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晚上，我们民盟罗湖卫生支部组织生活，大家热议了一番电视连续剧《张澜》之后，市五医院的顾主任讲起了一段文革旧事。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1966年8月18日，我们是同一批到天安门受到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那时候，全中国亿万民众都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现场广播：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现场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真没有想到，‘宋要武’这个名字，后来变成了红卫兵的一个符号！”

    回来后，我在网上搜索了“宋要武”，原来两天后，8月20日的《光明日报》、《人民日报》都刊登了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她突然想到“应该让毛主席也参加我们的红卫兵”，于是找到主持大会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想献给毛主席一个红袖章。在过去集会上，经常有给毛主席戴红领巾的事情，所以工作人员也就很痛快地把她带到毛主席身边。

宋彬彬写道：“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取了个有伟大意义的名字。回到家中，我心中一直不能平静，耳边总回响着毛主席的声音：‘要武嘛。’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使我看到了自己离毛主席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于1968年被指为专事打砸抢的“联动”头目受审，革命干部的父亲被打倒后，到内蒙古草原做牧民。多年后，以工农兵学员身份，到东北一大学学习地质专业，于八十年代初到美国波士顿读书，并取得博士学位。当人们在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里看到宋彬彬始终在阴影中回忆往昔的那个片段，似乎她真实的面孔和表情，已被时代的喧嚣所淹没。对于身经那个时代的我们来说，见过太多比这更刺激、荒诞的，但这或许已再好不过的表现了那个时代、那种体制下最显著的特征——个人价值、个人的独特性微不足道，随时可以更改、被替换。而替换它的理由，通常是国家的利益、革命的需要，或全人类的愿望、历史的规律。那些批斗自己的老师，背叛自己的亲人，毫不怜悯的殴打陌生人的少年，与其说来自他们内心深处的邪恶与丑陋，不如说是青年人的狂热和盲从。

如今，这一幕都翻过去了，我不知道应该进一步反省还是应该淡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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