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华山慢病相对时空，2022-02-13 11:03

“西医”，顾名思义是指西方国家的医学。《现代汉语词典》对其解释是：“从欧美各国传入中国的医学，以及运用上述医学理论和技术治病的医生。”目前学界对这一概念没有统一的界定，同时针对这一概念的运用，因人而异又有不同的理解和取舍。比如“西医”特指西方的现代医学，那么西方的传统医学是否属于“西医”范畴；如果“西医”特指来自欧美的西洋医学，那么其它地区和国家比如现代医学发达的日本韩国等，其现代医学是否属于“西医”范畴；如果“西医”特指近现代的西方医学或者泛指现代医学，那么对于一种发展已经遍及世界的主流医学，“西医”的概念和内涵是否已经不能承载其实质而需要作出调整。

研究的一个前提，是相关概念的界定。本文认为，“西医”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西医”，即国人通常所认为近代现代以后的西方医学，但是这种概念实际上是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鸦片战争前后这段特殊历史镜像下对“西医”学科的特定称谓和截断剪裁，当然这也是我们认识“西医”概念的切入点，但是要科学全面地去认识“西医”，须把历史的镜像从“特写”、“聚焦”的模式，调成“正常”模式或“全景”模式，把“西医”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医学学科，对其概念及其内涵外延的变化作系统的梳理，方可看见一个相对稳定又不断演变的“西医”学，以及由于“西医”的介入，由中医（含民族医学）、西医、中西医结合等糅合组成的特殊的中国医学格局与文化。

1. 从地理概念到医学概念

今之“西医”概念，乃是鸦片战争之后，时人为区分中国本土的医学，而采用的对西方医学（不包括西方传统医学）的专称，进而形成了“中医”和“西医”这样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而其实质也渐渐成为中国特色和中国视角下的医学学术体系和应用体系的分类，而中国之外并无“西医”或Western medicine等说法。那么，我国的“西医”概念从何而来，古之“西医”与今之“西医”有何不同？我们认为“西医”是一个不断演进、深化和丰富的概念，古之“西医”与今之“西医”虽然大有不同，但也并非风马牛不相及，互相之间有一定的内在逻辑和共同的知识交集，存在历时性和共时性梳理的必要。

首先，认识“西医”，先分析这一概念的前置定语。“西”，《说文》解释为：“鸟在巢上也，日在西方而鸟栖，故因以为东西之西。”最早的“西”字，是一个象形字，《殷墟文字类编》载：今诸文正像鸟巢状。可见“西”最早就是以一个方位的基本义出现的，之后才有诸如西方、西域、西洋、西汉等引申义的出现，包括“西医”的出现。

其次，从历史的角度看我国疆域范围的变化，“中”与“外”、“中”与“西”的概念和内涵也在不断变化，比如在历史某一阶段属于“外”的民族和地区，在另一历史阶段又融入到中华民族和中国版图之中，例如吐蕃和西藏。同样，医学曾经属于“中”的民族和地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又以“外”的面目出现，比如蒙古国。同样，“西”在古代中国人的地理观念中，是一个具有异域情调的概念，它不仅是一个方位名词，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符号。比如唐僧西游、成吉思汗西征、郑和下西洋等。“西”字所指，因人们的地理知识的差别、国势强弱和对外交通发达与否而或远或近，没有一定标准。这种特点同样体现在中国古代对“西医”概念的理解中。我国第一部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就已经显现明显的地理医学的概念，其《异法方宜论》对当时东、西、南、北、中五个方向的医学分别进行了概述，如其提到西方的医学曰：“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其民华食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因不同地域环境、区域性文化等因素发展而来的因地制宜原则，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医学防治疾病的一个明显特征。

再次，从我国古代医学的整体发展和总体分布看，古代中国的绝大部分区域无疑是中（汉）医占主导的区域，惠及疆域内绝大部分人群，其它医学的分布主要集中在我国古代的西北方向和西南方向，比如西北方向的新疆地区，西南方面的西藏、青海部分藏区，以及云南广西贵州山区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这些地区保留着今天依然作为中国传统医学（大中医）组成部分的藏医、蒙医、维医、傣医、壮医、苗医等传统医学。这些西北、西南方向的少数民族医学，一方面与中（汉）医保持密切联系，同时，由于其所处自然地理空间的特殊性、对外交通交流的便利性（比如经由古代丝绸之路带来的人流、物流、文化交流的便利等），它们往往和西方国家的传统医学有着一定的联系，比如藏医学、蒙医学受印度医学的影响，维医学、回医学受波斯医学、阿拉伯医学的影响。而这些藏、蒙、维、傣、回等今天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组成部分的民族医学，以及波斯医学、罗马医学、印度医学以及阿拉伯医学等外来医学形态，就构成了古代意义上以及汉语言语境中的“西医”或者是“西域医学”概念。所以不管是现在的中国，还是古代中国，“西医”的概念实际是存在的，它具体的内涵所指也是相对清楚的，只是当时并没有“西医”这一称谓，连“中医”的称谓也没有，把握这一点，是我们认知“西医”概念及其内涵的一个切入点。

2. 从西域医学到西洋医学

“西医”这一概念的成立以及在历史上实际作用的发挥，某种程度上是通过丝绸之路这条贯穿中西方的交通网得以实现的。前期以陆上丝绸之路为主，“西医”的概念和内涵主要由西域医学承担，后期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西医”的角色和内容则主要由西洋医学来扮演。

 西域，汉以后对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北）以西地区的总称。狭义专指葱岭以东而言，广义则凡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都在内。欧亚海陆畅通前，横贯西域的大路长期是东西往来要道，便利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自十九世纪末以来，西域一名逐渐废弃不用。“西出阳关无故人”、“春风不度玉门关”，阳关、玉门关，是当时中国古代中央王朝的西大门，出关相当于走出了中央王朝的大门。所以，作为中国古代陆路对外交通的咽喉要道，关内和关外在古人看来有着特殊的意义。“（当时）中国人头脑中理解的‘西’，一定程度上代表心目中的异域文化”。阳关、玉门关这种具有明显分水岭作用的地理标界，同样也带来了在交通上、文化上以及医学上的特殊内涵。西域医学，伴随着这条贯通中西交通的大动脉，也成为一个古代主流的中原医学（汉民族传统医学）之外的一种医学现象，承载着宋元之前中国对外医学交流的绝大部分内容。故有学者认为，西域医学是指古代对玉门关、阳关以西地区的这个地域和从汉代至清代后期1840年为止这个时间段的医学。陈明《异方殊药:出土文书与西域医学》，是一部论述西域医学的力作，其对中古时期西域出土的各类胡语医学文献和汉语医学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其西域之地，既包括了目前中国版图内的敦煌、新疆，也含盖了中亚、印度等地。其所述医学，除了中医学即我们今天所认为的中国传统医学（包括汉民族医学，以及中国境内其他民族传统医学，如维医学的前身回鹘医学、藏医学的前身吐蕃医学）以外，还包括波斯医学、阿拉伯医学、印度医学。王兴伊、段逸山《新疆出土涉医文书辑较》，除了汉语类医学文书之外，其余均为胡语类文书，文书均为对遗存下来残本的彩色印刷，较为全面真实的再现了多种医学在西域并存交融的情况。此外，经由陆上丝绸之路的中西传统医学的交流也是可圈可点。比如作为西域医学集大成的医学著作《回回药方》，从残本的体例与内容可以推断，完整的《回回药方》应是包括多种门类的自成体系的医学百科全书，其中不乏古希腊—阿拉伯医学这一体系的医学理论和思想，对我国维医学的发展和回医学的形成等产生了推动作用。除了《回回药方》，还出现了《胡本草》、《海药本草》等其它关于西域医学的医药著作。此外，丝绸之路上以丝绸、香药等的贸易一直昌隆，“以香药换取丝绸成为中古时代丝绸之路东西方商贸往来的主要推动力”。可见，西域作为中国古代多种传统医学的交汇之地，是当时对外医学交往交流最为活跃的地区。西域医学，受当时客观因素的影响和时代因素限制，并未以“西学”“西医”的形式和称谓出现，但是其实际上已经承载了中国古代（宋元之前，古丝绸之路东西方陆上交通兴盛时期）对外医学交流的职责和功能。西域医学无疑丰富并推动了我国古代医学的发展。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以及陆上丝绸之路的式微，中国古代医学对外交流的主要对象，从葱岭以西的陆上诸国，实际上已经转移到了沿海洋的西方国家，西域医学的时代过渡到了西洋医学的时代，正如中西贸易往来的主战场从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过渡到海上丝绸之路。“西洋”一词，最早起于何时，已无从考证，但是至元明时期，已有一定所指。当时把今南海以西（约自东经110°以西）的海洋及沿海各地（远至印度及非洲东部）概称为西洋。明末清初以后，其概念范畴进一步扩大，指大西洋两岸即欧、美各国为西洋。郑和下西洋中的“西洋”即为前者，事实上元明清三朝对“西洋”概念及其实质的理解不尽相同，总体看其内涵和外延是一个不断增加和扩大的过程。

在医学领域，海上丝绸之路的前期，中西方的医学交流，依然是属于传统医学与传统医学之间的交流，还是以香药等贸易为主，与陆上丝绸之路时期医学贸易或交流的内容并无大的差异。真正狭义“西医”即所谓具有现代医学意味的“西医”传入中国，一般认为是明末清初之际，以利玛窦（1583年来华）、龙华民（1597年来华）、艾儒略（1613年来华）、邓玉涵（1621年来华）、汤若望（1622年来华）、罗雅谷（1624年来华）等一批传教士来华并带来了狭义意义上的“西医”知识为节点，比如利玛窦著有《西国记法》，龙华民、罗雅谷、邓玉涵合译了《人身图说》，邓玉涵著有《泰西人身说概》传播了当时西方当时最先进的人体解剖学知识，艾儒略的《西方答问》介绍了西方的尿诊和放血疗法知识，汤若望在《主制群徵》介绍了西方的血液和血液循环的知识，使得维萨里人体解剖学知识和哈维的血液循环学说部分传播到了中国。特别是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传教士洪若翰（1687年来华）、刘应（1687年来华）进献的金鸡纳粉治愈了康熙的疟疾，被认为是欧洲医学输华的重要事件，也被认为是中西医结合的开始。当然，康熙所使用的金鸡纳树粉末距离现代医学意义上的西药其实是有本质差异的。

3. 从西方传统医学到现代医学（国外）

西医的过去，从学科的角度看，其概念应为“西方传统医学”的简称。西方国家传统医学，一般认为起源于四大文明古国之古巴比伦和埃及的医学，也有的认为起源于古希腊希波克拉底时期，之后接力棒相继传至古罗马和阿拉伯地区并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发展至中世纪，受制于宗教和经院哲学，西方传统医学的分支欧洲医学在长达千年的历史时期内处于迟滞的发展状态。总体而言，西方传统医学的整体水平稍逊于以中（汉）医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医学，但是西方传统医学从古希腊开始奠定的重视外科解剖、重视临床观察、重视实验实证等优良传统和“基因”依然续存，西方传统医学的黑夜和现代医学的前夜似乎只有一步之遥。

文艺复兴拉开了欧洲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大幕，促使了整个欧洲的苏醒。在医学方面，先后在安德里亚•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哈维（Harvey W）、莫干尼（Morgagni GB）、奥恩布鲁格（Auenbrugger L）、雷奈克（Laennec R）、胡克（Robert Hooke）、雷文虎克（Antonie Van Leeuwenhoek）、魏尔啸（Virchow R）、巴斯德（Pasteur L）、科赫（Koch R）、西登哈姆（Sydenham T）、布尔哈夫（Boerhave H）等人的贡献下，西方医学经历16世纪人体解剖学、17世纪人体生理学、18世纪器官病理学、19世纪细胞病理学、20世纪临床医学等为主要标志成果的发展和进步，再有抗生素的发明、医学影像学的引入、现代病理生理学的进步、免疫学的发展等等，特别是临床医学的全面、全力发展，人类的现代医学终于发展到了我们今天所见的模样，“西医”完成了从传统医学体系到现代医学体系的转变，“西医”学也从一门传统的古代学科转型为现代生命科学，“西医”作为一个学科概念完成了其生长、成长和成熟的过程。

4. 从西方传统医学到现代医学（国内）

我国的“西医”发展历程，显然和国外是不一样的。约从康熙使用金鸡纳开始，中国本土也开始了“西医”学科从传统医学到现代医学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以鸦片战争为分水岭。鸦片战争之前的西域医学、西洋医学，只是一种小众的外来医学，也未对以汉民族医学为代表的中国本土医学造成实质性冲击，但是鸦片战争后，随着国门被打开以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西方国家凭借政治上的霸权强权，西方国家的医疗机构和人员得以大规模地输入，从最早的广州、上海等沿海城市到遍布全国。据统计，1876年全国教会医院已有16所，1897年教会医院60所，1905年增至166所，1936年达到426所。“西医”的输入一方面遭到时人的抵制，另一方面人们对这种带有当时先进技术以及疗效可见可感的新式医学，开始变得宽容和接受，“西医”在中国逐渐拥有广泛的市场和群众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从医学层面看，大陆文明时期，西方传统医学输入都是小众的、局部的、间接的，并不能对中国正统的中医学造成实质性的威胁，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当时西方各国的医学，和中医学一样，本质都还是经验医学，是传统医学，这种同质性并不具备冲击或取代的资质。但是海洋文明时期，西方国家医学已经在物理、化学、生物学等近现代科技的基础上迅猛发展起来了新质的医学，这种具有科技含量、机理相对明确、治疗相对精准、疗效相对确切的医学，显然具有和传统中医抗衡甚至取而代之的实力与可能。当时国人对待西医、中医的态度也出现摇摆，保中说、废中说、抵西说、汇通说等各种说法甚嚣尘上，这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医学发展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和医学格局的调整，中国医学经历阵痛的同时实际上也迎来了一次变革的巨大推力。正是在这种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条件下，“西医”、“中医”这组概念在中国呼之欲出。此之后，才逐渐有了以“中医”学代替原有中国本土传统医学的新式内涵，以及以“西医”学代表西方国家主导下的医学。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它们作为在历史中实际早已存在并且不断演化的学科，都在鸦片战中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获得了较之以往不尽相同的新的概念称谓及其内涵。

5.“西医”概念的局限和重塑

通过上述对“西医”概念内涵和实质演变的梳理，我们可知“西医”这一概念是特定时空下成长起来的概念，有其局限性，面对西医发展的“过去时”，是一个需要扩充的概念；面对西医发展的“将来时”，是一个需要重塑或调整的概念。试述如下：

一是从“西医”学科发展的延续性看，任何医学的发展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有其发展的延续性和连续性。从整个西方国家医学的发展历史看，均为传统和现代的结合，传统医学为现代医学种下萌生的基因，奠定发展的基础。西方医学还原论的思维，其注重实验研究、临床观察、实证循证、外科发达等特点，其实和古希腊希波克拉底时代开始就形成的医学思维与传统是一脉相承的，这也是其和印度传统医学、中国传统医学等喜欢整体化、神秘化、经验化的特点还是有较大差别，这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和医学，在西方而非东方诞生的原因。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说，“西医”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学科概念，从传统“西医”到现代“西医”，其医学思维、医学气质等还是一脉相承的。

二是从“西医”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看，西方现代医学的前进，每一步都是在对传统的摒弃、否定或者改进与革新的实践中进行的。维萨里在否定传统的动物解剖学的基础上，让现代医学回到了正确的人体解剖学道路上；哈维在否定传统的血液循环理论基础上创建了现代意义的生理学，莫干尼、魏尔啸在摒弃传统的体液病理学的基础上开创了器官病理学、细胞病理学。“不破不立”，从基础到临床，从传统到现代，“西医”的实质演变，是一个革故鼎新、除旧布新的过程。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迭次、递进的演进过程，这种紧密的关系正好证明了传统“西医”和现代“西医”其实是相辅相成，互为整体的。

三是从“西医”发展的实际看，其概念和实质已经不相符合。我们要看到所谓“西医”，既包括西方传统医学，也包括西方的现代医学，而且这个“西医”的概念，从目前实际的覆盖范围、发展实际等看，实质已经包含了全世界的现代医学。当前，现代医学无疑已是世界的主流医学，现代医学已经不是以欧洲为主导的西方国家的医学，而是全世界共同的医学，世界各国包括东方的中国、日本、韩国等等现代医学的水平都已经跻身强国之列，拥有和西方国家近乎一样的资源、条件、能力、水平。“西医”当然不是最早的“西域医学”，也不是后来的“西洋医学”，也已经不仅仅是西方国家的医学，更确切的说已经是全世界的医学，至少是遍及全世界的主流医学。“西医”虽然导源于西方，但现在已没有国界，而是属于世界性的科学，人类共同的医学。所以我们一直以来约定俗成的“西医”概念，实际上已经名实不符，概念的有限内涵已经不能涵盖其越来越广阔的外延。

四是从概念定义的原则看，概念的形成是一个从个别到一般、具体到抽象、现象到本质的过程，应该主要对其根本的属性和原则进行归类。“西医”的概念，总体看，是一个以自视角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方位概念，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这样易忽视“他者”，忽视整体，这样也就不能体现一般性。“西医”之西，虽然在古代中国随着版图疆域的变化有所变化，但是它始终是中国之西。比如印度于世界来说，和中国一样属于东方，但是于中国而言，就是属于西方。所以在《西游记》中，玄奘取经是“西天取经”，中原王朝叫“东土大唐”。正如葛剑雄所说：“在没有一个统一的划分办法的前提下，地球上的人们都是以自己所在地为中心来确定东西方。”所以“西医”这个概念称谓是有缺陷的，它不代表一般性，不具备整体性，这种地域性的概念，对于本地区内而言，可能已经约定俗成、根深蒂固，但不利于与国际接轨和长远发展。比如“西医”如果直译为Western medicine，明显不合时宜，也不符合当前世界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依然“并跑”的格局或者两者不断呈现融合的趋势。目前发达国家流行的是常规医学或主流医学或正统医学（conventional medicine or mainstream medicine or orthodox medicine），其它为补充替代医学（complementary & alternative medicine），这样一主一辅的医学分类方法等，都可以为“西医”这一概念的调整或重塑提供参考借鉴。

最后，再补充一点，“西医”作为狭义的“西洋医学”“西方医学”的概念，是在鸦片战争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下的产物。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击碎了当时封建统治者天朝上国的美梦，也一定程度上挫败了当时国人的自信。“西医”这个概念的出现和运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种历史后遗症的体现。从国家发展和国家利益的角度看，“西医”的称谓，确实已经和国家已经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相符合，和我国在卫生健康领域已经取得重大进步和成就也不相匹配。正如在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以后，曾经一度流行的中东、近东、远东等概念，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对其以外地域的描述，如今这些概念都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所以，我们既要看到“西医”这一概念诞生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肯定“西医”作为“近代或现代以来西洋医学或西方国家医学”这一学科概念的合理性，及其一直以来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同时，也应该在整个历史的镜像中，对“西医”的前世今生、古往今来做出科学的分析，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对这一医学学科。故我们主张关于“西医”概念，应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同时，对于未来“西医”概念可能需要调整或重塑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还是一项重要的社会系统工程，有待社会各界共同来逐渐加以重新认识和解决。

综上，“西医”，是一个中国视角的医学概念，也是一个随着中国和西方国家医学史演进与医学实践发展而不断变化、深化和丰富的概念。狭义的“西医”概念，指近现代以来的西洋医学/欧美医学/西方国家的医学，这是鸦片战争前后特殊历史镜像下对“西医”的特定称谓和截断剪裁，有其合理性，也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它并不能很好地说明中国和西方国家各自不同的所谓过去的“西医”学，也不能概括中国和西方国家将来日趋相同的所谓未来的“西医”学，故有必要从中西历史和“西医”整个学科史的角度，对“西医”概念的内涵及其实质进行全景式地重新梳理。此对全面认知“西医”这一当今世界的主流医学，促进其更好的发展，以及构建西医和中医（或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兼容和互补的新医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清]陈廷敬，张玉书等编著.王宏源新勘.康熙字典（修订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1361.

[2] 本书编写组.甲金篆隶大字典[M]. 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 2010:481.

[3] 李刚，崔峰.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5:1-2.

[4] 郭霭春注解.黄帝内经•素问（上）[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2:81-83.

[5] 王兴伊. 西域医学初探[J]. 中医药文化, 2007, 24(5):30-32.

[6] 杨富学, 李应存. 殊方异药——出土文书与西域医学[J]. 西域研究, 2006, 16(2):114-117.

[7] 白茅. 《异方殊药：出土文书与西域医学》出版[J]. 中华医史杂志, 2005, 59(3):192.

[8] 王兴伊，段逸山.新疆出土涉医文书辑校[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3-6

[9] 王兴伊. 《回回药方》——西域民族医学方书之集大成者[J]. 医古文知识, 2005, 25(4):44-45.

[10] 宋岘, 周素珍. 《回回药方》与古希腊医学[J]. 西域研究, 1994, 4(2):28-42.

[11] 温翠芳. 唐代的外来香药研究[D].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6.

[12] 万明.释“西洋”——郑和下西洋深远影响的探析[J]. 南洋问题研究, 2004, 31(4):11-20.

[13] 赵璞珊. 西洋医学在中国的传播[J]. 历史研究, 1980, 27（3）:38.

[14] 郝先中. 晚清中国对西洋医学的社会认同[J]. 学术月刊, 2005, 49(5):73-79.

[15] 王振瑞, 李经纬, 陈可冀.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科史[M].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29.

[16] 董竞成. “中医”作为学科概念的变迁过程及意义[J]. 学术前沿,2018, 6(9):62-68.

[17]Wenxian Liu, Linwei Lu, Cheng Ma, Chen Yan, Zhengxiao Zhao, Nabijan Mohammadtursun, Lingli Hu, Wuniqiemu Tulake, Shan Jiang, Zhen Gao, Yuanhao Zhang, Jingcheng Dong.The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s a Disciplinary Concept and its Essence throughout History，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Modern Medicine. 2018,1(3):171-180

[18] 董竞成.中国传统医学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71-77

[19]葛剑雄. 我看东西方文化[J]. 天津社会科学, 1997, 17(6):4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