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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周舵

已有 5282 次阅读 2011-6-3 16:44 |个人分类:读书笔记|系统分类:人物纪事| 杂谈, 思想者, 周舵

    认识周舵,是从陈子河和网友讨论乌有之乡和自由派学者”(2011-05-25 15:16:53 发表于:博客中国),文章是这样描述的:“说到知识分子,早年的我比较敬佩鲁迅、胡适、顾准,当代的王元化老先生,前两年鹤驾西归了,可惜,但我一点都不喜欢那个跟他齐名的李慎之,我一直认为他是浪得虚名,说是文人还可以,绝称不上思想家、学者,他的名声都是徐友渔、秦晖等自由知识分子捧臭脚出来的。还健在的,我喜欢周舵和何新,哈哈,一左一右。他们两个都有真才实学,而且不虚伪、不浮华,所有的思想都出自自心,而且都非常有现实感,无论他们的观点是来自左还是右,都有很高的实践性。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缺少的就是现实感,比如余杰的著作,除了几句自由、民主口号,我不知还有什么用处。L的文章我读了三大卷,电脑上,读过就读过了,没有任何引起我思考的东西,这跟我读鲁迅、王元化、周舵、何新等的巨大差别。”

    周舵是谁?一个常年在网路中穿行的人怎么没有一点印象?我于是开始搜索他的经历,知道他与二十年前的那场风波有关,所有的经历都屏蔽了,一些相关的报道与屏蔽了。我只找到了下面三篇相关文章,算是对这个网络失踪者的一点弥补。在我读完这些文字之后,对周舵的初步印象是:

    1. 一个率真的人:看到他对父母的描述,丝毫不“为亲者讳”(颇似老鬼的回忆录《我的母亲杨沫》),而完完全全站在第三者的角度进行划时代的剖析,典型而诚恳。

    2. 一个性情中人:从bathball·巴思柏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周舵虽然批评了自己的父母也继承了他们的个性——自由而放荡,绝不为世俗所束缚,勇于自己的追求。

    3. 一个独立思考的人:由陈子河的介绍以及他自己的文章可以得知,“不虚伪、不浮华,所有的思想都出自自心,而且都非常有现实感”,这是不容易的,否则不会在网络中失踪。

    下面附录三篇文章,让我们慢慢去读他吧。

 

附周舵:达夫不达

  我的父亲周达夫,是我所见过的人当中最奇特的一位。他先在印度泰戈尔的国际大学读书,后来得了孟买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当过记者、编辑,后来教书。他为了追求母亲,几次大发神经,还闹了一两回自杀。母亲被追得没有办法,心想此人至少将来不会亏待她。再说,父亲当时年轻英俊,前程无量,母亲便嫁给他了。

  父亲心地很不错,古道热肠,但身上的缺点实在太明显了。第一,他是个医学上叫做循环性格类型的人,兴奋时口若悬河,如脱缰之野马,什么话也存不住;抑郁时则心灰意懒,悲观厌世。第二,完全不谙人情世故。世间一切人事,在他眼中都大大变了形。他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费心去研究一番世事的真面目,只是凭他脑子一转,只听三言两语,就可遽下断语,而且一经决定就很难改变。别人心里想的与他眼中所看到的,经常相去极远。他对你的热心和好意,有时颇令人感动,但对你说的话却没一句能进入你的心坎。第三,自视极高,自以为聪明盖世。倒也非虚。他的老师、准老师如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黄侃、钱玄同等,似乎都夸他很聪明。他的毛病是极浮躁,母亲说他是猴子屁股坐不住。我看他是根本无心治学,对玩政治那一套倒兴趣极浓。母亲说他不象个教授,倒像个失意政客。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母亲从小再三告诫我们远离政治。第四,脾气时好时坏,坏时什么人都敢骂。据母亲说是几乎骂遍了他所认识的一切人。把朋友、同事、上级得罪个遍。骂人还很刻毒,专揭别人的疮疤。第五,生活习惯不良。极懒极懒,家务事从来是一根指头都不想伸一伸。他以为大教授就得别人侍候,却不想想母亲也得上班,家里并不是总有佣人。又邋遢,年轻时西服革履倒还神气,到了学雷锋的年代可就每下愈况了。这种生活习惯与母亲真是水火不相容。母亲极爱整洁。不过,我发现,不爱整洁的人常有个大优点:生活上很淡泊,无可无不可,从不挑剔,好侍候。

  父亲的种种毛病,没有一样不招母亲反感。母亲原是个极能干、极好强、人缘好、性子急爱整洁爱漂亮的女人,一向也是自视甚高,于是结婚不久就开始后悔。但是很快,生下了我,母亲稍觉安慰。我生在印度噶伦堡,那是个极美丽的山城,在喜马拉雅山南坡,背后就是雄伟的大雪山。主演《乱世佳人》的费雯丽就生在那里。费母怀孕时,医生让她每天看看大雪山,说这样生下的孩子一定美丽。鄙人大概也多少沾了点大雪山的灵气,出生不久,父亲的朋友顾铁鈇见了,非说是抱错了--抱回来一个外国娃娃。

  教育部长朱家骅许了个大学校长的职位给父亲,于是一家三口回国了。那时国民党溃败在即,父亲到中山大学中文系当了个穷教授。说是穷教授,也还是一家住一幢小洋房。我永远忘不了楼前的大花园,绿草如茵,浓荫蔽日。那棵大英雄树(木棉树)下,不知留下多少我们玩过家家游戏时烧灶的烟痕。

  不久院系调整,中大中文系并到北大。一家人举家北上。记得临上火车时,王力先生把白兰地当葡萄酒喝,喝得酩酊大醉,还是父亲把他扶上了火车。

  五七年反右,不知怎么搞的,父亲居然成了漏网之鱼。母亲说是多亏她从旁提醒。父亲的解释则是因为他一贯拥护共产党。但他老人家是个不安分的人,好好的北大中文系教授不当,硬是跑去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情报研究室翻译资料。没干几年,又不干了,北大又不想回,便调到中央民族学院。父亲对学术简直就心不在焉。原先还发表几篇象模象样的研究文章,后来就不知他一天到晚在想什么,级别从来长不上去。母亲越发瞧他不起,“离婚”二字总挂在嘴边,看在三个儿女的分上,又于心不忍。

  从我懂事起,父母间的战火似乎从未止熄过。吵架不必说了,动手也是家常便饭。那真是一个恐怖世界!我奉劝天下一切忍不住要动手打架的父母们,千万不要有小孩。父亲最后采取逃跑主义,索性搬到单位去住,周末才回家。母亲常常夜深才踏进家门,不是忙工作,就是忙入党,又累,心情又怀,经常拿我们子女出气。我们根本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对我们除了责骂,就是大上政治课,和学校里天天教的、报纸上天天讲的一模一样。

  社会上阶级斗争的风声是越来越紧了,人际关系恶化,家庭内部也充满了紧张、烦躁、火爆的气息。如果是一个和睦团结的家庭,家长又比较明智,没有像我父母那样走火入魔,那就多少还能制造一个人工小气候,减轻些外来疯魔病毒侵袭造成的危害。我们家正相反,谁也不和谁说人话,说的一概是报纸上那套疯话,内忧比外患还要严重。

  父亲政治上的癫狂程度不亚于母亲,只是更缺乏马克思主义味道,一听就知道他全然不入流,可他自己还自我感觉良好,改不了他那套洋洋自得、跃跃欲试的劲头,实在是一脑子浆糊,却又自以为得计,时不时发点人所不敢发(别人是不敢说,他却以为只有他慧眼独具)的惊人之语,骂骂斯大林,骂骂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查。他实在是一片好意,却不知对斯大林情有独钟的大有人在,大大地有人在。已经是文革前夕了,那是什么年代!别人割舌尚恐不及,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很快干出点名堂来了--教育部大学部悄悄把他列入了反革命分子名单。

  文革大潮来了,父亲一看,恨不能立显身手。四处抄看大字报,开动他那架妙思无穷的政治思维机器,伏案疾书,给敬爱的中央文革小组写了许许多多研究心得,如陈伯达狼子野心,五毒俱全,要反掉周总理,等等等等。母亲苦苦劝他,他只是个不听,还大怒道:“毛主席说要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的结果很快显露出来了。六七年的九月,他所在单位(中央民族学院)的一群造反派夜半敲门,二话不说,把父亲从床上叫起,匆匆穿上衣服押走了。家里当然是翻了个底朝天,我这个中学生的日记、信件也都统统抄走。这已是抄第二遍了。在这之前,父亲早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游街示众多次,腰被扭伤,满身满脸洒上红蓝墨水,抄家当然不能幸免。

  父亲很快被送到德胜门外的功德林,我们去造反派总部打听多少次,才打听到确切的消息。我忘不掉找他们交涉的时候,许多学生那种幸灾乐祸的样子。给父亲送去一床鸭绒被和一干衣物之后,他就杳无音信了。直到七四年,托了多少关系,包括找当时的大红人王海容(她当年想进北大中文系还托我父亲说过情),才知道他后来一直关在半步桥看守所,罪名是印度特务嫌疑。父亲被关进单间,监房很潮湿,两三年后就精神失常了,躁狂抑郁型精神病,大喊大骂,手铐脚镣全不济事,弄得监狱当局好不头痛。

  七三年底,十二月二十九日,我接到民院保卫组的通知,去接父亲出狱。保卫组的人先给我打预防针,说父亲精神上有点问题,见他时情感要克制一点。也许是拜这疯病之赐,父亲虽与长期坐牢的人一样全身骨节僵硬,肌肉萎缩,走路也是步履蹒跚,但精神亢奋,元气十足,大冬天只穿单衣裤,我带去的棉大衣他都不肯穿。从一露面,他嘴就没闭过一分钟,反反复复说什么“耕者有其机,回去学农机”。照他看,我这辈子是农民当定了不算,而且无上光荣。

  母亲对他深恶痛绝,说这辈子全是被他害了,坚决拒绝他回家。民院也真有绝招,先是想把父亲安置在黄寺(班禅驻京办事处),大概觉得还是不放心,便把我们送到青龙桥北边的黑山扈,那里半山坡有民院的一个供传染病人短期疗养的休养所。虽美其名曰休养所,其实不过是几排破败不堪的平房,门窗都朽烂了。先是把我和父亲安排在一间足有四十平方米的大空屋子里,借给我们两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蜂窝煤炉。山风呼啸,屋子里冷得象地狱。父亲亢奋不止,根本不睡觉,连吃饭时嘴都不停。我被疲劳轰炸了几天,就觉支撑不住,坚决要求民院再拨给一间屋子,父子两人得分开住,不然我活不过一星期。

  于是我们被暂时转移到电话间里。他们在那间大屋子里加一堵墙,隔成两间。那电话间只能勉强放下一床一桌一炉,我是绝对住不下的,只好每天乘车数小时,往返于休养所与北大(母亲的单位)之间,如上下班状。等到隔墙砌好,预支了一点工资(父母的工资都冻结着),买了些最简单的生活用具,父子两人总算初步安顿下来。没想到,在这荒山野岭牛马棚般的破屋子里,爷儿俩一住就是五年。

                                                来源:《黑五类忆旧》第三期

 

附周舵:我的左派妈妈是上吊自杀的

 

    母亲算不上出身名门,但也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外婆杨惠敏曾是同盟会会员。外公杨定华也是同盟会员,辛亥后当过县官,因同情共产党,放走过共党嫌犯,没能升官。四九年以后,也许是由于与毛泽东的表兄兼老师王季范的交情,外公当了一阵国务院参事,六二年病逝于长沙。

    母亲很孝顺,但并不怎么听话。母亲有一姊一妹一弟。外公一直同情共产党,娶了姨太太之后,外婆与他不和。四九年,外婆和大姨妈杨端淑随在国民党空军供职的舅舅杨长庚撤退到台湾,从此杳无音信。贞淑姨妈一家八口(夫妻和六子女)五O年本已去了香港,外公一再写信说共产党如何如何公正廉明为民拥戴,催他们回大陆。他们听了外公的话,回来了。没多久,姨父罗泽荣就被指为潜伏特务(他原是国民党空军管电台的上校),抓起来判了二十年刑,送到北大荒,六九年刑满释放,不久病逝于东北。姨妈每说起姨父都极为伤心。她说姨父是她一辈子遇见过的最宽厚善良的人。

    母亲从小要强,读书时永远考第一。她和贞淑姨妈两人被称为姊妹花——聪明,功课拔尖,又都很漂亮。高中毕业以后,外公外婆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子上什么大学?母亲闹着非要上,结果在南京女子师范读了两年,家里无论如何不再给学费。一气之下,母亲报考了华侨师资训练班,三九年被派往海外。先是在新加坡、马来亚,日寇入侵后到了印度,在加尔各答、孟买、噶伦堡办华侨子弟学校,成绩斐然,在侨界颇有点名气。看过她那时照片的很多人都说她像电影明星。那时的母亲是男士们争相追求的目标。

    中共建政之初,与苏联打得火热,全国上下都学俄语,母亲也自学起俄语来。凭着她的聪明,加上英文的底子,居然学得不错。母亲曾在北京十九中教俄语,颇觉失意,后来费老大劲调到了北大俄语系,当一名资料员。那时母亲对毛那一套渐渐走火入魔,脑子里什么都不想了,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入党、入党。对家务和子女越来越马虎,一天到晚跟那位入党联系人无止无休地汇报思想。母亲这时一切从简,尽力向劳动人民看齐,向工农兵看齐。“三年困难时期”,物价暴涨,百物匮乏,少许的存款连同母亲年轻时积攒下的一点金银首饰,陆续被通贷膨胀的血盆大口吞吃干净。那时一两黄金的国家收购价仅九十余元人民币,简直是掠夺性的。母亲卖时一边肉疼,一边自我安慰,说是“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然而党不是那么好入的,那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有些人穷毕生之精力,也不得其门而入。不知有没有人研究过入党学,我建议创立这门学问,为有志者指点迷津。

    我还没见过比母亲更信党、更爱党胜过一切的人。入党,这是她后半生全部生命意义之所在。除此之外,她不知道人生还有别的什么价值。丈夫不必说了,需要的话,家庭、子女、亲友乃至她的生命,无论什么,她都可以在所不惜地献给党。

    党的大门却对她紧闭着——不是彻底关闭,而是留着一丝丝缝隙,透出一线线光明,让她永远不至彻底失望。她出身不好——官僚地主家庭;社会关系复杂——一大帮亲戚朋友在海外、在台湾;在党困难的时候,她没有过丝毫贡献——尽管她说她年轻时就向往进步,结交共产党朋友,并且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她过去的生活方式可疑——完全是一位资产阶级阔太太的模式,尽管她说她不过是个知识分子,从来不是资产阶级的一员,但她不敢否认那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圈子;更要命的是,她还加入过国民党——虽说她检讨过一百次以上,说那是生计所迫,不入就去不了那个该死的侨资训练班,拿不到饭碗,而且一上了开往海外的轮船,她就把国民党的党员证撕碎扔进了大海,可是毕竟,谁又看见了这事?再说,那么多的人都没有加入国民党,而他们也要吃饭。只有拼命地工作,拼命地检讨、忏悔、拼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拼命地汇报思想情况。她若是大有名气,有些社会影响,出于统战需要,倒还有可能得到格外关照,可她偏偏并无籍籍名。或者,她若是具有深研入党学的天赋,不那么粗直坦率,不那么缺乏分寸感,不那么显得过火而不可信,她的希望也不是绝对没有。但这些终究是“也许”。于是乎,入党之于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也。

    母亲并不傻,她理智健全,像她这样浑身不对劲的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一步不慎,一句话说错,都可能招致灭顶之灾。因而想必她整天战战兢兢,深怀恐惧,这大概就是驱策她拼命向党交心的首要原因。其次,应当归因于她的理想主义、事业心、争强好胜。她是个不甘碌碌无为的人,业务上无所成,总得另找发泄通道。其三,她毕竟不是个真正聪明的人,心理构造粗糙得很,从来就简单化,和那套意识形态愚妄教义有相合之处。其四,母亲待人处事的本领并不高明,人情世故从未超出常识水平之上,而毛的极左教育则把这点常识也洗刷得干干净净,于是入党成了寻求归属感的唯一通道。从天性说,母亲其实是个相当任性的女人,粗直、急躁、简单、任性都是她的致命伤。

    文革的血雨腥风夹着山呼“万岁”的巨雷滚滚而至的时候,母亲大概还算是坦然的。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反动学术权威,无论如何斗不到她头上。

    六七年十二月,一个深夜,七八个穿一身蓝警服的公安人员,向母亲出示了逮捕证。母亲愤怒抗议。当然无用。有一位警察坐上窗台,探出半身,上下张望,大概是在找电台之类。我安了几个电线插座,他们也要问是干什么用的,好像不问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母亲这一去就是五年半,直到七三年五月份保外就医。

    刚进去时,她绝食抗议。三天之后,被带出去,从鼻子里插橡皮管,硬往胃里灌稀粥。慢慢的,她的思想觉悟彻底提高,成了监里的超级模范犯人。不仅生活上处处照顾别人,还现身说法,宣传毛主席伟大的革命路线,讲述旧社会的黑暗。她有慢性腹泻,却拒绝吃药,说是已经给党和国家添了很多麻烦,不能再多花国家的钱。她说她真心感谢党和政府给她这样一个受教育的机会,说到动情处,还流下泪来。

    七三年五月的一天,我在插队落户的地方忽然接到妹妹一封电报,告诉我母亲已出狱,让我速返。听村里老乡讲,甲鱼大补,我急忙让人帮我买了两大铁桶,赶回北京。母亲身体全垮了,住在北大校医院。我马上赶到那儿。听同室的病友说,母亲去洗漱间,马上就回来。我坐在床边等着。一会儿,就见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妇人,身高不足一米二三,一手拄拐,一手扶墙,一步一步往病房里蹭。病友告诉我母亲回来了。我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年母亲才56岁,被捕前还是满头黑发,健步如飞,眼前这畸型的老妇人怎会是我的母亲!直到听母亲叫我: “舵儿,是你来了!”我才确信,这就是我那可怜的母亲!我跑上去,和一位病友一起把她扶到病床边坐下,只说了一句:“妈妈,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就再也克制不住,不禁痛哭失声。

    自从我长大成人,遇上的事情多了。父母双双被捕,自己扒火车,蹲监狱,在内蒙放羊迷了路,羊群被狼咬死九十多只,在白洋淀独自一人划船进县城,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芦苇荡里转来转去出不来……我从来没掉过一滴眼泪(看电影、听音乐、读小说时除外)。这回是猝不及防,全然不备。母亲自己倒很平静,直到听我恨恨地说“我早晚得跟那些人算账”,才立刻大声喝斥我不许胡说!接着就是一堂政治课,说监狱里那些公安同志们对她多么多么好,她从内心里感激党给了她一个最好的受教育机会,使她能够彻底改造思想;说她这几年受益如何之大,临出狱时对看守的公安人员如何依依不舍。听着听着,我的心沉下去,沉下去,沉到无边的冰冷黑暗中去了,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此后我们天天炖甲鱼和鸡汤给她送到病房,四处寻医求药。她在监狱里五年半,由于长期晒不到太阳,又逢更年期,特别需要钙质,本就有慢性腹泻,又整天坐着,因缺钙导致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导致脊椎侧弯畸形,身高比原来矮了将近二十厘米。外形变化还是小事,脊柱的疼痛才真正难忍。后来又慢慢发展到大腿麻木,最终使她下定了自杀的决心。

    母亲的体质一天天好起来,头发也由全白慢慢变黑。与此同时,她与我们思想和感情的距离却越来越大。五年多的监狱生活,完全与世隔绝,母亲已被彻底洗脑,成了毛极左路线最坚决、最顽固、最偏执的虔诚信徒。我和妹妹自从七一年林彪摔死之后,就彻底醒悟了,对极左那一套岂止是怀疑、不信,简直就是恨之入骨。这一左一右,观念、情感的差距该是多么巨大!这以后的三年(至七六年毛死四人帮倒台),我们兄妹三人与母亲的关系完全演变成亲子之间的一部斗争史。

    母亲的结论迟迟没下来。她一求再求,北大俄语系总算同意她先去上班。母亲立刻信心百倍起来,拖着一个病弱畸形的身子,每天早出晚归,比谁都积极。有一天,她满怀信心地对我们说:“你们看着吧!过不了多久我就能入党!”我们唯有苦笑。

    当初,妹妹经多方奔走,终于从父亲供职的中央民族学院争取到每月40元生活费,得以长期带着小弟在北京,没去乡下插队。出狱后的母亲对她大为不满,坚持让她下乡去。这时知识青年们都已开始回城,哪还有往乡下跑的!这还不算,小弟高中快毕业了,母亲同样坚决要他去插队,我们则坚决反对。对当时的什么张铁生之流,我们是骂不绝口,母亲则赞不绝口。总之,没有一件事我们能跟她谈得拢,一见面必是吵架。后来闹到她要把弟弟、妹妹从她那里全部赶走,我骂她“不配作个母亲”,她打我耳光,我则一怒之下把个暖瓶摔在地上,碰上门发誓再也不想见她的面。

    七五年邓小平出山,大家脸上露出点喜色,稍稍松一口气。母亲则对邓大为不满,怀疑他反对毛主席。她坚信只有四人帮才是真正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四人帮倒台后,母亲完全蔫了,懵了,简直再也辨不清东南西北。这时系里又叫她退休。这是致命的一击,母亲的全部希望彻底破灭了。家里系里,大大小小的矛盾冲突、精神折磨,人世间沧桑的巨变,偶像的倒台,加上众叛亲离,一切一切,使母亲这样绝对刚强的人也终于精神崩溃了。她开始疑神疑鬼,说是有人跟踪她。半夜里,她时不时爬起来,伏在窗台上往外张望,说有人用电台对着她,骂她。我听妹妹说起这些情况后,脑子“轰”的一声,急得冒火,可又毫无办法。妹妹求我陪她住几天,我只好白天侍候疯子父亲,晚上跑到北大睡在疯子母亲房间,叫她放心,安慰她没事,有我在,坏人不敢来。我每次去,她的病情就好些,我一走,又一切如故。

    母亲从小偏爱我,总是满怀信心地认定我将来会成为大科学家,会做出大成绩。我的生活习惯与她最一致,大概是受了她酷爱整洁的遗传。我虽然怕她、疏远她,可又很可怜、很可怜她。她工作忙,回家晚了,我经常给她煮个荷苞蛋,让她回来吃。她爱吃绿豆(那个年头,绿豆可是影子也见不到),我只要下乡劳动,总要千方百计买些回来。出去大串联,我千里迢迢从四川给她买回她爱吃的南方的腐乳。我知道,母亲是深爱我的——尽管她拙于表达。我也知道,她一直希望我和她住在一起,但我试过,不成。我酷爱西洋古典音乐,她却合着四人帮的调门,说那是资产阶级趣味。别的还好说,不让我听音乐却无论如何也不成。读书、与朋友交往等等她也管束极严,让我无法接受。妹妹后来出嫁了,小弟却跟她怎么也合不来。小弟是奶妈带大的,从没吃过她的奶——我坚信这对于母子感情至关重要。她被捕时,小弟才十岁,等她出狱,小弟已长成半大小子了。我清楚记得她出狱后初次见到小弟时那惊诧、陌生的表情。小弟又是个出奇脏乱差的典型,与她格格不入。总之,生活中已经没有一件可令她快慰的事了。

    有一件事,我大概是大大地伤了她的心。那是七五年,姨妈退休后从长沙赶来,陪她住了一阵。姨妈是个极富同情心、快活开朗、心胸开阔的人,可跟她在一起,也合不来。她总是样样要姨妈依着她,总是指责姨妈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搞得姨妈好不伤心。文革期间,姨妈虽不在我们身边,待我们却如亲生母亲,关怀备至,不断给我们来信、寄钱。我和姨妈可以无话不谈,非常亲近。这显然深深刺痛了母亲。更倒霉的是,一次我和姨妈在房里说话,我说了些母亲的缺点,说她“缺少母爱”。这话说得太苛刻了,话一出口我就自觉失言,可是天下竟有这等巧事,恰恰被她从外面回来后听了去,登时勃然大怒,并指责姨妈挑拨我们母子的关系。我后来虽一再解释,但肯定抹不掉这句话在她心上留下的深深伤痛。

    七六至七八年,邓小平的作用开始显露,国家开始显现出新气象。但是,极左派还在左,文革的阴影仍然浓重地笼罩在人们头上。我家的情况不能说更坏,但也未见得好转。我假造病历,“病退”回京,就业无门,街道上分配我去酱油厂。据说共四个车间,分别造酱油、造醋、腌酱菜和做豆制品。我当然不去。小弟正上中学,为父母的问题经常被同学欺负,逼得我有一次找上门去,要揍那小子。他毕业后似乎除了插队,也别无出路。妹妹更惨,办病退都还没办成。父亲定期发疯,母亲又被逼得成了心因性精神病,迫害妄想。压断骆驼的脊背,只差最后的两根稻草。

    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我当然不能错过机会。考得不理想,但仍比录取线高出四十多分,可是,连师范学院都没我的份。我不解其故,到处打听,招生办只说我是“身体不合格”。我的“身体不合格”,其实是病历造假,我不能直说那是假造的。后来才知道,其实是因为我得罪了管片的民警。此人大模大样惯了,有一次,进得门来往沙发上一坐,就开始审我。几句话不合,被我骂了出去。这在文革那个恐怖年代,也算是绝无仅有。那个北大家属委员会左得厉害,两下里合谋,给我档案里塞了一大堆假材料,共五大罪状。

    为高考录取的事,前前后后跑了好几个月,直到七八年三月。这天,我去家属委员会询问原委,只告我别再跑了,没有希望了。我心灰意懒,到母亲那里吃午饭。母亲很关切地问情况,我只说没希望了。母亲半晌没说话,最后,她认定是因为父母的问题影响了我。我担保说不是。她不信。

    母亲这时精神状况已大有起色。我常去她那里,长时间地跟她谈心,剖析她这一生坎坷的原因。有一次说得她泪流满面,半天才迸出一句话:“我真是自作孽啊!”我安慰她,以后情况都会好起来,劝她别太难过。我想托人给她找个代英语课的工作,她很高兴。但是,这不是容易办到的。我自己找代课的职位尚且难上难,更何况她一个身体畸形的半残老人?她怯生生地问了我几次,我说还得等等,后来她也就不再提起。她肯定也为自己的身体畸形痛苦万分。

    我误以为母亲的精神状况大体已经康复,自己又在忙高考,忙找工作,又得侍候父亲(出狱后的父亲另住他处),对她很难照顾周到,只能有时抽空去匆匆坐上一会儿,无暇与她长谈。我每次去,临走她都依依不舍,问我下次什么时候再来。

    这天的午饭,后来回想起来,才知道母亲已下了决心。这顿饭她完全是在拼命强咽,像在嚼蜡,面色灰白。我问她要不要我骑车带她去医院看看腿(小弟告我她大腿麻木),她摇头拒绝。饭后,大家无情无绪。我说要走,母亲才如梦方醒,送我出门。她站在楼梯口上,嘴唇和手都在微微颤抖,声音凄楚地照例问我什么时候再来,我说就在这两天吧。她站了一会儿,看我下楼,然后猛地回身,进屋去了。我这个粗心的傻瓜,竟然一丝一毫预感都没有!

    第二天,我到底不大放心,特地去科学院中关村糕点部买了几样比较精致的西式糕点去看她。一进屋门,出来的是邻居,北大物理系教师唐健正。我问我妈呢?他看我平静的样子,很惊讶,问我:“你没接到小弟的电话?”我说没有啊,什么事?“你妈出事了。”我一听大惊,忙问怎么回事?她人在哪儿?及至听说母亲已自缢,我一下靠到柜子上,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小弟回来后,告诉我大概情况。是他把母亲的遗体解下来,放在床上的。一会儿妹妹也来了,三个人相对无语,我是全然麻木了。一会儿,公安局来了人,忙前忙后,问话。他们走后,过了总有一个小时,我站起来,说要去看看,弟弟妹妹赶忙阻挠,说太可怕了,叫我别去看。我猛地用力推开他们,冲进母亲的卧室,跪倒在她床前,掀开她脸上盖的毛巾。母亲脸上一块块青紫,嘴角还有淤血。我紧握住母亲已经冰凉的手,放声大哭。直到系里来了人,把我拉开,把母亲的遗体抬走。她的指甲缝里留有一些血迹,我从未问过别人,但我相信那是她临终挣扎时,用手抠绳子造成的。

    在母亲的书桌上发现了她用颤抖不止的手写下的几句遗言,是留给小弟的。很平静,很简单,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有,只说到政治生命最重要,其他都是身外之物,让小弟“紧跟华主席,永远干革命”,嘱咐把她的退还工资及存款五千元全部上交国家。

 

bathball·巴思柏:当年最好的朋友周舵

 

    西谚云:“要想失去你的朋友,你就借钱给。”其实还有比这更糟的。你只须写一篇回忆录之类的文字拿去发表。
  “朋友”的含义,照一般国人的理解,就是自认为有权向你要求最惠国待遇的那些人。你对他不可以平等相待,不可以像对待众人一样对待他;要有特殊照顾,要给他某些特权,比如说,借给他的钱不及指望他会还;你的追忆录中不及包蕴他以为对他倒霉的、有损他光泽形象的内容,哪怕这些内容都是确切不移的真相,也不行。总而言之,照中国人的见解,好友,便是自以为有权对你争执气的那些人。
  照我明白,追忆录的重要代价,就在于它的真实。不蓄谋地说谎,不有时地污蔑真相(人都有夸大对自己有利的真相,遮盖对自己倒霉的真相的潜认识),这远不算是到达了“真实”的要求。还要全面,要能反响事物的全貌。这就和好友要求最惠国报酬的主张生了根蒂的抵触。是要真实,仍旧要好友,你务必二者择一。并且,题目真正的重要性还不在于这某一个被你追忆到的好友。你的其他好友都邑从你对付某个好友的行径中闻一知十,从中得出某种结论。显然,要真实的效果,是对你大大的倒霉。
  关于好友与追忆录,我的话就先说到这里。笃信读者们自会得出恰当的结论。
  正如本文标题所透露的,墨客多多曾经是我最好的好友。只然而,我刚领会他的谁人时刻,他既不叫多多,也没有丝毫的迹象预示他会成为墨客。“最好的好友”的断言也是他下的,而且向众人广为引见。乃至,他的第一本诗集(用俊俏的钢笔字抄在一个像这日我们多见的贵客具名簿那么大的紫色封皮的硬皮本上)便是题献给我的,用榜样的墨客热情洋溢的诗意语言,宣称是“献给圣者周舵”。我推想,他厥后多数会为他这份热情懊悔不已。
  1969年一个晴暖的冬日。这个阳光亮媚的冬日至今如一帧照片明确地刻印在我的印象里——大略上午10点多钟,我正在我们赵庄子知青点的小厨房里忙着什么无关重要的琐事。其他知青都下地干活挣工分去了,我没有去,因为忘记了,倒如同蓄志留住来要迎接他似的。一位英姿勃发的小伙子从门外安然走进,自我引见是大淀头(离赵庄子十几里水路的一个村落)的北京知青,叫栗世征,“西木栗,寰宇的世,征服的征”,我听了一笑,心想这名字够狂的。栗世征穿一身干称身的旧戎衣(这是当年干部子弟盛行的装扮),眉清目秀,运动步履大方,言论得体,老练得与他的年龄绝不相称。要想不喜爱当年这位英气逼人的超群小伙恐怕不简单做到 ——大概家妹例外。初识之下,她就说他未免太老练油滑。女人自有她们的慧眼和私见。
  当时我方才从自惹的一个大繁难中脱身,坐了整整半年 186天的冤狱,从云南方境上的开远难民营辗转押送回安新县,遍尝了各色关押人犯地址的滋味——从难民营、把守所、学习班到省缧绁——最终以“无证明流窜”的罪名“教诲开释”。这对我真是趁火打劫。当时我怙恃以“特嫌”罪名双双人狱,我和弟妹三人一年多没有分文收入,除变卖产业外,多亏高中同砚谭甫成慷慨相助,才坚持到上山下乡的所谓“结业分派”,于是我和妹妹带着十一岁的弟弟落户白洋淀。身世欠好,不在屯子老老实实接纳贫下中农再教诲,反倒去自己惹一个蹲缧绁的大繁难,全不类凡人。这还不算,我不仅不夹着尾巴作人,还沾沾自喜,幸运有机遇增长这一番缧绁生存的贵重阅历,这一概讲来都让栗世征感想趣味。
  略略作了些相互引见,这位栗世征很快进人一个我从来没有琢磨过的话题——打第三次寰宇大战的或者性。在我的浅陋认识中,以为这是件只有疯子才会去做并且只有疯子才会去想的事。我已经忘记其时是怎么答复他的,但我可以肯定不是上面这句话。我肯定是抱着完全的耐性和诚挚与他认真讨论了一番。结论如同是:打不起来。固然我猜对了,不然这篇追忆录多数是没机遇写了。
  第二次碰面是春节回北京之后了。很快,我们就成了如前所述“最好的好友”。于是我就叫他的奶名“毛头”,不叫“世征”了。他把我引见给他一切的好友,他对我的热情洋溢的真心赞美让我既激动,又羞赧。他随处对好友们说,我是“仅次于上帝的人”,真让我万分难堪。这就像曹孟德说的,是把我“放在火上烤”。当年,曹操身边的人劝他当天子,那曹操便是这么说的。从那以后,毛头对我的这类考语就成了孙山公脑壳上的紧箍,叫我不敢越雷池一步。只许做功德,不许干坏事。不及辜负好好友的相信,不及玷污这圣贤的佳誉。赞美的威力,大过原子弹。
  毛头的好友圈子中,干部子弟居多,和我的好友圈子迥异。从小学到中学,我都生存在北大、清华的知识分子堆里,同砚和好友,知识分子子弟居多。离奇的是,我从小不喜爱知识分子子弟,宁肯订交工农和基层劳感人民的子弟。
  在北大、清华这种“万般皆下品,唯有念书高”的地方,工农子弟很吃不开。在老师同砚眼里,他们大多成效欠好,人格不端,是坏小孩、野小孩。为了我和坏孩子交好友,家父痛打过我的手心,警告我“无友不如己者”。家母在旁表现不悦,说是照这样交好友可就难了,你想订交比你强的,可他也“无友不如己者”,哪会来交你?幸亏,当时还不大讲什么“工农情感”之类的阶层门路,否则家父家母之间就会产生一场阶段态度题目的大风暴,一如厥后。
  上高中(清华附中)以后,对西方智慧、知识和灵魂生存的渴求,造成我和班里很多同砚之间代价观、审美兴趣的间隔。我和班上几位着迷泰西古典音乐的同砚,厥后在 “文革”中实在成为一群工农和革干子弟的斗争器材。但也正是泰西古典音告成为我和毛头之间最广阔的一座相同桥梁。他说,我是他的音乐嗜好启发者。到我家来听唱片,是毛头的大享福。当时我们都是听唱片,磁带灌音机在国都是极稀罕的物件。毛头大概是最早开始拥有灌音机的特异人物之一,多数拜其姐夫冯冀柏之赐。老冯是这方面的老手,通常能从寄售市肆弄到好器械。
  70岁月初,正是“文革”混争执气的昏暗期间,大概也只有我们插队知青这类没有单位、身处异地、非工非农的边沿人物,家里大人入狱的入狱,发配的发配,才有或者在群众专政无远弗届的大网中觅得少许闲隙,冒大危害偷听被政府严禁的“反动黄色音乐”,便是说,莫扎特、贝多芬的音乐。
  我和我新领会的北大的几位知识分子子弟,议决毛头领会的一群干部子弟,固然再有我们不领会的其他人,大概就成了“文革”以来国都最早的一批发热友。其时我们那种偷食禁果式的兴奋、亢奋和自豪,这日的发热友们是意会不到的。佛洛伊德说,愈是被严禁的器械愈是被人渴望,这便是人性,你硬要不信也终归徒然。
  再有便是放肆念书。同上所述,由于被严禁——当时除马列毛著作之外,中外古今人类所写下的绝大多数书本概在严禁之列——这些禁书就成为我们亢奋追逐的猎物。借到或不管用什么手腕弄一本好书,尤其是灰皮书、黄皮书和外国古典名著,我们会像一只饿急的狼逮着兔子,不仅焚膏继晷地一气读完,并且尽或者一句一句地抄下来。读(加上抄)书使得手臂酸麻、两眼昏花、面有菜色,这等田产当前怕未几见了。
  由于怙恃双双入狱这种相当格外的境遇,在结识毛头之前,我曾倍感寂寞。向日的好友、同砚,多数自顾不暇,更怕沾上我家的幸运运,已久不往来。白洋淀没文化的老乡大多数对我和弟妹都很和睦(据我的阅历,当时受教诲越多的农人人性越恶),我们也回报尤其的感谢,但那离灵魂上可以沟通共鸣的“好友”还差得远。为了抗拒老乡们晚饭后串门闲聊的风气,我乃至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宿舍门上贴纸条:“念书时间,请勿打搅。”这在其时具体便是公然造反。但我做了,坚持做下去,天也没塌地也没陷。
  最痛楚的是无书可读,乃至根蒂读不了书。当时读一个小时的书就会头昏眼花,难以为继。我还以为是神经虚弱,厥后才知道是由于过度缺乏卵白质,大脑拒绝劳动,歇工了。纵然云云,我仍旧搏命挤时间念书。别的书没有,总还可以读马列著作。毛选是关在牢里早就读了多遍。
  好友、书、音乐,对我是如氛围水分一样的维持生命的基础元素。但在重视野蛮、愚笨的谁人昏乱期间,我只认为整其中国事在专门与我这样的人作对。你喜爱的一样都不给你,你不喜爱的悉数要硬塞给你,你敢不从,随时会有飞来横祸。那是一个智者优秀者的阴间,愚者低下者的天国。偶然,我会坐在白洋淀边的小木船上,呆呆地瞪着澄清见底的湖水,恨不得一头扎进水里,默默地躺在纯净的湖底永世不要再瞥见这个混账透顶的寰宇。
  终归再有一些支撑自己牵强活下去的器械,此中包罗毛头,和议决毛头领会的小三(张小军,北影名导演张水华的儿子)等少量难得的好好友。他们对我的那份发自本质的慷慨友谊,成为我其时昏暗失望的本质中最充裕的一片光亮。
  1972年,毛头猛然写起诗来,让我大吃一惊。他们谁人大淀头村竟然冒出三位大墨客(毛头之外再有芒克和根子),这种成批生产墨客的屯子公社,恐怕环球稀有。其中原委,遵照早已嘱咐的“为尊者讳为好友隐”的原则,我麻烦多言。
  我其时因此颇为挑剔的生手眼光对待这些最早的“隐晦诗”。以我这种重视古典的审美兴趣,我对毛头的诗只能接纳一半。方法上,我坚持无韵的不及叫诗;内容上,我当时还不及接纳他们某些大胆直露的笔墨。固然,我说得客气,只道自己“不懂”,但以毛头的聪明敏锐,岂有不明之理。这想必让他有点伤心。大概便是从他写诗开始,我们之间基于协同的古典审美情趣的纯朴友情有了裂缝。我向他举荐罗素,三番五次,他根蒂就读不下去。他大捧萨特,我牵强读了,但绝不喜爱。
  墨客不光是是生产诗的人。遵从墨客们自己以及酷爱墨客的人们的明白,墨客还得有一种异于凡人的气质和生存体例。据我的贴近察看,概略上说,烟、酒、女人和装疯卖傻,是墨客气质的四大概件。这四件缺少一件,别人就会认为你不像个墨客,而后墨客自己也会羞赧起来,赶快去想法补上。总之,是要把自己弄得愈是不类凡人,便愈好,愈像墨客。
  我得直截了本地说,我以为这一套压根儿便是小儿科。以我鄙意,墨客是天生的,能不及写出好诗,与上述四样毫无联系关系。你要是墨客,蹲大狱十年照样诗如泉涌——众所周知,你想在牢狱找那前三样器械,便是天天去舔捕快大爷的脚指头,恐怕也难(当前固然另说);你要不是墨客,哪怕天天泡在酒缸里也是徒然。
  (同理,很多中国人生产一种昏话,什么不饮酒不像须眉。原来你要是个须眉,滴酒不沾照样豪杰;你要不是,终日泡在酒缸里也然而是个醉翁罢了。乃至更糟。)
  哀痛的是,毛头听不进我这套天才论。我绝不是说他没有墨客的天份,一致,他足够。我只是含蓄地劝他写诗就写好了,不用操心去装扮什么墨客气质。没有这份气质的善人尚且经不住那四样毒药的迫害,倘使天生就有墨客气质,既是说,天生就带点疯傻,可想而知,有好结束者几稀。果真被我厄运言中!
  眼看着毛头一年一年在变,变得与芳华期间愈去愈远。我得说,是形成杂乱无章,无缘无故、混争执气。这一半是萨特之流左派“行家”的迫害,一半是由于吸烟酗酒。没过多久,就把毛头的身心强健实在彻底毁掉了。这些身心病态的具体事例我绝不讲——我不计划出卖好友。总而言之,通过多数呕气、融洽、碎裂、又融洽的曲折(每次都是我主动寻求调和),我终于忍无可忍,1987年的春节,他在我家大概酒疯,被我当众撵了出去,往后再无来往。
  这事让我痛楚莫名。几多回忆要再次寻求调和,思之一再,最终仍旧撤消了想法。有什么意义呢?倘使在一起只有悲伤活,这好友再有什么交易的代价?
  往后,我听见“墨客”两字就头大。1993年我在美国,正遇上顾城杀妻后自杀的丑闻。很多好友打德律风跟我提及这事,叫我大惑不解的是,一片可惜之声,没有一个体替谢烨说句公正话。在中国的文人看来,宛如墨客是一种可以享有杀人而不受指责的特权人物,应当尊敬再尊敬,宽容再宽容。气愤之余,我立刻写下那篇责备顾城的笔墨,交给香港《明报月刊》宣布。幸亏没有几个墨客读到那篇文章,否则我可把他们都冒犯惨了。
  这日,当我写下这篇笔墨的时刻,对我这位当年最好的好友,撤除满心的怜惜之外,仍旧不由得要冒出一股无名火。与其说这是对着他的,不如说是对着很多相同的中国知识分子。照我看,中国百年来的大灾难,基础上都是知识分子(额外是具有墨客气质的那一局部)所为。他们自命精英,原来满脑壳浆糊,连基础知识都不具备。好比说,不疯比疯好,强健比病态好,这应当是知识吧!中国的知识分子偏偏要反过来说,疯比不疯好,病态比强健好;不仅自己病,不疯的也要想想法疯,并且不到搅得中国人悉数疯掉不算完。却是老实天职的劳感人民,虽说知识未几,最少不疯,有强健人的知识,包罗慈悲和怜悯心在内。以是我说,最恐慌的不是无知,是编制化知识化的私见偏执,那种器械十之要把人逼疯,把寰宇搅得鸡飞狗走。
  多年来,我不厌其烦地向人举荐罗素、马斯洛、弗洛姆、丹尼尔贝尔·利普塞特和乔凡尼·萨托利,不光是由于他们超群的智慧,也由于他们健康的品行和理性。无论看待个体、社会以致寰宇和人类,身心的强健都是太重要了。正本,我们每个体多多极少免不了都有病态,假使我们不仅不去想法填补,反而蓄志有时地作贱自己,把自己搞病、搞疯,要想让大众不幸运,这寰宇稳定套,那才叫怪。照我看,不吸烟、少饮酒、读好书、听古典音乐,离那些煽风点火、走非常、教人放肆的坏事歹徒只管即便远一点,身心的强健庶几能多一点,好一点,虽说这也并不及确保我们就不会抱病。这是我看够了身边的一些好友,不仅不照这样子做,乃至反其道而行之,由装疯卖傻而病态,由病态而衰落,由衰落而变得索然无趣,自己活得没有了兴趣,更让身边的人生厌扫兴,即是生坑了自己,这些凄惨的悲剧让我不及不提示那些玩艺术的额外是玩诗的好友(以及推崇艺术家推崇墨客和明星的追星的好友):真疯真傻也还结束,装疯卖傻就请免了吧!
  时时时,我还会冒出一个傻乎乎的想法:这毛头要是那年根蒂就没写过诗,那可该多好!我笃信,他至今仍然会是我们芳华岁月的印象中谁人幽默、强健、口若悬河、才气横溢,有着说不完的好处,总而言之,一个光亮四射、魁力无限的,极超群的人物。平心而论,以个体魁力言,毛头在我那些出色的好友当中也属未几见。“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弗成活。”他厥后的身心衰落,多数是咎由自取。
  如今说这些话,是太晚了——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是太晚了。我当年苦苦规劝,他自我辩解的原由之一是,为了神圣的诗歌创作,不吝支付任何价钱。笃信会有不少人为此深受激动。但在我看来,这话具体混账到了顶点。我的坚定态度是:除了人自己——每一个活生生的个别的生命、强健、快乐和自由成长——之外,世上根蒂就没有什么其他值得不吝支付任何价钱去追求的对象。脱离这个基础的人性主义态度,百般各类冷漠残暴的主张都可以趁机而入,人类的整个伦理品德体系都邑彻底坍台。
  纵然已经太晚,我仍旧期盼毛头能听见我重述这一态度。
  在我内心,当年谁人可爱可敬的毛头早已死去。留住的,只是一段悲戚不已的、抹不去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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