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刘文先，董竞成. 传统医学文化层面的存异求同及其重要意义. 医学争鸣，2021，12（6）：15-19

传统医学是技术层面与文化层面的统一体，是实践操作层面与理论价值层面的结合体。其中，技术是“体”，是传统医学成医的主体，任何传统医学诊疗疾病都是遵循一定理论或经验下的技术运用。文化是“养”，是传统医学成医的滋养，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文化是传统医学的土壤和根脉，正是在某一文化的母体中，才模塑了具有某一文化烙印的传统医学，或者说某一传统医学正是某一传统文化模塑的结果。不可否认，这是我们认识传统医学及其文化，包括辨析比较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一个要点。从世界范围看，在今天这个已然是现代医学为主导和主流的医学格局中，传统医学依然是其中浓墨重彩的部分，并越来越显示出其存在、传承、创新的价值，而中国传统医学无疑是世界传统医学中的引领和翘楚。

究其原因，源远流长、延绵不断的中华文明，包括中医药文化的濡养和支撑，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的医药政策和最终选择等，都是传统医学存续和发展的重要原因。而从中国自身的实际看，我国自古即为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形成了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各民族文化交相辉映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与之相适应，除中（汉）医以外，基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区域文化、民族习性、道地药材、用药经验等也产生了藏医、蒙医、维医、傣医等少数民族传统医学。故若从国际和国内两个维度认识中国传统医学的文化，积极推进中国传统医学文化层面的去芜存菁、中国传统医学体系内文化的存异求同以及人类共同价值情感中的存异求同，共铸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中国传统医药文化，共促共建和谐美好的人类医学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文化：从古典文化到现代文化

国内外关于文化的界定和定义颇多，其中不外乎“广义”和“狭义”两种，如《辞海》所概括的广义的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1]。或者从内容而言，一般认为广义的文化是指人所创造的一切，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等基本形态，而狭义文化是指观念文化，包括风俗、习惯、艺术、道德、宗教、哲学等[2]。据考证，世界上给“文化”下定义的权威说法有200多种，从内涵的方面理解什么是文化，历来也表现出很大的模糊性和随意性，没有一个公认的精确定义，多是因为下定义的学科本身角度和层次不同，而“文化”又正是一个能够覆盖多数学科的视野[3]。有人认为文化本身就包括科学，比如英国学者查尔斯·帕希·斯诺指出现代社会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种文化，一种是人文文化，一种是科学文化。

而万变不离其宗，理解“文化”的定义，需要理解文化的核心问题——人，有人才能创造文化，而且文化的内涵虽然极为丰富宽泛，但往往那些体现人类思想、智慧和创造力的部分，才是文化中的优秀与先进者。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往往拥有自己的文化，而这正是人类文明大放异彩、精彩纷呈的原因所在。

鉴于“文化”的内涵、外延及所指过于宽泛，以及医学之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对“文化”“科学”的不同倚重，我们认为有必要从历时性演变的角度，侧重从科技文化方面，去认识和看待医学这门具有文化属性的自然科学。祝世讷[1]在分析中医文化的特质时认为“医学是科学技术的一个门类，无论从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文化定义来看，都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既看到了中医归属科技的属性，也看到了中医的文化属性。顺此思路，为从博宏至广的关于文化的诸多概念中“解放”出来，聚焦与中医/中国传统医学更为贴近的科技文化，不失为认识和分析传统医学文化层面的一个路径。

从世界范围看，文艺复兴运动是欧洲的启蒙运动，刺激和推动了近代科学的诞生，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而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以及“德先生”“赛先生”的大讨论等，无疑与文艺复兴运动可以找到一定的关联，胡适等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4]”不无道理。从全球范围现代文化、现代科技的觉醒而言，文艺复兴运动虽然肇始于欧洲，发展于西方世界，但是不得不说这场声势浩大和影响深远的人类思想文化，特别是科技思想与文化的运动，它的“震中”在欧洲，但是波及到全世界全人类。以文艺复兴运动作为人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传统科技与现代科技的分水岭，似乎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2  中医文化：从“惟一”到“结合”

近代以前，受人类地理知识和地域、交通等条件的制约，人类的科技、文化包括医学，其交流尚局限在小众或局部的范畴，很多时候并未形成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全面冲击，正如近代以前，境外的传统医学虽与中国传统医学时有交流，但是并未对中国传统医学有实质性的影响。

近代以后，在文艺复兴的刺激、工业革命的支撑以及科技革命的直接推动下，西方逐步走上了医学科学化、技术化的道路，由此也终结了一直以来以西方传统医学为主导的医学格局，现代医学成为了主流。现代医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西方文化的烙印，特别是在其诞生之初。然而，由于现代医学与生俱来的科学性、客观性、可证伪性等，与传统医学倚重的文化、经验等具有天然的相斥性，这就造就了两种具有本质差异的医学体系。西方社会和西医（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也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西学东渐的浪潮带来了西医（现代医学）东渐，西医东渐一般以康熙服用传教士呈递的金鸡纳粉治疗疟疾这一事件开始，虽然当时的金鸡纳粉依然属于传统药物，但由于其具有明显的自“西”而“东”的传播路径，所以常以此事件作为西医在中国本土传播的开始[5]。事实上，西医东渐真正规模性输入并对中国传统医学造成实际性的冲击，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现代医学既作为一种具有某些优势的医学，也作为一种异域的医学文化，开始对中国传统医学（中医）及其原生态医学文化进行冲击。中国的医学格局震荡、医学文化内涵改变（或丰富）、医学方针政策调整，包括社会、百姓对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中西医）的多样化选择等，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仅从文化层面而言，若从世界范围论世界传统医学文化的分界，当以文艺复兴运动为分水岭；若从中国范围和中国医学发展实际论中国传统医学文化，鸦片战争后现代医学（西医）的规模性输入，对中国本土医学造成了冲击，倒逼中国医学改革，相应地也极大改变和丰富了中国医学包括中国传统医学的内涵。正是从西医东输开始，中国传统医学的“惟一”性才得以改变，进而走上了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中西医）对抗、汇通、结合之路，最终形成了目前我国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的医药卫生政策[6-7]。故从文化层面看整个中国传统医学的巨变，可以以近代的鸦片战争或西医东渐为泾渭之分。

3  医学发展与文化的相互关系

任何医学都诞生于一定的文化之中。传统的医学与传统的文化，两者关系较为简单和确定，传统医学在文化的土壤中孕育而成，并仍可归属于文化的一部分。现代医学兴起后这个关系开始变得复杂。我们知道，现代医学诞生于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与现代科学技术共同激荡而生而兴，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说，现代医学也是基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下产生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包括现代医学在内的自然科学，其固有的客观真理性、普适性、可证伪性等学科属性，往往把哲学、经验、文化等置于体系之外，这些意识形态、主观经验、人文的东西不再参与现代医学体系的构建和发展。诸如此类的情况，说明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有大相径庭的医学思维，对生命活动研究和疾病干预有不同技术方法等，这往往是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之间“冲突”的核心。而这种复杂多样的关系在实行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双轨”制的国家和地区似乎更为明显。近代以来我国中医、西医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似乎就是一个印证。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传统医学基础，也有不同的现代医学基础。为什么在欧洲传统医学被现代医学所取代，而在中国传统医学仍与现代医学同向并行，这其中与所属文明的断代与延续，传统医学对文化的依赖程度，传统医学的整体水平、思维方式，催生现代科学或现代医学的生产力水平、社会机制等都有关系，是一个复杂综合因素使然的过程。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医学道路、医学体系的选择，往往具有特殊性[8]。我国坚定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发展并重之路，是由我国特殊的医学国情和医学发展战略决定的。如何坚定我国医学发展，特别是传统医学发展的“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既是一个医学层面的问题，也是一个文化层面重要的问题。这也提示我们正确认识、看待和发展中国传统医学与中华文化关系的重要性。4 以中（汉）医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医学文化中华文化全方位地影响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一种医学与其文化具有这样“如胶似漆”的关系。首先，传统医学是传统文化孕育的产物。以中国传统医学为例，首先，中医药学是熔铸了传统文化中哲学、易学、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生物学、人体学、心理学、语言文字学等诸科知识并通过阴阳五行学说加以建构，才形成了自己的医学理论体系[9]。其次，中医药学的病因、生理、病理、治疗、方药、摄生、康复等，都全面而具体地体现了传统文化的“源”，比如基础理论的阴阳五行理论，临床经验中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遣方用药中的君臣佐使，治疗中的针灸推拿等特色技法，都体现了明显的中国文化特色，包括对执掌医术的医生，既要求医者医术的精进，也要求对传统文化的精通，道术一体，不可偏颇。再次，涵养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医药学，又以其在自古及今的中国社会中广泛、深刻的影响，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代表，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正因为如此，不少人认为中华文化是中医的土壤和根脉，诸如此类的观点，从中医学作为一门传统医学学科的“生长”“成长”过程看，是站得住脚的[10]。离开了传统的文化，就有可能失去中医的“根”和“源”。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指南》指出：“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医药学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认识生命、维护健康、防治疾病的思想和方法体系，是中医药服务的内在精神和思想基础。”此阐释深中肯綮，诚如是也。

5  积极推进传统医学文化层面的研究

技术是传统医学的“体”，文化是传统医学的“养”。新时期各种文化如何滋养传统医学，对我国传统医学的发展，推而广至整个中国医学的发展以及具有中国优势特色的医学体系构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是要积极推进中国传统医学文化层面的“去芜存菁”“存异求同”。传统文化本身就具有二重性：既有优秀的方面、精华，又有陈旧的方面、糟粕[11]。综观传统医学的理论、经验、技术和方法，有不少是较为原初、古朴、粗糙的，以及不合时宜、自相矛盾，甚至是错误的，这些都是应该摒弃的部分。当然，摒弃的标准肯定不可完全是现代科学或现代医学那一套的标准，还是应该依从和符合传统医学自身的规律和方法，兼取现代科学或科学已有的知识，从医学防病治病、缓解疼痛、增进健康的角度，去对传统医学包括传统医学的文化予以批判性的继承和发展。不管是传统医学自身的标准，还是现代医学的标准，其本质都是一套自成体系的方法或标准，两者应该存异求同，争取最大公约数。重视中国传统医学的文化建设，切不可误入如封建社会“天朝上国”“固步自封”等“落后文化”的影响，抑或以中华文化为名而行绑架中医之实等，而是应该守正创新地吸纳包括现代医学、现代文化在内的所有时代优秀文化的素养，创造一个不失传统、不违和时代、体现人性光辉与美好的良好医学文化生态，为新时期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提供源头活水般的滋养。

二是要积极推进中国传统医学体系内文化的“存异求同”。一直以来，一个容易被大众忽略的事实：中国传统医学是包括汉民族传统医学以及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傣族等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在内的大传统医学，中医应指包括中（汉）医以及藏医、蒙医、维医、傣医等在内的“大中医”。各民族传统医学在中华文明的熏染下，在各民族医学长期的交流互鉴中，在中（汉）医学的辐射影响下形成的共性，诸如天人合一、调整阴阳、扶正祛邪、辨证施治、多诊合参、调和致中、药贵天然、以偏纠偏、身心共养，均是中国传统医学共同的“基因”，而基于当地自然气候、区域文化、民族习俗、道地药材等，又使得中国传统医学异彩纷呈。比如藏医解剖学的发达，藏医唐卡的特色，药浴、尿诊的兴盛，青稞酒、酥油茶在当地民间的广泛使用等，这些与藏族文化中天葬的习俗及高原文化的特点息息相关；蒙医的正骨术、震脑术、酸马奶疗法是传统医学与草原文化结合的硕果。维医在诊疗和用药中秉持的体液成熟—清除疗法、日常饮食疗法中注重体液的调节平衡，结合当地环境的埋沙疗法、温泉疗法，以及治疗白癜风、银屑病等优势项目，是西域自然条件、人文风情在中国传统医学中的独特呈现；傣医的拖搽疗法、睡药疗法、口功疗法等，其产生与傣族宗教信仰、当地经济文化因素等密切相关。此外还有壮医、苗医、瑶医、回医等，都是区域性文化与当地防治疾病的医疗实践结合的产物，或多或少都有在医技方面的一技之长和文化方面的独特之处。诸如此类，我国各族群众对生命、疾病、健康的认识，防病治病的技术方法，以及与此相关的当地地理环境、自然气候、区域文化、民族习俗、宗教信仰，都是中国传统医药文化（中医药文化）广阔的背景和具体的支撑。新时期中国传统医药文化建设，要注重吸纳各民族传统医学文化的精华，铸牢医学领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形成中国传统医学一体化的合力和优势。

三是要积极推进人类共同价值情感中的“存异求同”。“在世界文化日益全球化、多元化的大背景下，面对中医学发展的问题，不能将目光仅仅局限在科学与技术层面，而应放到大文化体系中去探讨[12]。”中国传统医药文化（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主要体现为以人为本、医乃仁术、天人合一、调和致中、大医精诚等，相关的研究或调研对其概述不尽相同，但也大同小异。比如有的精简为“天、人、德、和、中、心[13]”；有的总结为道法自然（道）、精诚仁和（医）、心身共养（养）、药取天然（药）四个主要方面[14]；《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指南》则用“仁、和、精、诚”进行了高度概括。这种共同的医学文化价值，在西方社会中同样可以找寻得到。从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医生誓言”到特鲁多医生的“有时去治疗，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西方医学和中国医学一样，都凭着医学这一仁心仁术践行着人类共同的价值情感，履行着医学共同的神圣使命。当前，医学的模式已经从过去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发展到了“生物-社会-心理”模式，其实也在说明人类医学在整体上的一种“纠偏”，对现代医学“见病不见人”、技术至上等倾向的纠正，其实质也是医学在整体上向医学人文的靠近，是医学文化建设的一种理性回归。如樊代明院士[15]指出：“对生命观的认识，不只是局限在证实的层面，还要提高到精神层面。真善美，前者是科学，后二者是人文。中医西医都是人类文明的文化，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把他们的优势整合起来就是人类医学所需要的。”也正如我们经常习惯提起的：我们既要关注和治愈“人的病”，即技术层面；也要关注和抚慰“病的人”，即“文化层面”。这两个维度永远都是医学乃至整个社会孜孜以求的。因为这是医学，是生命，往更大的说是人性，是整个人类本身。为爱、求真、崇善、至美，这是人类永恒不变的价值追求，也是医学文化存在的永恒价值。医学的强大往往是指其技术层面，源于技术的不断进步；而医学的伟大，则往往是指其文化层面，源于医学的人文性，对爱、对真善美等人类永恒价值和情感的吸纳与追求。建立一种基于人类共同的价值趋向基础上，跨越传统与现代、中医与西医等不同医学体系的医学文化，理应成为新时期医学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其不仅是医学领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科学发展观的体现，也是不同医学“殊途同归”回到医学防治疾病、解除病痛之本质初心的生动诠释。未来医学的发展，不管是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既要在技术层面不断精益求精，也要不断完善其在文化层面的组建和经营，使医学更加契合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更富于人性的光辉与美好。

6  结语

正确看待传统医学的技术与文化层面、科学认识文化与医学关系，进而发挥传统文化滋养传统医学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中国传统医学发展，以及让包括现代文化在内的所有文化精华滋养医学的发展等，是一个宏大而有着重要意义的命题。医学是技术与文化的结合体。从文化宽泛的概念及定义着手，聚焦人类科技文化的发展，在时代变换和医学演进的大背景中，分析中国传统医学文化内涵的变化、充实与发展，可以更好地挖掘文化之于传统医学发展的要义。新时期传统医学的文化建设，宜遵循存异求同的原则，同时需从中国传统医学与未来医学两个维度着手，前者宜注重在吸纳各民族传统医学文化基础上，铸牢具有中华文化共同基因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中华医学文化；后者宜更加重视医学文化层面的建设，追求真善美的医学文化生态，使医学更加契合时代和人民的需求。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