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勇,男，20岁，未婚。第一次见面时父母在场，阿勇显得犹豫，不愿主动交谈。让其父母离开诊室后，谈话才得以进行。

阿勇

我中专毕业后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被父母送到部队当兵。我很不愿意，认为父母这样做的目的是不想承担责任，把我当作包袱送进部队了事。新兵生活太艰苦，还经常被领导批评，内心感到痛苦，只好写信向父母诉苦。父亲得知情况后，运用各种关系将我调到司训队学习汽车驾驶。学习结束后重新分配至某军分区干休所。起初工作还不错，但后因多次私自跑回家与女友相会，被关了禁闭。后来父又托关系将我调到边防团。边防部队，生活枯燥，管理训练更严，我实在受不了，又开始私自回家，且再也不愿回部队。在家期间我什么都不想干，情绪低落，爱发脾气，同时感到莫名的紧张、焦虑、恐惧，经常饮酒消愁，加之与女友的关系紧张，对生活感到绝望而割腕自杀。因被母亲及时发现，送医院急救脱险后就开始看心理医生。我已经记不清您是我看的第几位心理医生了。

我是独子，因父母忙于工作，我从小由奶奶代养，深得爷爷奶奶的宠爱。三岁回到父母身边。6岁上学，学习成绩不好，经常逃学，老师告状后则被父亲打骂。我从初三就开始与同班一女生恋爱，并同居至今。双方父母皆知，但听之任之。女友脾气很古怪，经常发火。对此，我感到痛苦，想离开她，但又不忍心。近几个月来，我还与另外两个女孩子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同时应付三个女孩子太吃力了，但我不知怎么办才好。

父母

阿勇的父亲是一名转业军人，回家后自己开了一家汽车修理厂。在外人看来，他老实忠厚，有人缘。但在家里则非常专制，脾气不好，经常斥骂妻子。阿勇记忆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是在他大约4、5岁时，他和母亲一起坐父亲的车外出。在车上，母亲不小心说了句什么话，父亲竟一把将她推出了驾驶室。母亲当时身上没带钱，只好哭着走了近10公里的路才回到家中。父亲对阿勇管教很粗暴，希望他能成为一名“有出息的男子汉”。小时候，阿勇很怕父亲，甚至不敢在父亲面前哭泣。现在长大了，阿勇不怎么怕父亲了，而且还有些恨父亲。

阿勇的母亲是一名银行职员，从小对阿勇迁就宽容，但她在家里没有主见，说话罗嗦，喜欢附和着父亲管教阿勇。阿勇既可怜她，又讨厌她。

阿勇父母的婚姻也很成问题。父亲年轻时追求母亲，但婚后对母亲很不满意，经常骂母亲，后来发展到了有婚外情，一直闹离婚。母亲不愿离婚，因而事事都顺从迁就父亲。

分析

这是一个边缘型人格障碍案例。阿勇不仅有紧张、恐惧、焦虑、抑郁、自伤、自杀等明显的心理障碍，他还有自幼有逃学、不信任他人、没有亲密朋友、酗酒、乱性、违纪行为等人格问题。

边缘型人格障碍病人的主要内心冲突起源于早年生活经历。阿勇出生后不到一岁就与母亲分离，被送给奶奶代养。被爷爷奶奶宠惯了的阿勇无法适应父亲严厉的管教，加之父亲对母亲的粗暴行为，使阿勇对父母，乃至外界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他不知道如何面对外来的爱与恨，时时处于一种焦虑状态之中，因而表现为情绪喜怒无常，有意不理会重要的现实，如逃离部队，与多名女性发生性关系等严重品行问题。阿勇回到父母身边后，不仅没有得到父母很好的照管，还不得不面对父母经常的争吵。面对一个严厉的父亲，软弱的母亲不仅不能保护自己的安全，还常常充当父亲的帮手，与父亲一起责骂阿勇，使阿勇的紧张、恐惧、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不断加重。

阿勇的父亲本身就具有边缘型人格的特质，情绪喜怒无常，内外不一，表面上对阿勇管教很严，实际上却十分迁就和放纵，走关系给孩子调工作，对孩子性乱视而不见。父亲的人格偏离对阿勇的人格成长起了负面的示范作用。人格上的缺陷使阿勇无法建立正常的人际关系。他与父母争吵、与领导对抗、与女友闹矛盾，最终使他对生活绝望而产生轻生行为。

治疗

对阿勇治疗的重点，在于帮助他建立安全和信任感，让阿勇在与医生的交往中体验如何恰当地处理一般的人际关系，逐步摆脱内心深处那种因不安全感所导致的焦虑情绪。因此，医生能否有足够的耐心并真心地关心阿勇，与阿勇建立起一种平等的互信关系是决定治疗成败的关键。

治疗开始阶段进行得比较顺利。但随着与医生接触的增加，阿勇会很快就将其现实生活中混乱的人际关系模式带入到治疗中来，如迟到、随意不来，对医生抱怨指责等。在心理治疗中，这些表现都被视为对治疗的阻抗。医生在处理这类现象时需格外谨慎。在一次交谈中我感受到了阿勇的敌意。我问：“这几次治疗你都迟到了，能说说原因吗？”

“还能有什么原因，睡过头了！你可以和我父母讲一下，让他们准时提醒我。”

“这样合适吗？”我问。

“有什么不合适？我早就习惯了。你也会习惯的！”

我意识到，阿勇对我私下向他父母报告有关治疗情况感到不满，引发了阿勇的不信任和不安全感，可能会使治疗无法进行下去。根据心理治疗的保密原则，心理医生必须对治疗保密，不得向治疗以外的人员泄露治疗情况。阿勇的情况比较特殊，他是由父母送来治疗的，这意味着大家将阿勇当作了未成年人，我需要对他父母负责，如实向他们报告治疗的进展情况，而没有严格遵守保密原则。而这恰恰是阿勇人格成长中存在的问题，他一直生活在父母的操控之下，使得他缺乏主动做事情的动力和责任心。要想帮助他人格发展成熟，必须给他提供独立成长的空间。于是我说道：“非常抱歉，没有征得你的同意向你父母谈论你的治疗情况。因为他们是治疗的出资人，我得先征得他们的同意，今后不再向他们报告你的治疗情况。他们可以直接向你了解情况。”

“我当然同意。但我父母估计很难接受。”小勇回答。

“这方面由我来与你父母沟通。但你必须遵守心理治疗的设置，不迟到，不爽约。”

阿勇的父母尽管对我的提议存在很多担心，但在我的坚持下，他们答应治疗一段时间看看。在后来的治疗中，他们一直想方设法地试图从我这里了解治疗情况。如多次在治疗时间闯进治疗室，邀请我吃饭，托熟人打听等，都被我婉拒。他们不理解，他们花钱给儿子做治疗，他们为什么没有知情权。我反复向他们解释，他们不是没有知情权，而是只能通过当事者本人了解情况。心理医生只能对当事人负责，尊重当事人的保密要求。

阿勇的治疗持续了一年多，他觉得自己比原来快乐多了，很少与人发生冲突了。阿勇的父母尽管仍有很多不满，但还是肯定阿勇这一年来成熟了许多。阿勇自己也深有感触地说：“以前也看过好几个心理医生，但他们到后来都是和父母一个腔调，拐弯抹角地批评我不争气，没有责任心，还威胁我这样下去的下场是在精神病院呆一辈子。他们的话让我感到又生气、又害怕。只有这一次，医生真的没有批评我，只是耐心地让我去感受每个行为背后自己真实的想法。通过反复的体验使我相信，我过去的行为方式只会让我的情绪更糟糕。其实，我并不是一个不争气和不负责任的人，当我知道该怎么做时，我会比别人做得更好。”

阿勇的父母征求我的意见，是否继续治疗。我说：“从人格成长的角度讲，阿勇的治疗还远未结束。但考虑到他已经是一个成年人，应该由他自己决定是否继续治疗。并且治疗的费用不能完全由父母承担。”

“我同意继续治疗，但我目前没有经济能力。”阿勇说道。

“费用问题你不用考虑，我们来付费。”阿勇父母赶紧说道。

我不禁感慨，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后来我问阿勇：“你是真的还想继续治疗吗？”

“没有了你，他们还会再给我找别的心理医生的。我觉得你还行，不烦人，我不想换别人了。”阿勇说，他没有直接回答我。

对阿勇的治疗又继续了一年多，后来说是要去上海工作，就结束了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