对转化生长因子-β1刺激肝星状细胞活化与胞内信号传导的作用．中华医学杂志，2002,82（18）：1267-1272.

10. 吴建兴，孟祥军，李定国，等．Smads信息分子与肝星状细胞的活化．胃肠病学和肝病学杂志，2002，11（3）：197-199.

11. 陈源文，李定国，吴建新，等．粉防己碱对大鼠肝星状细胞跨膜信号转导的影响．中华肝脏病杂志，2005，13（8）：609-610.

12. 刘成，姜春萌，刘平．扶正化瘀方对大鼠肝星状细胞旁分泌活化途径的抑制作用．中华消化杂志，2001，21（6）：367-369.

13. 杨东霞，曲凡，马文光，等．活血化瘀法对子宫内膜异位症模型大鼠E2、P、VEGF的影响．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2006,29（2）：28-29,33.

14. 刘成海，王晓玲，刘平．扶正化瘀方及其拆方对肝星状细胞活化的影响．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1999，9（3）：16-18.

15. 姚玉梅，耿晓霞，吴亚云，等．丹芍化纤胶囊对体内外活化肝星状细胞增殖的影响．中医杂志，2005，46（10）：780-782.

16. 威廉·B.科尔曼，格雷戈里·J.聪格拉斯．分子病理学：疾病的分子基础（中文版）．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503页．

17. 马超，马红．P38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信号通路与肝星状细胞．世界华人消化杂志，2009，17（1）：68-73.

18. 童巧霞，周柏华，喻佛定．和络疏肝胶囊对大鼠肝星状细胞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的影响．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2010，20（2）：98-99.

19. 潘志恒，王拥泽，关卫兵，等．大黄蔗虫丸对大鼠肝星状细胞活化及增殖的影响．现代消化及介入治疗，2005，10（2）：61-64.

20. 孙克伟，诸裕义，陈翔，等．大黄蔗虫丸抗免疫性肝纤维化研究．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1997；7：90-92

21. 潘志恒，陈木华，李林，等．大黄蔗虫丸抗肝纤维化的临床研究．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杂志，2003，11（4）：212-214.

22. 吕萍，杨金龙，刘成，等．复方319胶囊治疗慢性乙型肝炎51例．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1996，6（1）：32-33.

23. 姚希贤，房红梅，王军民．拆方益肝康及药物血清对肝星状细胞PDGF及受体表达的影响．世界华人消化杂志，2005，13（12）：1412-1416.

24. 郭雷，李慧，郑秋生．甘草总黄酮与石见穿总酚酸联用促肝星状细胞凋亡作用研究．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11,18（2）：4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