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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牛琮:《癌症传》——“美式治癌”启示录

已有 2149 次阅读 2022-5-7 17:51 |个人分类:医学史话|系统分类:科普集锦|文章来源:转载

资料来源:《中华读书报》,2022年4月20日

癌症是一个古老的疾病群,并非现代人的专属疾病。但它却在最近百余年,尤其是最近70年,迅速摆脱在过去很长时间里的“沉寂”,跻身医学前沿,侵入到社会生活的角角落落,甚至改变并支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全世界似乎进入了一个“被癌化”的时代。时至今日,癌症治疗已经高度产业化,然而癌症的治愈却仍旧遥不可及。

悉达多·穆克吉的《癌症传》初版于2010年,在每年全球癌症研究的文献都多如牛毛的背景下,此书是否能抵得住时间的淘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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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传》,(美)悉达多·穆克吉著,马向涛译,中信出版社,2022年1月第1版

我认为,该书最大的价值在于为读者讲述了发生在美国的抗癌运动,以及癌症治疗进展中,与人类创造力、意志力并存的“傲慢、狂妄、专制、误解、空想与炒作等误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穆克吉能完全跳出“美式治癌”的思路,他仍是这一巨大产业下的一名热情的从事者,正如他在访谈录里所说的,“让我们相信这些努力没有白费”。

一、抗癌运动联盟:医学权威与政治游说家的“完美组合”

穆克吉所说的“这些努力”中,占据头等地位的当属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的抗癌运动。他对运动本身是持肯定态度的,假如没有这场运动也不会有现如今他所在领域的大好环境。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不难从书中提炼出,这场声势浩大的抗癌运动本质上是由医生和政客联合发起的,通过争取政府、社会和公众的广泛关注,进而获得资助、地位、话语权的政治战和舆论战,而癌症患者在其中的角色则更像是吉祥物。

抗癌运动的两位代表人物西德尼·法伯和玛丽·拉斯克将这场行动比作“十字军东征”,其含义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癌症专家法伯来说,他迫切想了解化疗缓解白血病的机制,并将那些化学药品推向临床。因此他需要资助来帮他完成理想,同时也需要借由慈善来拔高形象,尽管利益取向不同,但可以“同途殊归”,各得其所。打造一场慈善活动,再经由媒体曝光,既能筹到资金,又能促进癌症研究成为社会热点,对法伯来说,可谓一举两得。然而,法伯推行的化疗并未真正解除患儿的痛苦。当然,他的确是胸怀治愈患者的大志的,他只是认为自己需要更大的平台和更多的资助。

而活跃于政治舞台的社会活动家拉斯克,则已在医学界锋芒毕露。促使她投身医学活动的导火索是母亲因心脏病而去世。而年幼时,佣人罹患乳腺癌的经历让她对癌症也有一些记忆。深谙政术、左右逢源且人脉广泛的拉斯克,很擅长发挥优势,她选择了通过政治游说和大规模募集资金来改变美国医学。

拉斯克着手改变原有的学术组织,在她的操作下,这个缺乏活力的社交俱乐部摇身一变成为组织严密的游说团队,成员包括企业家、制片人、广告人、制药公司高管及律师等各路精英,唯独不需要医学专业人士,这个“非专业团队”不断扩大,并于1945年更名为“美国癌症协会”(ACS)。这听上去,多么像一个由官方搭建的医学专业组织!

拉斯克派很快将游说对象锁定为国会,期望得到联邦政府的支持。因为这些社会精英非常明白,一旦得到联邦政府的肯定,那么协会的规模将会得到“天文数字般的增长”。此时,他们不能再缺少医学科学家了,尤其是一名志向高远且能够引导舆论的医学权威。

于是,拉斯克与法伯的携手战斗便顺理成章,穆克吉对此的描述十分生动:他们就彷佛两位各持有半张地图的游客在迷途中相遇。

二、抗癌运动的“曼哈顿计划”和“登月计划”

拉斯克与法伯的抗癌主张,既有其自身的偏好性,也必然受到当时美国的科学政治氛围影响。

二战结束后,美国国内掀起了一股崇尚科学的热潮,这不得不归功于战时取得了一系列派得上用场的科技成果。当然,这种精神热情的方向在美国社会并不是一致的,总体可以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延续战时思维,以实用目的为导向、以团队为单位的计划性研究;另一派则主张应当抛弃战时思维,采取战后策略,鼓励科学自主的开放式研究。

后一派的代表是范内瓦·布什。1945年,布什向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提交了一份名为《科学,无尽的前沿》的报告,布什指出,美国在战时取得的那些引以为豪的成果,归根结底是源自战前欧洲科学家的沉淀,对美国而言,包括原子弹在内的科技产物,都只不过是舶来品。因此,他推崇将这种欧洲式的开放式研究置于优先地位。

拉斯克与法伯则认为癌症医学应当首先以攻克癌症为目标,解决实际问题,而不应该将精力纯粹浪费在兴趣上,这与布什的倡导不符。他们认同二战时期,那种高度专注的定向研究。实际上,二战确实极大地推动了医学的发展,“医学与科学在历史上首次实现了统一”。受到战时成果的鼓励,他们决心打造癌症领域的“曼哈顿计划”。在实践过程中,他们越发坚信这种主张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而布什的主张,在癌症专家眼里已经沦为僵化的教条。

“癌症曼哈顿计划”中最具开创性的一步便是组建抗癌药物研究团队。1954年,拉斯克派不遗余力地展开政治游说,最终说动了参议院。有了国会的支持,“癌症曼哈顿计划”一路畅通:癌症化疗全国服务中心(CCNSC)正式投入使用,并在10年内检测了8万余种化学品、11万余种发酵制品和近2万种植物衍生物,同时每年投入约100万只小鼠进行药物筛选。

如果说仿照曼哈顿计划为抗癌运动带来了极大的成功,那么登月计划则将为抗癌运动带来转向的思考。1969年,拉斯克派一向依赖的政治靠山退休的退休、失势的失势,导致他们“一夜回到解放前”,必须重新寻找动力。同年,阿波罗11号在月球着陆,极大地转变了公众的科学意识,这使拉斯克派有了新的灵感——让癌症跨入公众视野。

这次打着“登月计划”名号的运动,首先从《纽约时报》下手,刊登了一则触目惊心的癌症广告,松散的癌细胞布满了整张报纸页面,这一恐怖的画面深深刺激了读者。20世纪70年代,关于癌症的讨论就纷纷地出现在各种报刊、书籍、电影中,与之相关的话题数不胜数,进一步唤起了公众对癌症的无限恐惧。同时期的专栏作家曾宣称,“原子弹已经被癌症取代”,治愈癌症已然成为美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抗癌运动的主导者已经实现了角色转换。现在,他们可以通过为数百万美国人代言,胁迫总统的支持。1971年,《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则广告,开篇就是“尼克松总统:您能够治愈癌症”。正如穆克吉所言,治愈癌症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医疗问题,它更是一种政治选择。

1970年冬季,由抗癌运动催化的《征服癌症国家计划》正式发布,其目的是想成立一个相当于NASA的癌症机构。尽管尼克松总统已经看透了这群科学家的某些本质,但是考虑到“征服癌症”与总统选举之间紧密交织的关系,在众议院的投票后,他签下了《国家癌症法案》。该法案授权给癌症研究的经费源源不断:启动经费就是4亿美元,政府拨款每年递增1亿~1.5亿美元。

三、是治癌还是致癌?

抗癌运动的胜利,必然会挤压其他学科的发展,也招致了许多抨击,其中最严重的指责是“垃圾项目只会产生垃圾结果”。1973年法伯去世,抗癌运动进入饱受诟病的时期,书中这样描述:

基础理论支离破碎,新药研发停滞不前,临床试验毫无建树,学术会议乌烟瘴气,无论是放疗专家、化疗医生还是外科医生,都在疯狂地争夺权利。有时候,抗癌战争似乎已经堕落为打着癌症旗号的内战。这段话至今仍然能映照现实,尤其在以追赶美国医疗为目标的后发国家中更值得深思。

在抗癌运动中,应该承认法伯与拉斯克是胸怀理想的,但是他们努力的结果却远远超出他们的控制。治愈癌症原本只是一个朴素的愿望,如今它成为一种借口、沦为一个傀儡,在政治和科技的圈子里迷失了来时的路。

至于公众最关心的癌症治疗进展,今天的人们仍然倍感困惑。那些曾经被高喊的征服癌症的口号已成陈迹,人们已然开始接受癌症治愈是一个难以实现的迷梦,正如古埃及的伊姆霍特普对癌症的判断:无可救药。然而,那些曾被极力推崇的临床治疗方法,则应当作为教训被记录下来。

以根治主义为代表的肿瘤切除术,可以追溯到美国医生霍尔斯特德。直到19世纪中后期,美国的外科治疗还沿袭着放血、拔罐等传统手艺,欧洲则已经开始出现早期的癌症切除术。年轻的霍尔斯特德在欧洲见识到了这种新兴的手术,回到美国后便沉浸于操练这门技艺。但是在其他医生更早期的实践过程中,发现按照精细化原则切除的乳腺癌,仍会卷土重来,复发部位往往集中在切除的边缘。

霍尔斯特德是一个胆大的医生,他提出要将乳腺癌“连根铲除”以绝后患,即手术切除范围要扩大至肿块周围的健康胸大肌,此后更是变本加厉地采取了斩断锁骨、清扫淋巴结等方法。然而,真正能从酷刑一般的手术中获益的患者少之又少——他们往往要面临身体的双重打击,一是手术本身带来的巨大伤害,二是最终还是会死于被“根除”的癌症。但是这一事实未能让疯狂的外科医生放下“屠刀”,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固执己见地指出,要以切除病灶而非治愈患者为标准。

稍晚于霍尔斯特德公布根治性手术几个月,德国人伦琴便发现了X射线。一年后,这种高能射线便因其选择性杀伤快速分裂细胞的特性,被癌症研究者格鲁贝盯上了。他的受试者恰恰是一名接受了乳房切除术而导致癌症复发的老妇人。尽管X射线对原位复发的乳腺肿瘤有一些效果,但是受试者在饱尝了放射之苦后,很快便死于转移的肿瘤。

然而,格鲁贝只选择性地相信X射线对癌症的正面效果。20世纪早期,放疗已经成为医生们洋洋得意的另一把“利刃”。可实践的真相是,这把利刃在治癌的同时,也能致癌。格雷贝这位挥舞着X射线几十年的医者,躲不过慢性辐射的长期积累,他最终死于多种并发的晚期癌症,生前他还经历了多轮手术的折磨。

不管是紧握手术刀的外科医生,还是操纵X射线的放疗医生,都无可避免地痴迷于利用自己笃信的方法将癌症消灭。这些偏执又狂热的幻想,也会无可避免地将患者引向治疗带来的痛苦深渊。

我选择书中这些看起来并不乐观的例子,绝非单纯地唱衰抗癌。透过穆克吉描绘美国抗癌运动下的医学缩影,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几点启示:一是盲目乐观地推进治疗不可取;二是癌症治疗的思路应当更为开阔,它至少不该是“美式治疗”一家独大,传统医学和民族医学的优势应被重视起来;三是生命总有尽头,癌症不是绝对的敌人,转变对死亡的观念才能真正解救患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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