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黄龙祥. 筋病刺法的演变与经筋学说的兴衰. 中国针灸，2023，43（08）：855-867

摘要：梳理筋病刺法的源流，发掘出其兴衰背后的根源，对于筋病刺法及其理论经筋学说的继承与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采用语境分析、整体考察、实践检验的方法，解析“筋”“经筋”“筋急”“结筋”等筋病刺法及经筋学说基本概念，特别是对当下学术界争议最大的经筋病候治则治法涉及的3个关键概念“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进行了深度考察。厘清筋病刺法的范畴及主要刺法术式，并重点考察“燔针劫刺”“贯刺法”的起源，探讨争议较多或长期被忽略的“内热刺法”“贯刺法”“挑刺法”“分刺法”“募刺法”的演变。最后从筋与脉的关系、干针疗法与筋病刺法的异同分析入手，探讨经筋学说未来发展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及解题思路，以供针灸学理论创新之参考。

筋病刺法的形成、传承与经筋学说的兴衰息息相关，认真梳理筋病刺法的源流，发掘出其兴衰背后的根源，不论是对筋病刺法的继承与发扬，还是对经筋学说的守正创新，都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1 概念辨析

概念辨析要做到有意义且富有成效，须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相关联的概念须整体置于原有的语境之中考察，才有可能得到唯一解，再经古今实践的检验加以确认。例如经筋病治则治法的 3 个关键概念“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如果单独分析，可得出多种不同的解说，且都能言之有理、高下难分。再如，考察筋病刺法的源流，离不开《黄帝内经》（本文所引《黄帝内经》皆指传世本《素问》《灵枢》，与《汉书·艺文志》所记“黄帝内经”不同）刺法标准专篇《灵枢·官针》篇，如果不能读懂该篇的性质和编撰体例，就不可能明察有关筋痹的定式刺法“恢刺”“关刺”的关系，或长期重蹈误读的覆辙而不自知，或陷于无休止的无谓争论而不能自拔。

1.1 筋 筋膜（膜筋）

单言“筋”，统指肌肉及其附着结构，且包括包裹肌肉的外膜。

经言“筋有结络”，今检《灵枢·经筋》篇十二经筋所“结”之处为肌肉的附着结构，这些结构在现代解剖学被细分为肌腱/腱膜附着、筋膜、韧带、关节囊等，而在经筋学说中统称“膜筋”，归属于“筋”。

从十二经筋病候看，出现最多的病症名为“转筋”（共计 15 次），“筋急”有 7 次，皆为肌肉肌腱的挛急，其中按人体部位命名的“筋”名，如“项筋”“腘筋”“腹筋”“颊筋”“颈筋”，也为肌肉及其附着结构；其余病症为筋纵、筋弛、筋痛，均为肌肉及其附着结构的病症。

再从针灸腧穴定位及主治中出现的“筋”字看，《黄帝明堂经》腧穴定位文字中“筋”出现 19 次，其中解作肌腱者 13 次，解作肌肉者 6 次；主治病症中所见之“筋”字为筋急、筋缩急、转筋、筋挛、筋痛、筋痹，与《灵枢·经筋》所载经筋病候大同。

如特指筋之“膜”，则曰“肉肓”“筋膜”“膜筋”（又写作“幕筋”“募筋”），杨上善曰：“‘幕’当为‘膜’，亦幕覆也。膜筋，十二经筋及十二筋之外裹膜分肉者名膜筋也”（《太素·人合》卷五）；又曰：“膜者，人之皮下、肉上膜肉之筋也”（《太素·五脏痿》卷二十五）；亦曰：“肉肓者，皮下、肉上之膜也”（《太素·胀论》卷二十九）。

《素问·痿论》曰：“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脉，肝主身之筋膜”，林亿等引全元起注曰：“膜者，人皮下、肉上筋膜也”；又曰：“肝气热，则胆泄口苦筋膜干，筋膜干则筋急而挛，发为筋痿”，杨上善注曰：“膜筋干为挛”，可知上两处经文“筋膜”的用法皆与“膜筋”同。

可见，“筋”不仅指“肉”，还包括包裹肉的外膜；不仅是躯体之膜，还包括内脏之膜。“筋膜”“膜筋”“肉肓”皆指躯体的筋之膜，相当于现代解剖学的肌外筋膜，即杨上善所说“膜肉之筋”；内脏的筋膜曰“肓膜”，包括包膜、隔膜、系膜、韧带等。也就是说，经筋学说的“筋”与现代解剖学“筋膜”概念不完全对应，最大的差异在于现代医学之“筋膜”不包含肌肉，而中医以肌肉与其包膜为一体。

唐代王冰用一句话对“筋”的结构与功能作了高度概括：“维结束络，筋之体也， 纵卷舒，筋之用也”。所说筋之体“维结束络”指肌肉及其附着结构的特征，筋之用“ 纵卷舒”是指肌肉的舒缩功能。

1.2 经筋 筋急 结筋

借助于筋“结”的连接，呈上下纵向走行的“筋”形成有机联系的整体曰“经筋”，这类大筋在《灵枢·经筋》共十二条曰“十二经筋”。筋与经筋的关系犹如脉与经脉的关系。

筋急、结筋，皆为“筋”之病理性概念。

筋急，指筋中寒邪而挛急处。筋急包括阳筋急和阴筋急（又曰“内[筋]急”），躯体症状主要由阳筋急引起，而内脏症状由阴筋急引起。《灵枢·经筋》十二经筋病候主要为阳筋急的症状，其表现形式主要包括“支”“反折”“转筋”“瘛”等。

“筋急”日久不解常形成硬结曰“结筋”。凡“结筋”之处筋必急，如《灵枢·经筋》所言：“所过而结者皆痛及转筋”，故可用“筋急”统括“结筋”。

隋代官修医书《诸病源候论》于“筋急”条目外，另有“结筋”的明确定义：“凡筋中于风热则弛纵，中于风冷则挛急。十二经筋皆起于手足指，循络于身也。体虚弱，若中风寒，随邪所中之筋则挛急，不可屈伸……体虚者，风冷之气中之，冷气停积，故结聚，谓之结筋也”[1]。

“结筋”，今天的针灸人多作“筋结”，一方面与古代病症术语标准化成果不相接续，另一方面《黄帝内经》所说“筋有结”“筋有结络”皆为筋之生理性概念，故不论从历史还是逻辑的角度考量，皆不及“结筋”一词严谨、达意，故本文统一用“结筋”作标准名，不用“筋结”表达筋急而结的概念。

当代西方干针疗法的核心概念肌筋膜激痛点（myofascial trigger points，MTrPs）一般分布于肌肉起止处、肌肉肌腱结合处、肌腱附着处，触诊时可扪及肌紧张带（taut band），内有结节（nodule）。可见“激痛点”（又译作“触发点”）概念与经筋学说的“筋急”“结筋”一脉相承。

1.3 燔针劫刺 以知为数 以痛为输

《灵枢·经筋》篇于十二经筋病候下皆重申经筋病的治则治法“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一句经文包含了 3 个重要概念：“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只有将三者放在一起讨论，且置于古今临床刺筋急、结筋这一特定背景下考察，才有可能求得经文的本义。

上述 3 个概念中，似以“以痛为输”最简单，今人的解读争议也最少，即以痛处为针刺点。然而，在《灵枢·经筋》篇已明言针刺治疗经筋病以“筋急”处为输，在《灵枢·官针》《素问·调经论》篇又反复重申了这一取穴原则，不仅针法治筋痹须刺“筋急”处，《灵枢·经筋》以熨法治筋痹同样强调“以膏熨急颊”“膏其急者”，则该篇针刺治痹“以痛为输”不能与其反复强调的取穴原则相悖。由此判定，“以痛为输”概念中之“痛”字有特定的含义，只有将其置于经筋病诊疗的特定语境中，其本义才可能显现出来。

关于经筋病或肌筋膜疼痛的诊疗，古今中外有一条经验共识：于筋急处寻按最痛点，以此为输刺之疗效最佳。此最痛点，即元代《针经摘英集》所谓“正痛”点。

何谓“正痛”？

清代《针灸易学》更有详述：“先治周身疼痛多矣，必病人亲指出疼所，即以左大指或食指爪掐之，病人啮牙咧嘴，惊颤变色，若疼不可忍，即不定穴也，即天应穴也。右手下针，疼极必效”[2]28。

干针疗法则更进一步指出：“现在看来，最可靠的激痛点诊断标准是可触摸之紧绷肌带内的结节处存在剧烈压痛”（presence of exquisite tenderness at a nodule in a palpable band）[3]111。

传承《黄帝内经》筋病挑刺法的民间针挑疗法，用挑筋法治疗筋急痛证，在针挑点的选择上，同样强调选取筋急最甚、最痛点。

从以上共识，结合《黄帝内经》经筋病的取穴原则，可确定“以痛为输”概念中的两个要点：其一，须在筋急处按得最痛点，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疼痛，如有多处筋急，应于挛急最甚处按寻最痛点；其二，如只有“痛”而无筋急则非其输也。

“以痛为输”，即元代《针经摘英集》以“正痛”处为输，清代《针灸易学》以“极痛”处为输。当针尖触及某点时患者痛不可忍，而针尖从此点稍稍移开则痛感大减，即以此针尖所触痛不可忍点为输也。

“以知为数”何解？

通检《黄帝内经》全书发现，以“知”为数、为度者，系《黄帝内经》作者常用的表达句式，例如：

气在于头者，取之天柱、大杼；不知，取足太阳荥输。（《灵枢·五乱》）

审按其道以予之，徐往徐来以去之，其小如麦者，一刺知，三刺而已。（《灵枢·寒热》）

先其发时如食顷而刺之，一刺则衰，二刺则知，三刺则已。（《素问·刺疟论》）

治之以鸡矢醴，一剂知，二剂已。（《素问·腹中论》）

饮以半夏汤一剂……饮汁一小杯，日三稍益，以知为度。（《灵枢·邪客》）

古典医家中明初楼英的解读最近于《灵枢·经筋》篇“以知为数”本义：“以知为数，以痛为输者，言经筋病用燔针之法，但以知觉所针之病应效为度数。”

何为“知觉所针之病应效为度数”？

清代《针灸易学》曰：“下针，疼极必效”[2]28。

谓行针触及最痛点时，针则“必效”。

明代《针灸经验方》曰：“贯刺其筋结处，锋应于伤筋则酸痛不可忍处，是天应穴也。随痛随针，神效”[4]。强调针尖刺准有病之“筋”则病者“酸痛不可忍处”，针则“神效”。

当代《肌筋膜疼痛与功能障碍：激痛点手册 第一卷 上半身》载：“受到充分刺激时能引发肌纤维的局部抽搐反应（local twitch response，LTR）”[3]1，“进行激痛点注射（trigger point injections）之前，要先通过触诊准确定位激痛点，再根据针头引发的疼痛与局部抽搐反应确定针头刺入的精确位置”[3]87。即以引出局部抽搐反应作为疗效判定和是否准确针刺到 MTrPs 的判断标准。Hong[5]认为当这些 LTR 被激发时，干针是最有效的。MTrPs 干针针刺需要针反复穿刺，并且调整针的刺入深度、刺激的量和力度以引发 LTR。

精准刺及筋急、结筋最痛点，患者酸痛不可忍，同时伴有局部肌肉抽搐反应，此痛不可忍的痛点即为正输；此病者“痛不可忍”的感觉及医者针下肌肉抽搐的针感即为“知”，“知”则疗效最佳，故以此为度。

刺中筋急处最痛点，患者痛不可忍而强刺之法即为“劫刺”，可推知“燔针劫刺”法之“燔针”当为先针刺后烧针。若是先燔针，针被火烧后，刺入肉体迅速冷却针尖会变得涩滞，反而不利于施行反复快速提插的操作，以引出患者痛不可忍的肌肉抽搐反应。

此时再回过头来看“燔针劫刺”的诸家解读，吴鲁辉的解读最近经文本义：认为宣蛰人教授创立的密集型银质针刺法，以多枚粗银针在病变软组织附着处的骨面上进行小幅度捣刺，引出酸、胀、重、麻等强烈的针感，刺后在针尾燃艾绒加热，可以引起患者难以忍受的感觉。此乃“燔针劫刺”之义[6]。

2 筋病刺法概说

《灵枢·经筋》篇十二经筋病候下皆以“痹”总括之，则经筋病可归属于筋痹，故杨上善曰：“十二经筋感寒湿风三种之气，所生诸病皆曰筋痹”（《太素·经筋》卷十三）。筋痹又属于痹，则经筋病刺法实际包括针对筋痹的专用刺法和针刺痹证的通用刺法，主要有内热刺法、贯刺法、挑刺法、募刺法、俞穴刺法、分刺法及其延伸刺法。

这些刺法与筋病诊疗理论构成有机联系的整体，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点。

2.1 筋刺之理

《黄帝内经》论筋刺之理集中在《灵枢·经筋》篇，详细记述了十二条经筋所起、所结、所止的走行分布，并论述了经筋的功能以及经筋病候、病因病机、治则治法，即今之所称“经筋学说”。

十二经筋之所“结”处既是诊筋之处，又是刺筋病之所，故知筋“结”之所在，不论是对筋病的诊断还是治疗都至关重要。

有了十二条标明“结”点经线的连缀，“筋”在古人眼中不再是一块块孤立的“筋”，而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各部出现的各种症状均由病变之筋“筋急”“结筋”所致，解除筋急则所有病症即可消解。

十二经筋病候主要为筋急所致的沿筋部位的疼痛和功能障碍（以运动功能障碍为主），以及某些内部筋膜挛急引起的内脏病症。

关于经筋病的病因病机及发病特点，《灵枢·经筋》篇有总的论述：“经筋之病，寒则反折筋急，热则筋弛纵不收，阴痿不用。阳急则反折，阴急则俯不伸”。

虽言筋病的病因有寒有热，其病表现为筋急和筋纵的不同类型，但《灵枢·经筋》篇所论经筋病候以中寒筋急的病候为主，且以躯体筋急的病症为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筋病诊疗水平的体现，或者说是当时针刺治疗筋病实际应用的反映。

关于寒邪引起筋急的具体病机，《素问·气穴论》曰：“积寒留舍，荣卫不居，卷肉缩筋，肋肘不得伸，内为骨痹，外为不仁，命曰不足，大寒留于溪谷也”。是说大寒留于分肉溪谷之间，气血不能行于其间而致筋急，此与痹证的总病因病机相通：

风寒湿气客于外分肉之间，迫切而为沫，沫得寒则聚，聚则排分肉而分裂也，分裂则痛。（《灵枢·周痹》）

寒留于分肉之间，聚沫则为痛。（《灵枢·五癃津液别》）

正是基于这一痹证的总病机，刺分肉之间的“分刺”法才成为治疗痹证的通用刺法，筋病刺法中也才发展出刺筋外分间的诸多定式刺法。

治则从病因病机出，治法从治则出，已知筋病的病因病机为中寒筋急，则总治则治法为：刺寒痹者内热，熨而通之，引而行之，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

关于此条总的治则治法，在《黄帝内经》其他篇也有散在论述：

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灵枢·九针论》）

病在筋，调之筋，燔针劫刺其下及与急者。（《太素·虚实所生》卷二十四）

焠刺者，刺燔针则取痹也。（《灵枢·官针》）

从这些一以贯之的经文不难看出，“熨”“燔针”的内热法，以及“引”法是治疗痹证的常规治法，或称标准治法。论针灸治痹的专篇《灵枢·周痹》论“众痹”的针刺治疗原则曰：“熨而通之，其瘛坚，转引而行之”，是对“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治则的进一步诠释；《灵枢·寿夭刚柔》在论药熨法治寒痹曰：“以熨寒痹所刺之处，令热入至于病所，寒复炙巾以熨之，三十遍而止。汗出，以巾拭身，亦三十遍而止。起步内中，无见风。每刺必熨，如此病已矣，此所谓内热也”，此为“内热”法的注解。

基于上述治则及古典针灸“诊-疗一体”的理念，《灵枢·经筋》篇诊察“筋急”以知经筋之病，而经筋病候皆于筋急处以“燔针劫刺”治之，筋柔气顺而有效。如果再配合按摩牵张之法，疗效会更稳定。

临床应用还须因病因人而有以下具体的治疗原则：

（1）刺布衣者，以火焠之。刺大人者，以药熨之。（《灵枢·寿夭刚柔》）

（2）焠刺者，刺寒急也，热则筋纵不收，无用燔针。（《灵枢·经筋》）

以上两条治则体现了中医针灸诊疗辨证施治、因人而宜的特点。热证不用燔针，热熨与灸法也在当禁之列。

（3）转筋于阳治其阳，转筋于阴治其阴，皆卒（焠）刺之。（《灵枢·四时气》）

（4）转筋者，立而取之，可令遂已。痿厥者，张而刺之，可令立快也。（《灵枢·本输》）

（5）伤于热则纵挺不收，治在行水清阴气。（《灵枢·经筋》）

此为宗筋纵而致阴挺不收的治则，具体的定式刺法的规范“去爪（瓜）法”见《灵枢·刺节真邪》。

（6）其为肿者，复而锐（兑）之。（《灵枢·经筋》）

此与《灵枢·四时气》刺肿法及《灵枢·官针》刺痛痹的“报刺”法皆一脉相承，后世刺“结筋”的贯刺法的操作也同此。

（7）在内者熨引饮药。（《灵枢·经筋》）

募刺法是治疗内筋急的特效刺法，此处只言“熨引饮药”，而未提及募刺法，提示《经筋》篇完稿时，募刺法尚未成熟，没有获得足够的临床应用。

2.2 筋刺之法

不论是筋痹的专用刺法还是痹证的通用刺法的规范，在《黄帝内经》论刺法规范的专篇《灵枢·官针》皆有系统的论述，因此研究筋病刺法必须先读通此篇。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黄帝内经》的作者编辑《灵枢·官针》篇时没能认真考辨当时传世的汉以前刺法源流，而是将不同时期、不同医家总结的刺法标准汇编成篇，某些相同的刺法以不同术语编入不同的类别下，例如篇末所载 5 种刺法与前面的定式刺法是重复的，只是刺法名称不同而已。所谓“半刺”即九变刺之“毛刺”；“豹文刺”即九变刺之“经刺”“络刺”；“关刺”即十二节刺之“恢刺”；“合刺”（传世本《灵枢》误作“合谷刺”，今从《太素》作“合刺”）即九变刺之“分刺”；“输刺”即十二节刺之“短刺”“输刺”[7]254-256。

澄清《灵枢·官针》篇的性质，理清篇中所载各刺法标准的关系之后，可确认其中刺筋病定式刺法如下。

（1）焠刺。此为治疗寒痹的通用刺法，在《灵枢·经筋》篇用作治疗因寒筋急而致筋痹的专用刺法，曰“燔针劫刺”，属于内热刺法。

（2）报刺。报刺者“刺痛无常处也，上下行者，直内无拔针，以左手随病所按之，乃出针，复刺之也”，也可作为分刺法临床应用的一种术式：“凡痹往来行无常处者，在分肉间痛而刺之”（《素问·缪刺论》）。

（3）恢刺。又名“关刺”，为筋痹专用刺法，属于挑刺法类。

（4）分刺。为痹证的通用刺法，自然也治筋痹，《黄帝内经》刺法标准的临床应用篇《素问·长刺节论》针治筋痹，正是“刺分肉间”。

已知《黄帝内经》“筋”指肌肉及其附着结构（肌腱/腱膜附着、筋膜、韧带、关节囊等），则刺分肉之间（深、浅筋膜之分）的“分刺”法无疑属于“筋刺”之列。

《灵枢·官针》篇中在皮、肉之间操作的诸法实由分刺法稍加变化而成，可视为广义的“分刺”。例如，斜刺分肉间而稍浅曰“浮刺”，以治肌急而寒；更浅者曰“直针刺”，以治寒气之浅者；分刺加左右多向刺曰“合刺”，以刺肌痹；分刺加多针刺，二针者曰“旁针刺”，三针者曰“齐刺”，四针者曰“扬刺”（又作“阳刺”），以应痹之小大新久之异。

如按当下学术界的观点，以刺筋外的“恢刺”（“关刺”）为筋刺的标志性刺法，则皮、肉之分的广义“分刺”法也可归属于筋病刺法。

（5）输刺。刺经脉五输穴及络俞。由于筋与脉密切相关，故根据脉之虚实而调脉俞也是治疗筋病的重要方法，诚如杨上善注《经筋》所言：“《明堂》依穴疗筋者，此乃依脉引筋气也”（《太素·经筋》卷十三）。

《黄帝明堂经》记载有不少主治筋急、筋缩急、转筋、筋挛、筋痛、筋痹的经穴，从手足太阳经治筋病要穴（表 1）不难看出，经穴所主病症与《灵枢·经筋》篇经筋病候相合，治筋病经穴部位与相关经筋所“结”处也相合，而经筋病的针刺部位“筋急”处大概率也落在经筋所“结”处，也就是说“筋急”与筋之“结”的关系犹如“应穴”与“经穴”的关系。只是在刺法上，不论“筋急”是否落在经穴处，都应采用“筋刺”法，而非“经刺”法。

表 1 《黄帝明堂经》手足太阳经治筋病要穴举例

（6）募刺法。既可刺挛急之内脏肓膜，也可根据需要刺脏腑之募，笔者将这类刺内脏肓膜及募穴的刺法称作“募刺法”[7]180-181。

除以上 6 种筋病刺法外，《灵枢·经筋》还提到一种“其为肿者，复而锐（兑）之”的刺肿法，后世刺结络、结筋的“贯刺法”与此法一脉相承。以上 7 种筋刺法在临床应用各有所宜。

2.3 筋刺之源

筋病刺法中针至病所的直接刺法“燔针劫刺”“贯刺法”与痈疽刺法一脉相承。

从刺法标准专篇《灵枢·官针》将原本砭石刺痈疽的法则转换为针刺治病的通则冠于篇首不难看出，针灸治疗痈疽的经验成熟更早，并最先进入技术的标准化阶段，为后来的刺法通用标准的制订奠定了基础[7]235。

筋病之“筋急”“结筋”在外形上与痈、疽类似——筋急似痈，结筋似疽，故筋病刺法多从刺痈肿法移植、变化而来。《灵枢·官针》所载定式刺法仍留有一些脱胎于刺痈疽法的痕迹，甚至有的刺法犹可察知其从刺痈肿法演变而来的过程：

赞刺者，直入直出，数发针而浅之出血，是谓治痈肿也。（《灵枢·官针》）

输刺者，直入直出，稀发针而深之，以治气盛而热者也。（《灵枢·官针》）

“赞刺”条下已明言“是谓治痈肿也”，可知此定式刺法直接移植于刺痈肿法；又，“输刺”的操作与“赞刺”相互对应，前者少针而深之，后者多针而浅之，而痈疽的病位特点恰好是痈“浅”疽“深”，既知“赞刺”出于刺痈法，则可推知“输刺”出自刺疽法。从《黄帝内经》即可找到强有力的证据链：

“输刺”的适应证为“治气盛而热者”，此与《素问·病能论》所言痈疽针刺治疗原则中的刺痈疽原则一脉相承：“夫痈气之息者，宜以针开除去之，夫气盛血聚者，宜石而泻之”；又，《灵枢·痈疽》曰：“发于腋下赤坚者，名曰米疽，治之以砭石，欲细而长，疏砭之”，取砭石“细而长”者意在刺深也，“疏砭之”与输刺法操作“稀发针”义同，只不过前者的操作工具为“砭”而后者为“针”。如前所述，《灵枢·官针》篇所载刺法的针具虽为“针”，然篇首刺法原则的总论却出自早期砭石治疗痈疽的法则，此乃刺法从砭法演变而来的有力证据。

不仅“结筋”的标志性刺法贯刺法源于刺痈肿法，刺“筋急”的标志性刺法燔针劫刺的“内热刺法”也先用于痈疽的治疗：

微按其痈，视气所行，先浅刺其傍，稍内益深，还而刺之，毋过三行，察其沉浮，以为深浅。已刺必熨，令热入中，日使热内，邪气益衰，大痈乃溃。（《灵枢·上膈》）

此刺法“还而刺之”为刺痈肿的贯刺法，《灵枢·官针》所载定式刺法中，不仅刺痈肿的“赞刺”法操作与此一脉相承，而且刺痛痹的“报刺”法操作也强调“出针复刺之”，均带有明显的“贯刺法”特征。

经文还强调“已刺必熨，令热入中”，如果病位深，则借助于针的传导为“令热入中”的有效路径，这对后世“温针法”的应用无疑有所启示。

从后世燔针法的临床应用来看，主要用于包括痈肿在内的各类肿或积，根据肿之大小选取不同的针具用烧针法，在唐以前针刺痹证及小积用大员利针[8]。古代朝鲜针刺经筋病“结筋”的贯刺法明确而广泛的应用最早也是见于痈肿治疗专书《治肿指南》。

《灵枢·经筋》篇的某些治则刺法如不能察知其源于治肿经法则不知其所云，更谈不上临床上正确应用。例如手太阳经筋病症的治则治法“其为肿者，复而锐（兑）之”，类似经文又见于《灵枢·四时气》篇曰：“疠风者，素（索）刺其肿上，已刺，以锐针针其处，按出其恶气，肿尽乃止”，后世注家或避而不注，或强注而莫名其妙。

两条经文主治及刺法相类，皆源出治疗痈肿的常用方法“兑”法，《千金翼方》载有“兑疽膏方”的制作及临床应用的详细记载。其法：以去腐生新之药切碎入膏中微火煎熬膏状，或做成尖头条状，或用绵絮等物做出尖头条状，再以药膏涂尖头上，随病之深浅插入疮口中。其尖头状药膏曰“兑”，插入疮口的操作曰“兑之”[9]281。在传世医籍《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方》《医心方》等书中仍多见此类治疗疮痈的“兑”法应用。

可知，《灵枢·经筋》所云“其为肿者，复而锐（兑）之”及《灵枢·四时气》所云“已刺，以锐针针其处”刺法，皆系仿照治痈肿的“兑”法之意：出针复刺之，“肿尽乃止”。传世本《灵枢》将“复而兑之”改作“复而锐之”，遂不可卒读，无法理解，大误。

此外，“结筋”的性质与“结络”相类，故刺“结筋”的贯刺法与刺“结络”的解结刺法也有渊源。刺结络、结脉，“必刺其结上”，则结筋也当“刺其结上”，筋甚急者虽无结，也当“急取之”。当代不少论经筋病刺法的专著及论文，将松解结筋病灶的贯刺法直接称作“解结”法。

2.4 理法共浮沉

经筋学说形成于《黄帝内经》，而该书的刺法标准专篇《灵枢·官针》系统记载了经筋病的定式刺法，反映出经筋学说及相关筋病刺法在当时广泛应用的盛况。但由于在理论表述上存在的某些严重缺陷没能得到及时和有效的弥补，曾在针灸发展史作出过巨大贡献的经筋学说，以及在针灸临床广泛应用的筋病刺法都在唐宋之际跌落谷底[7]69。

在这样的背景下，宋金元以后，人们已不详圆针的操作方法，则其退出针林只是时间早晚的事，及至明中期影响很大的《古今医统大全》于圆针条下明言：

“今按摩家用之”[10]，记录了这一在《黄帝内经》时代治痹利器的出局。即痹证治疗最具特色的分刺法专用针具——圆针最晚在明中期已沦为按摩用具，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有人认识到分刺法的重大意义想重拾亦无能为力。

如前所述，经筋学说为筋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可靠而明晰的坐标图，借助于这张图的指引，针工才能有高效的诊察和精准的治疗，而失去此图的导航，诊筋调筋“若观海望洋，茫无定见”。

回过头来看，不难发现：理论构建及标准规范的先天不足，是经筋学说和筋刺法衰落的重要内在因素。

经筋学说是以经脉学说为模板构建，然而在理论的系统化方面远不及后者，与诊脉法、刺脉法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诊筋法甚至在《黄帝内经》没有专门的论述，总的治则治法“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既没有明确的阐释，也没有临床应用的示范，以至于直到今天关于这条对筋刺法正确应用至关重要的经文解读，仍存在很大的分歧。

3 筋病刺法演变

本节重点讨论筋刺法中争论较多或长期被忽略的 5 法：内热刺法、贯刺法、挑刺法、募刺法、分刺法。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刺筋病各法既可单独应用，也可相互配合应用以增强疗效。

3.1 内热刺法

“内热法”是治疗寒痹的常规治法。“内热刺法”系内热法与针刺法的合用，其临床应用有两种：

其一，内热法与针刺法分步实施，先刺后熨，已刺必熨。

《黄帝内经》的热熨法有“汤熨”“药熨”。

其二，内热法与针刺法合为一体的“焠刺”“燔针劫刺”。

“焠刺”，先烧针令极热而速刺，即后世和当代流行的火针法，而“燔针劫刺”法，刺法标准专篇《灵枢·官针》未载，其他篇也不见具体操作方法的示范，但从《素问·调经论》将“燔针劫刺”与“焠针药熨”单立，分别用于治疗“病在筋”和“病在骨”不同的病症来看，二者的操作当有所不同。对这两种刺法的异同，明代《素问》注家吴崑在《内经素问吴注》中说：“燔针者，内针之后，以火燔之暖耳，不必赤也；此言焠针者，用火先赤其针而后刺，不但暖也，此治寒痹之在骨者也”[11]，同时代《黄帝内经》注家张介宾的注解与吴崑所注观点相同。

关于这两种内热刺法的临床应用原则，《灵枢·寿夭刚柔》有具体示例：“刺寒痹内热奈何？伯高答曰：刺布衣者，以火焠之。刺大人者，以药熨之”。

由此不难看出，焠刺法的刺激强度较大，适用于普通百姓，而熨法或刺后加用火熨法的强度较低，适用于达官贵人。

后世的发展也分为两支：其一，为火针法；其二为温针法。

温针法用艾火烧针尾，借助针体的传导“令热入中”，融熨法、针法于一体，可视为《黄帝内经》内热刺法的一种改良，广泛应用于阴寒证。当代宣蛰人教授将温针法的针具改用较粗的银质针，增强了导热性能，创“密集型压痛点银质针疗法”治疗椎管外软组织损害性疼痛，成为治疗痛痹的专用针法，是对古代温针法的继承与创新。近年流行的内热针法“热凝射频疗法”，又在密集型银质针疗法的基础上，对针具及加热方式进行改进，采用从针尖到针体均能恒温加热的针具，使加热温度可控，提高了安全性及患者的依从性。

而古代治疗寒痹的药熨法，如今多被各种电热药熨仪替代，在实现传统药熨功能的基础上，还兼有按摩的功能，使用更方便，温度可控，刺激量大小可调，是一种集熨、引于一体的复合疗法，可视为古代治筋痹熨、引法的组合创新。

3.2 贯刺法

所谓“贯刺法”是指直接穿刺病灶点，一刺不已则复而刺之，以消解“结”“积”之病灶，主要用于刺痈肿、症瘕、瘰疬、结络、结筋等以“结”“积”为特征的病症，只是根据“结”“积”之大小、深浅、软硬之别，在针具大小及操作上有不同的变化而已。

《灵枢·经筋》刺寒热瘰疬之颈肿、《灵枢·四时气》刺疠风肿皆为贯刺法临床应用的典型实例。唐代《千金翼方》载有瘰疬贯刺的详细操作：“针瘰疬，先拄针皮上三十六息，推针入纳之，追核大小，勿出核，三上三下，乃拔出针”[9]334。

《灵枢·经筋》篇曰：“所过而结者皆痛及转筋”，是以“筋急”统括“结筋”之义，故未专门针对“结筋”病灶示例贯刺法。而较早记载“结筋”条目且有明确定义的《诸病源候论》重在疾病的诊断，治疗只载导引养生法而不录针法。传世古代医籍中明确针对结筋病灶详述“贯刺”之妙者，系古代朝鲜医籍《治肿指南》（公元 16 世纪中叶，任彦国撰），以及传承此书学术的许任《针灸经验方》（1644 年）：

假如臂肘曲急不得张伸，则以手摩擦肘旁内外筋急结聚处；又以大拇指当筋结中重按不动，以针剖刺；又按肘内上下连筋二三处筋中结壅贯刺，或手腕筋急结壅处亦刺，并附煮竹筒三四度；或肘纹中结经处当尺泽亦刺，必效。（《治肿指南》）

此述贯刺筋急、结筋法颇详，且不论是“筋结”还是“结经”，但见“结”即用贯刺法，可见其对《黄帝内经》贯刺法适应证的理解是准确的。其发挥之处在于刺后加煮罐以引拔寒邪外出，而兼有“燔针劫刺”之意，亦有筋、脉同治之意。

手臂筋挛酸痛，专废食饮不省人事者，医者以左手大拇指坚按筋结作痛处使不得动移，即以针贯刺其筋结处，锋应于伤筋则酸痛不可忍处，是天应穴也。随痛随针，神效，不然则再针。凡针经络诸穴，无逾于此法也。（《针灸经验方》）

手足筋挛蹇涩以圆利针贯刺其筋四、五处后，令人强扶病人病处，伸者屈之，屈者伸之，以瘥为度，神效。（《针灸经验方》）

前一条文字点明了贯刺法的 3 个要点：在操作上须用押手紧按、固定住“结筋”病灶；以针尖触及患者酸痛不可忍处为得其穴；此贯刺法治疗痛证而见“结筋”者，疗效优于常规经穴刺法。

后一条文字补充了贯刺法治经筋病的辅助疗法：针刺后要配合牵张疗法，以瘥为度。即《黄帝内经》治筋病之“引”法。

不难看出，当下西方流行的治疗肌筋膜疼痛的干针疗法激痛点针刺的操作要素与古代贯刺法治疗经筋病痛证的操作如出一辙，可以说是对中国古典针灸“结筋”贯刺法的重发现。

“结筋”贯刺法的现代演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治疗工具从注射针到针灸针的转向。早期多用不同的药物注射剂配方，以注射针注射到“肌硬结”病灶点，西方干针疗法的前身、日本枝川直义的“枝川注射疗法”、中国的王鹤滨的“横纹肌非菌性炎症病源点注射疗法”等，皆用此法治疗。后来发现只用注射用水，不用药液，或不注射任何液体，只用实心针针刺同样有效，甚至疗效更好，疗法的名称也改作“干针疗法”（dry needling）。然而“干针”一词在西方的流行，以及用针灸针替代注射针在临床普遍应用却经历了很长的时间[12]。

其二，针刺点的定位更精准，不是笼统讲刺“结筋”灶（或“肌硬结”“激痛点”），而是强调探寻触发患者最痛点“惊跳征象”（jump sign）及引出肌纤维局部抽搐反应的点，并在影像设备辅助下，实施精准针刺。

3.3 挑刺法

由于《黄帝内经》刺法专篇《灵枢·官针》篇在不同的类别下分别收录了刺筋痹的定式刺法，一曰“恢刺”，一曰“关刺”（一本作“开刺”），今人也未加考辨而皆以二者为两种不同的定式刺法，并作为“筋刺法”标志性刺法。实则此二者为不同医家对同一刺法的总结，只是用了不同的刺法名称而已。

恢刺者，直刺傍之，举之前后，恢筋急，以治筋痹也。（《灵枢·官针》）

关刺者，直刺左右，尽筋上，以取筋痹，慎无出血，此肝之应也，或曰渊刺，一曰岂刺。（《灵枢·官针》）

关于“恢刺”的名称与含义，杨上善解曰：“恢，宽也。筋痹病者，以针直刺傍举之前后，以宽筋急之病，故曰恢刺也”（《太素·十二刺》卷二十二）。

筋急则短缩，急者柔之，“恢筋急”者宽舒其筋使柔也，可知杨注颇得经义。

“关刺”者，《太素》作“开刺”，义长。曰“恢刺”者，言其功用也——宽舒挛急短缩之筋；曰“开刺”者，言其刺法特点——旁筋而刺也。

从操作上看，恢刺法既言“举之前后”，可知其为挑刺法，当为浅刺，深则难以挑举；关（开）刺条中则点明了针刺深度“筋上”，则知其最深不超过分肉之间（相当于现代解剖学浅、深筋膜之分间）。

综合《灵枢·官针》“恢刺”“关（开）刺”描述，可得挑筋刺法的操作要点：先于筋旁直刺入，再向上挑举并左右摆动。直到今天，民间针挑疗法中的“挑筋法”的操作仍与两千多年前挑筋古法如出一辙，成为“恢刺法”的活态传承，而且在针挑点的选择上，强调选取筋急最甚、最痛点，这又为我们今天正确解读最重要的治则治法“以痛为输”提供了一个很有力的证据。

如果能早看出《灵枢·官针》所载之“恢刺”“关（开）刺”实为异名同法，参互两条文字更能准确、完整把握经文本义，就不至于在理解上产生那么多的分歧。

挑刺法与贯刺法最大的不同在于不直接刺有病之筋，而在其附近用针挑，这也是最能体现古典针灸特点的筋病刺法。

如在分刺法操作中，以圆针刺入分肉之间后，加上挑刺的操作——向上挑再左右摆动，则可收“合刺”的多向刺之功，可明显提高疗效。在分刺延伸而出的各类在皮、肉不同深度之间操作的针法，加上挑刺的动作可以一针之刺收多针刺之效；甚至针至病所的“贯刺法”也可加入挑刺法的操作，例如中国当代最早报道以结筋贯刺法治疗痛证的案例，即采用了贯刺与挑刺的组合而获得了显著疗效[13]。

再如“浮刺者，傍入而浮之，以治肌急而寒者也”，此定式刺法与“恢刺”的操作和主治很相近，只是病位稍浅而已，加上挑刺的动作可显著提高疗效。当代针挑疗法及浮针疗法已经为古典筋病刺法的组合创新提供了临床依据。

被今人视为经筋病标志性刺法的“恢刺”（又曰“关（开）刺”），随着筋病诊疗理论的式微而在主流医学中隐而不彰，却传奇般地被民间针挑疗法传承与发展，成为该疗法的标志性针术。真所谓“礼失而求诸野”也。

3.4 分刺法

所谓“分刺”，以针刺皮下、肉上之分间——分肉之间而得名。

分刺法特别之处在于以泻为主，亦可补虚，既治筋急，又能治筋纵。

偏枯，身偏不用而痛，言不变，志不乱，病在分腠之间，巨（卧）针刺之，益其不足，损其有余，乃可复也。痱之为病也，身无痛者，四肢不收，智乱不甚，其言微知，可治；甚则不能言，不可治也。病先起于阳，后入于阴者，先取其阳，后取其阴，浮而取之。（《灵枢·热病》）

亸，因其所在，补分肉间。（《灵枢·口问》）

亸，即后世所称之“瘫痪”，多由中风所致，与“偏枯”同为一类病，所治也相同，皆治以分刺法，只是邪之深浅略有不同，偏枯卧针刺“分腠之间”，亸则卧针刺“分肉之间”。

《灵枢·经筋》言经筋之病只分两种——筋急和筋纵，而所述病症及刺法主要针对“筋急”而言，“筋纵”之病及治疗略而不言，此二例则为分刺法治“筋纵”之病的示例。

分刺法的这类应用，今天的针灸人很少关注，值得今后进一步发掘、检验、总结、提高，以及推广应用。

《黄帝内经》中常见的痹证曰“众痹”，病在分肉之间，治疗的定式刺法也最多，根据痹证的范围大小和深浅，采用单针或多针于皮、肉之间——分腠之间与分肉之间操作，故可总曰广义的“分刺法”。

由“分刺”延伸出的最重要的筋病刺法为挑筋刺法——“恢刺”。

分刺法不仅引导了筋病刺法的方向和路径，而且重塑了整个皮、肉、脉、筋、骨的“五体”刺法，除脉病在盛络、结络，以及筋病见结筋病灶须径刺脉、刺筋外，其他情形下皆多刺五体之间、五体之膜。

分刺法的后世及当代演变，总体上看明显比《灵枢·官针》更窄了，随着圆针刺法的丢失，分刺法的专用针具沦为按摩工具，“分刺”法则长期被埋没，虽在元代被重新发现后亦未曾受到重视，直至现代才再次复兴。

然而，要真正重拾“分刺”法，并与时俱进有所发展，还是要回到针具的继承与改良，设计出既能保持古“圆针”刺分肉间不伤肉的特性，又能简化操作，特别是进针操作的针具。只有这样，《黄帝内经》因寒邪深浅而刺皮、肉之间不同层次的定式刺法的操作才能真正施展出其应有的功力。

3.5 募刺法

在很长时间内，针灸治病是以躯体之病为主，内脏病则以汤药治疗为主，所谓“针灸治其外，汤药治其内”。突破针刺禁区的是长针“募刺法”。

募刺法，是指深刺达腹膜，甚至穿过腹膜而至内脏肓膜、脏腑之募，故笔者称之为“募刺法”。

相对于其他筋病刺法，募刺法成熟较晚，很可能在《灵枢·经筋》篇结集时，募刺法还没有获得明确的临床应用，故对于内筋急所致病症，该篇仍沿用“在内者熨引饮药”的传统方法，而没有提及“募刺法”。

“募刺法”由于技术难度大，自汉以后隐而不彰，至宋、元间被重新发现后，不久又再次失传。明代朝鲜太医曾根据中国针灸经典所载募刺法的针感、针效描述，经反复试验，再次重复出募刺法的操作[2]186。明代以后又再次沉没。

当代芒针疗法的腹部直刺深刺法是在没有古典文献借鉴的情况下无意间重新发现了古典针灸的募刺法，使得这一失传已久的针法再次重现针坛。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西医结合针刺治疗急腹症的研究中，腹部深刺法的临床试验及动物实验的结果表明：“腹部深针刺除对肝、脾、胆囊、膀胱有轻度损伤外，对其它脏器无明显损害”[14]。这些早期的研究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检验了募刺法的有效性及安全性。如今，借助于影像学检查及操作的规范化，深刺内脏肓膜及募穴的募刺法，其安全性得到很大提升；又随着针具的改良，患者的痛苦大为减轻，依从性也得到提升。

4 讨  论

4.1 筋与脉

《素问·皮部论》谓：“皮部以经脉为纪”，实则经筋学说也是以经脉学说为模板构建，《灵枢·经筋》篇不论是其经筋分布走行路径、病候、治则的整体结构，还是描述经筋分布路径的“其支者”“其别者”体例，皆依照《灵枢·经脉》篇十二经脉模式。

作者如此处理的内在因素在于筋与脉二者在临床应用方面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例如从病因看，脉病、筋病有着共同的主病因——风寒；从病机看，寒则脉急、脉急则痛，寒则筋急、筋急则痛；从诊法看，诊脉“是动则病”，诊筋“筋急则病”，诊脉“诸急者多寒，缓者多热”，诊筋也是“筋急多寒，筋纵多热”；从治疗看，脉痹治以“血络”“结络”，筋痹治以“筋急”“结筋”，刺“结络”“结筋”皆用贯刺法以“解结”。

故经筋病候如用筋病刺法治之而脉未平者，须再凭脉取本输调脉令和；或筋急、结筋正当经俞者，可先用筋刺法调筋令柔，再用脉刺法、输刺法调脉令和。

虽然经筋学说也是以经脉学说为模板构建，但令人遗憾的是，二者的理论成熟度有高下之别：经脉病候的治则除在《灵枢·经脉》篇有详解外，其他篇也有从不同角度的阐释与示例，而《灵枢·经筋》篇这句最重要的治则治法既没有阐释，也没有示例，后人只能望文生义，各是其说。

再者，《黄帝内经》也没有系统论述筋与膜，筋膜与脉、血气的关系，以至于后世医家不能认清筋与脉、经筋与经脉相辅相承不可分割的联系，误以为筋“中无有空，不得通于阴阳之气，上下往来”（《太素·经筋》卷十三注），导致经筋学说失去了发展空间和创新的内在动力，自唐宋之际走向衰落，经筋刺法也因失去理论的支撑而跌落谷底。

4.2 干针疗法与筋病刺法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干针激痛点刺法只是与古典针灸筋刺法之一的“贯刺法”存在可比性，而不能与筋刺法整体，更不能与整个针刺法相提并论。二者的差异至少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1）中国针灸基于“针至病所”和“气至病所”的理念，创用了直接刺筋的“燔针劫刺”“贯刺法”和刺筋之外的“挑刺法”“分刺法”及其延伸刺法等众多卓有疗效的定式刺法，不仅为临床应用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更为筋病治疗的机制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思路和路径。而干针疗法由于其理论视角的限制，只能理解、发掘出中国针灸基于“针至病所”理念的“贯刺法”，而难以理解，并且更不能自觉应用中国针灸筋病刺法中疗效显著的其他刺法。

（2）中国针灸的筋病诊疗包括筋急与筋纵两个方面，寒则筋急，热则筋纵，筋急之病治以燔针劫刺，筋纵治以分刺，不用温法。而干针疗法由于缺乏阴阳观和整体观，只能看到筋病的一个侧面，不能认识其整体，不能理解中国针灸长期应用且卓然有效的“分刺法”等在筋病治疗中的独特意义。

（3）在理论构建上，建立在以虚空结构为重点的针灸学大背景下的经筋学说，以肌肉和筋膜为统一的结构功能整体，且在这一整体中更看重肌肉的附着结构“结”及包裹肌肉的“膜筋”；而在注重实质结构的现代主流医学土壤中生长出的干针疗法，在机制研究上着眼于肌肉，在治疗上也采用针对肌肉的干针贯刺法。不同的理论视角及框架使得中西医观察筋病时捕捉到不同的侧重点。

即使是贯刺法，干针疗法与中国针灸在临床应用上也有不同：前者只是贯刺激痛点，不效再刺；后者在临床常与内热法、输刺法等法配合应用，因为经筋病的疗效标准以“筋柔”为效，但如果筋柔而脉未平者，仍须凭脉取本输调虚实，以平为期。

元代《针经摘英集》针治痛证重申了这一点，在用筋病刺法以最痛点为输治疗痛证后还须“随经刺穴”。中国当代最早报道采用结筋点贯刺法治疗肩臂痛的成功病案同样也体现了这一特点[13]。

“脉和”是古典针灸学乃至整个中医学的终极指标，注重整体调节也是中医学的鲜明特征和优势所在。

4.3 复兴与创新

当代筋膜学说的发展，给中医和西医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共同话题，同时也形成了中、西医间碰撞最直接的一个竞争点。

今天的中国针灸人，如何才能传承精华，守正创新，赋予筋病刺法新的、更强的生命力，并最大限度提升其理论跨学科、跨文化的学术影响力？笔者认为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好以下三步。

第一步，知己知彼，扬长补短

在梳理筋病刺法与干针疗法异同的基础上，再理性而全面地比较双方之短长，认清并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长处，弥补不足。

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当我们提出复兴经筋刺法、创新经筋理论时，不是因为它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也不是因为它在两千年后与西方干针疗法的狭路相逢令中国针灸人感受到的一种无形压力或理论创新的紧迫感，而是因为它在今天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应用价值或理论价值。

同时，今天的中国针灸人需要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针灸有数千年的发展历史，有系统的理论和配套的针术，为什么西方的干针疗法仅是在中国针灸筋病刺法“贯刺法”这一点上有所突破，便于短短数十年内产生出广泛的影响，令中国研究肌筋膜疼痛的专家，甚至是中国针灸人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挑战？

中国针灸的优势在于注重整体，善于发现宏观规律，而短板表现在体系构建的意识及能力上皆有欠缺。中国针灸人应当从干针疗法对中国针灸筋病刺法之“贯刺法”重发现再构建的案例中获得这样的启示与借鉴：

其一，概念的准确与表达的清晰。虽然干针疗法的核心概念“激痛点”的定义目前仍不够简明，但研究者通过步步深入的机制研究，使激痛点针刺成为在临床上和实验中具有很强操作性的概念。

其二，实验研究方法的引入及疗效评价客观标准的确立。首先提出激痛点位置与运动终板关系的假说，用实验方法检验确认后，临床用影像学等仪器进行激痛点的客观定位，实施精准针刺，同时也作为评价疗效的客观指标，使得激痛点干针疗法能有效地进入临床疗效及作用机制的研究，获得确切而公认的证据，同时也便于临床应用的推广普及。

第二步，发掘规律，阐明机制

在这一环节，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如下：

其一，研究“筋急”“结筋”的针刺治疗规律，什么情况下采用贯刺法直接针刺肌肉本身，什么情况下采用挑刺法、分刺法刺肌外筋膜疗效更好？筋急、结筋的发生机制是什么？不同的刺法是通过相同的机制还是不同的机制取效？

掌握好贯刺与挑刺的关系、筋刺与脉刺的关系、局部和整体的关系，才能够更好地指导临床，提高临床疗效以及疗效的可重复性。

其二，“内热刺法”的针刺点选择及适宜温度与疗效间相关性规律如何，并在此基础上阐明内热针法的作用机制。

经筋学说以筋急的主病因为寒，治以内热针法，需要探明温热刺激在其中起多大作用？最有效的温度区间是什么？

根据激痛点干针贯刺的经验，在准确定位，使针尖刺入激痛点，针尖温度在约 45 ℃可使激痛点灭活[15]。这一温度值恰好与肾交感神经射频消融术治疗高血压的适宜温度值相同[16]，联系到经筋病候中明显的交感神经失调的病症，应当考虑内热针法治疗筋急、结筋的机制是否包括了“去交感”的调节机制？如能确认“去交感”机制在燔针劫刺的疗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则不仅能对经筋病候有更深刻的理解，而且能据此制订出针对性更强、疗效更高、痛苦更小的内热刺法的治疗方案。

第三步，夯实基础，论理人形

希波克拉底说“解剖学是通往医学圣殿的基石”，在差不多相同的年代，《黄帝内经》作者也明确提出了“论理人形”的理论框架，并借黄帝之口提出了一个不能也不该回避的问题：“其信然乎？”要使这个面向针灸学的人体形态学理论框架信而有征、坚如磐石，离不开解剖学的实验研究路径。

可见，不论对西医还是中医，解剖学都是奠基之石。只不过由于视角和方法的不同，中西医“论理人形”的侧重点不同而已。现代医学的解剖学是支撑外科学的基石，从一开始就定位针对实质结构的形态学研究，现代解剖学的“圣经”《格氏解剖学》的第 1 版（1858年）的书名就标明了“外科学的解剖学”（Anatomy， Descriptive and Surgical）；而《黄帝内经》的人体形态学包括实质结构和空间结构两部分，且以后者为重点，是支撑针灸学的基石。发现虚空的意义和价值，正是古典针灸学的最大特点，也是其存在的最大价值所在。可以说，针灸学的大厦正是建立于“俞”“结”“节”“溪”“谷”“气街”“气穴”这些虚空结构之上的[7]43。此外，基于针灸的解剖学研究特别注重活体、立体、动态。“观察渗透着理论”，而对解剖所得结构的解释更是依赖于理论。

干针疗法，不论是在理论构建还是治疗上，于不可分割筋膜、肌肉整体中更注重肌肉，而作为针灸学理论构成之一的经筋学说中“筋”的概念本身就包含了肌肉与筋膜，且于二者之中更重于筋膜——肌肉附着部位以及包裹肌肉的膜。纵览十二经筋的分布不难发现，覆盖整个经筋全程的是筋膜。也就是说，有些经筋循行部位只有肌腱或腱膜而没有肌肉，且经筋所“结”之处也多为肌腱、筋膜、韧带等附着结构，在这些部位上针刺的作用机制，难以直接从肌肉的层次阐明。

托马斯·W·迈尔斯（Thomas W.Myers）的筋膜学专著《解剖列车——徒手与动作治疗的肌筋膜经线》自 2001 年出版以来，不断再版重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影响；近年来随着活体观察技术的进步，有力促进了筋膜学的研究，又有多部筋膜解剖的专著出版。然而这些在西方渐渐流行的肌筋膜学说，迄今还没能进入现代主流医学视域，其创新的核心概念“肌筋膜”（myofascia）还没有出现在 2021 年最新出版的解剖学权威著作《格氏解剖学》中。这并非现代解剖学的保守，而是由于其特定视域的限制，现有的理论框架难以容纳这些新发现、新观点。

为什么肌肉的包膜及其附着结构较之于肌肉本身更重要？为什么筋病常常不直接刺筋，而针刺筋之外？为什么刺分肉之间的“分刺”成为针灸学治疗痹证的通用刺法？

如果不能阐明肌肉与筋膜，以及其他实质结构与包膜、隔膜的关系，就难以从根本上回答这些针灸学不能回避的基本问题。中国针灸人应当丢掉“等”和“靠”的想法，自信自强，并善于借他山之石，攻自家之玉，自觉引入实验研究的方法，填补空白，寻求答案。在总结规律、阐明机制的基础上构建出《黄帝内经》倡导的人体形态学——一种与现代解剖学不同而呈最大互补关系的注重探寻人体实质组织、器官之间结构意义与价值的“人体空间结构解剖学”[17]。

这是今天的针灸人应当推进的最根本的理论创新，也是说明白讲清楚针灸之理，与现代主流医学实现高效对话的根本之道。

结  语

（1）经筋学说的基本概念“筋”，统指肌肉及其附着结构，且包括包裹肌肉的外膜；病理性核心概念“筋急”，指筋中寒邪而挛急处，“筋急”日久不解常形成硬结曰“结筋”。经筋病治则治法的 3 个关键性概念，“以痛为输”是指以筋急处最痛点为输；“以知为数”，针尖刺中最痛点，患者痛不可忍，而医者可见局部肌肉抽搐曰“知”，知则有佳效，故曰“以知为数”；刺准痛输患者痛不可忍而强刺之曰“劫刺”，再加上烧针火熨曰“燔针劫刺”。

（2）经筋所“结”之处既是诊筋之处，也是筋病刺法的常用部位所在，乃筋病诊疗的靶标，靶标不明，则施针无的放矢，疗效无以评价，故欲善用筋病刺法须先明经筋所结之处。

（3）筋病刺法包括针至病所的燔针劫刺、贯刺法，以及刺筋外的挑刺法、输刺法、募刺法、分刺法及其延伸刺法；《灵枢·官针》所载“恢刺”“关刺”为不同名称的同一种定式刺法，且“关刺”之义以《太素》作“开刺”义长；激痛点干针贯刺只是筋刺法之贯刺法的重发现，不能与整个筋病刺法比较，更不能与针刺法整体相提并论。

（4）筋病刺法的浮沉与经筋学说的兴衰息息相关，其复兴同样依赖于理论，特别是底层理论的创新。

要说明白讲清楚“挑刺法”“分刺法”“输刺法”这类筋病刺法筋外的针法之理，须尽可能采用实验的方法阐明筋与脉，肌肉与筋膜，以及其他实质结构与包膜、隔膜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阐明“溪”“谷”“结”“节”“俞”“气街”“气穴”等针灸学基本概念的形态结构与生理学意义，构建出两千多年前《黄帝内经》倡导的面向针灸学的人体形态学——人体空间结构解剖学。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