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父亲常批评我好高骛远。现在想起来，“知子莫若父”，还真是这个毛病一直伴随我到今天。
从高考说起吧。我那时候已经当了6年工人，听到高考的消息已经离考期只有一个半月，但是我激动莫名，连忙跟教育部写信，推荐比例一定要大一些以便于选拔人才（结果是自愿报名），接着请了一个月的假到姑姑那里去复习，还每天写一首诗。结果虽然把高中的课程都看完了，却没有做一道习题，导致第一年高考落榜。第二年又激情满怀地投入复习，父亲看我那样痴迷，劝我实际一些，多少年的学生一起应试是群英荟萃，你这个没有学什么东西的初中生行吗？我还是不顾一切地努力，虽然上了线对录取学校并不满意。
再说大学，那时候别人都在那里努力功课争取名次，我却一头扎进图书馆，去通读什么《医学革命论》，还在那里写一些不合时宜的批判性论文。后来又搞什么医学辩证法，为帮老师完成书稿还弄得《推拿学》的考查课不及格，连忙托大桥找老师说情才让我勉强过关。
再说毕业分配吧，因为找了个师姐而不想回到家乡（找师姐就是为了离开家乡），在武汉东奔西忙地找工作。学了五年医却去联系什么市委党校、建工学校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自讨没趣是必然的。
研究生毕业留在母校附属医院，刚刚干了两年临床就跳槽到研究所去创办杂志、编书和进修实验室，并且初到伊始就当着所长的面说什么“接他的班”（1992年春在广州参加全国病毒性肝炎会议，王老师请客有他的大弟子集普、陈新和我，他们问我怎么打算，我就说了接班的话，因为他们的目标都是出国，结果自始至终没有接上）。
来到深圳，等了两年才当上科主任，干了不到3年就又想移位，柯兄、大桥劝了几次也没有成功，终于到现在保留了一张办公桌混日子。虽然这几年也做了一点事情，但毕竟连个地盘也丢了，甚至连并不实际的学会职务也在一一放弃，每天对着电脑写博客。
一路走来，一路的好高骛远，一路的不合时宜，但实际上我是个满怀激情的人，失乎？得乎？似乎永远也说不清楚。不过我相信我的一句老话：一个人现实得到的生活，就是他内心深处追求的生活，无论他是否对自己满意。
又，刚才读昊旻的博文“把工作当成一种修行”，我在文后留下了一段文字，也保存在这里：“工作，读书，写作；亲情、友情、爱情；自尊、自爱、自信——这样的人生，只要你追求，就能够获得；但是很多人并不去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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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授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