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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坪少年》(3):第一次骂人(修改稿)

已有 1081 次阅读 2022-1-9 17:24 |个人分类:谈情说爱|系统分类:生活其它

那是1962年夏天,父亲已届刑满(判刑4年),释放之前有一次探亲的机会。在马坪住了几天,我已经记不清楚,只记得分别的那个早晨。他从马坪火车站(汉丹线)乘车南往赵李桥(京广线),母亲和我们兄妹送他。分手的时候,我坚决不让他离去,甚至要随他同往。母亲抱着不依不饶的我往回走,我也许气急了,骂人的脏话喷薄而出。那是我第一次骂人,而且骂的是自己的母亲。

我不知道,当年的父亲是怎样一步一回头地揪心,以及如何难以忘怀的返程;也不知道他流了多少泪水,以及有多少锥心锥骨地自责。而我只知道,父亲肚子里似乎有讲不完的故事,以及难以忘怀的父爱。

2016年,我和妻以及另外一对夫妻同学“北欧游”,在卑尔根拜望分别多年的大学老班长。老班长是聂绀弩的女婿,聊起父亲的话题,他几乎笑喷。聂绀弩与胡风是多年至交,没有划为“胡风分子”,却让一个边远乡村陌生的中学教师背上了黑锅,真是那个时代特色鲜明的滑稽剧。

但当事人没法轻松。“胡风分子”后,他从一中贬到二中,随后整整22年的牛鬼蛇神,年复一年、没完没了的被改造,一落千丈的人生坠崖。劳改营生活不仅仅是失去自由,甚至要付出生命代价。他从肺结核大吐血中捡回了一条命,经历过家庭分崩离析的磨难。此刻,他虽然经历着别妻离子的沉重,但也怀揣着即将全家团聚的美好,迎来一个普通人应该具备的天伦之乐。

当然,在我这个少年的心底,仍然烙下了深深的痕迹。

1999年8月,在父亲去世7周年的时候,我搜集整理了他的部分手稿,自印了《沧海拾零》一书。其中,前言“残缺的纪念”如下:

父亲辞世7年了。我多次整理他的手稿,总因为残缺不全,未能成册,就这样年复一年,让这些遗物静静地躺在书架上。今天重又打开它,我突然改变了思路:残缺就残缺吧。生活和记忆常常就是残缺的,为什么不能留下一本“残缺的纪念”呢? 

01

父亲一生勤学好文,写过不少东西,年轻时也发表过一些作品,如《土地翻身》、《一年之季在于春》、《春姑娘下凡》等诗词,《援朝劝妻》、《新卖棉纱》等唱本,《黑石山的故事》、《小梅》等小说。他的中文底子比我深厚得多,生命也一直在坎坷中度过,是他那个风雨飘摇时代的见证人。那些浸渍过鲜血和泪水的岁月,早已和他的生命融为一体,他曾经努力地升华过,真挚地追求过,终因生存的压力太大,生活的苦难太深,身体的疾患太重,最后未能锤炼出警世之作。我相信,以他对下层平民生活的深刻理解和亲身体验,写出一部当代的《悲惨世界》也是有希望的。

他的书稿一叠一叠的,好多个长篇有头无尾,不少业已散失。我想,如果他在世的时候有结集的想法,如果他的身体不因疾苦折磨得过于羸弱(他去世前一年已成天昏睡,严重的肺功能不全造成的缺氧,使他被喊醒不一会,又会昏沉过去),文稿肯定不是今天的样子。作为一位编辑,我深深地为他遗憾,为创造过他的现实遗憾。

在整理和校对的过程中,我一遍又一遍地通读父亲的遗墨,仿佛他坐在我的面前,娓娓地讲述一个又一个亲切而又熟悉的故事,就象小时侯在乡下的小路上,在冬夜无灯的房间里,在夏夜门前的板床上,他肚子里似乎有讲不完的故事,而且我能够清楚地分辨不少的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并回到那个山重水复的乡下老家。当然,这些书稿还十分粗糙,没有经过精雕细凿,也缺乏那种超凡脱俗的气质,以及高屋建瓴式的批判和发人深省的思考,但那里面有我们所熟悉的人物,熟悉的故事,以及熟悉的环境,因而也就有了与我们血肉相关的联系。遗憾的是,他酝酿了半生的自传体小说,已经写出了不少章节,最后却没能在他的遗物中找到。汇聚在这本集子里的不少是应世之作,甚至缺乏相应的生活体验。他的真正的深思熟虑的东西,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及其相关思索,因为余悸在心,他始终没能突破自我,而将其扼杀在襁褓之中。

02

1924年农历4月11日,父亲出生于应山县聂店的一个农民家庭,是这个家里盼了很久的独儿子(父亲上面有三个姐姐)。他自幼强记博闻,聪明过人,但乡村的封闭和落后,匪患的侵扰和恐怖,农民的质朴和淳厚,熏陶了他诚挚的乡情,却没有能培养出他勇往直前的性格和超然物外的大气。

1937年,抗日战争的烽火使他有机会了解到山外的世界,开始了对新思想、新知识的追求,正如他在小说中写到的:“13岁那年暑天,到大城市读书的洋学生回来了。男的西装、马蹄袖、大分头、大皮鞋;女的旗袍、束腰、齐耳发、方头戈口皮鞋。他们站在戏台上,轮唱着‘风在吼,马在啸……’扮演着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他发现星球外面的来人,震惊了。”尔后,20多天的暑假里,恩德和恩昭两位中学生姐姐给他补习了阿拉伯数字和加减乘除、整数和分数,以及地理和常识。这都是私塾里没有的功课,开始了他对新思想、新知识的追求。当然,他的古文还是读得不错的。那年,从省城避难回来的老太爷(美籍华人聂华苓的爷爷)出了一个“多难兴邦说”的作文题,试试乡童们的才气。据说,老太爷把他的那一篇拿到手里一看,立即摇头晃脑地诵读起来,还不断发出“入了”、“入了”的赞誉声,事后将他留在府上布置功课督促了上十天。这件事,父亲对我讲过多次。老太爷是宣统末年的进士,“入了”意指可以考上县试的秀才。

清新之气的导入,诱发了父亲到外面求学闯世界的想法。最先是延安的抗大一期招生,因为大雪封山,他们随毛大队长行军100多里而不得不返回。第二年(1938年)又和几位老乡(包括二爷爷的儿子耀威二叔)一起踏上了去大后方——重庆求学的艰难历程。看过聂华苓姑婆的《三生三世》,她们奔赴重庆的旅途都是搭乘车船,而且随时可以得到家里的赞助。但家父与他的乡亲都只有几元银钱揣在怀里,却要面对遥遥前程。

那是一条含辛茹苦的求学之路:以步行为主的长途跋涉。既有学生兵服役的考验,又有枪林弹雨的洗礼、身无分文的尴尬,流浪千余日,行程上万里,进进退退,历经坎坷,但始终怀抱“读书人”的初衷。快到重庆的时候,他们一天步行240里(按公路上的路标计算),可以说是急行军的节奏。到达重庆之后,他睡过猪鬃仓库,吃过别人扔在地上的橘皮,求过许多认识和不认识的人,最后分配在国立九中读书。

一个只有私塾经历的少年,能够直接进入高中部学习(耀威二叔则是到初中部报到),很多东西都是在流浪的日子里求学的。在当学生兵的时候,他曾经每天请人吃一碗面片帮助补习英语、代数和几何。为了完成知识结构从旧学向新学的转型,他付出了刻骨铭心的努力。刚上高中时,老师打开课本,一节课翻了好几页,而他茫然不知就里。然后通宵达旦,通过英汉字典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查找,别人一个小时的课程他花10个小时完成。到高中毕业的时候,数理化外带英语,他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获得通过。不过他也有自知之明,那个姓王的同学实在太厉害,上初中时就学习了高中的课程,高中时已经在学习大学课程,坐稳了年级的第一把交椅。王同学本身是大学教授的儿子,与贫民子弟岂可同日而语。

抗战胜利后,他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见骈文“复员同学会宣言”)返回故里,开始了教书生涯。他教过乡村小学,也在黄陂县中学教过英文、数学、化学,解放后成为应山县中学最早的教师之一。在此期间,他到河南许昌读过革命大学(1948年),并两次投考过武汉大学。一次,在考试前一天猩红热发病,幸亏考生们赠款购买盘尼西林而得以救治,但失去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另一次,因为家中妻子生产大出血亡故,已经报名的他再一次与“大学梦”擦肩而过。母亲是他的第三任妻子,头房罗氏是小时候定的“娃娃亲”,也是他逃婚的对象。第二任左氏是他在太平镇做小学校长时的同事,母子二人均死于当时落后的产科条件。

不同的是,耀威二叔后来居上,高中毕业就考上武汉大学。1951年当上咸宁中学校长,1953年因为肺结核送往武汉,因为那时候的抗痨药物疗效有限,最后不治身亡。历史总有那么多的因缘巧合,二叔病故的医院正是我和妻工作多年的医院,即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当年的圣约瑟医院。

03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知识分子不知不觉地成了历次政治运动的靶子。父亲生性耿直,加上解放初发表了一些作品获得了可观的稿酬(当时的稿酬较高),受到了《湖北日报》、《长江文艺》的热情接待,便成了小县城里的名人。随后,由于他和省里某些人的一丝接触,不明不白地牵连成胡风分子,继而被打成右派,并以极右分子的罪名判刑劳教4年,入了“另册”。至此,一个成长于千辛万苦、颠沛流离的学子,一个胸怀“教育救国”理想,以极大热情哺育桃李的耕耘者,一个有较好前程的中学教师,突然坠落悬崖,开始了整整20年的牛鬼蛇神生涯。在34~54岁这段人生最富于创造性的岁月里,他却年复一年地陷入没完没了的被改造的泥泞。

然而,生活对人的改造也是威力无比的。在那段日子里,父亲学了木匠、泥瓦匠、油漆匠、理发匠的手艺,能熟练地从事每一项农活;他能左右开弓,对着镜子为自己理发;他能对着医书为病人开方子,若不是受到限制,他或许成为济世活人的乡村医生;他常为节约5分钱而绕行山路十几里,为节约一把柴草吃未炒热的饭菜。他身陷囹圄时,正值自然灾害肆虐、极左思潮泛滥之际,不仅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还有残酷的精神折磨,多少人惨死,多少人病残,父亲就因为染上肺结核病得不到控制而多次吐血,虽然死里逃生,却留下诸多隐患。恢复后因为肺部病灶大面积钙化,残存的肺组织负荷过重,又造成肺气肿,引起严重的肺功能不全。到80年代,一位呼吸病专家看过他的胸片后,惊奇地说:“这个人还能在地上走动,真是奇迹!”实际上,奥秘全在于他的极度瘦弱:1.65米高的个子只有70多斤体重,机体耗氧量自然就少得多了。

“老年不唱夕阳曲,珍惜流年夜枕戈”,这是父亲对自己老年生活的写照。1978年,我考上了大学,父亲也得到了平反改正,再一次回到教书岗位。他50多岁重新焕发青春,对工作全力以赴,对学生极端负责,真正成了“老先进”了。然而,好景不长,退休年龄旋即而至,身体也垮了,他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讲台。这时,他才真正感受到岁月不多,重又握起笔写了一点东西,直到1992年8月21日,严重的肺脏疾病夺去了他的生命为止。

04

父亲是千千万万普通人中的一个,他的一生是普通人的一生,也是拼搏的一生,思考的一生。直到临终前,他还在反思:如果当初没有迈出山村,他也许可以同许多同龄人一样,平平静静过日子,守那一片山地,做那一方手艺,多子多孙,几世同堂,那将是另外一重天地;如果当年不是选择教书,而是进入军队(他有过多次这样的机会),生命又将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呢?当然,他并不后悔,自己的路是自己走的,这一步一步的路和自己的生命不可分割,无论渺小的个体在时局中怎样变幻,也无论酸甜苦辣、是非得失怎样曲折,都是自己的收获。实际上,无论干什么事,走什么路,原无高低贵贱之分,我们能够托身为人,就已经有质的升华了,再加上能身临其境,细细品味和咀嚼人生,则是不幸之中有万幸,有什么值得抱怨和后悔?

然而,反思也是多方面的。面对父亲用一生精力(或经历)而画上的巨大问号,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他似乎应该而且完全可能为我们、为这个民族留下更有价值的精神遗产。虽然父亲的遗憾已无法挽回,但对于我们后人,对一切活着的人是否有借鉴呢?分析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对自己缺乏足够的自信,对事业缺乏足够的热情和义无返顾的精神。生命价值的理想色彩,常常被动物本能或生存惰性所冲淡。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在于他为理想付出了多少努力,走了多远的路程。成功需要冲破许多现实的俗念,正如他在小说中抄录的那段左拉的名言:“我们永远不应该抛弃一个事业,如果它要20年、30年,甚至一生或好几代的工夫,我们也献给它,一点也不吝惜。如果是弄错了,我们要重新尝试,不论多少次;如果是必要的话,我们一定要再走我们已经走过的路,阻塞与障碍只是路上不可避免的休憩与困难。一个事业可以说是神圣的孩子,若不领它到分娩的时候,我们是有罪的。它是我们的血肉,我们没有权力拒绝它的创造,我们的全部力量,我们的整个灵魂。我们的灵魂和我们的精神都是属于它的……”。此外,还有身体的因素,父亲的身体也制约了他的发展。他曾经说过,写作是一件十分艰辛的工作,进入状态往往使人彻夜难眠,那是以生命为代价的工作。

也许,远大理想总和现实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因而让大多数普通人随波逐流,最终放弃理想,只有孤注一掷的人才能到达彼岸。也许,人生每时每刻都有那么充分的多项选择,普通人常常三心二意,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为了眼前的得失而放弃更重要的选择,或者只想做简单的工作,不想花大气力做难度大的、一时看不到效益的更有价值的工作。正因为如此,普通人往往不是缺少才能,也不是缺少机遇,而更重要的是缺少意志;只有意志坚定者才能成为伟人。当然,我并不是说普通人不好,伟人就如何了不起,更何况两者之间不过是说不清楚的人为划分,机遇也在其中发挥巨大作用。在这里,我只想探讨形成两者差距的内在因素,因为我自己也是如此,正在得过且过、碌碌无为的道路上“勇往直前”,正在患得患失、随波逐流的道路上蹉跎光阴。所以,这反思更主要是针对自己,是提醒自己,鞭策自己:做学问比钻营重要,而且要力戒急功近利的浮躁。

05

刚写好这个“前言”,母亲以她顽强的毅力度过了最后的岁月,手术、化疗后复发的结肠肿瘤夺取了她的生命。因此,我的哀思进一步延伸,纪念进一步沉重,因为母亲是更为普通的人,她只以自己的行为让后人和周围的人追念,没有留下什么精神遗产(但她留在了父亲的笔下),我挑选了她的一些照片印在这里,好让更多的人记住她。下面,是我在她的追悼会上宣读的祭文:

1999年8月13日上午10时17分,母亲因病逝世,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74岁。

母亲生于1925年农历3月13日,出身于杨寨区徐家亚园的一个农民家庭,自幼未曾上学,1938年报名参加“中国战时儿童保育院”,经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辗转上万里,奔波于大后方的山山水水,在迁徙中学习文化,磨砺意志。她13岁才开始识字,接受现代教育,后就读于安顺市(贵州省)军医护理学校(战后迁往上海)。1948年返回家乡,先后从事教师、护理工作,1952年到应山县卫生院,后调李店卫生所、广水卫生院、县人民医院(即原县卫生院)、马坪卫生所、新河卫生所、长岭卫生院,1976年退休。她几十年勤恳工作,埋头苦干,其护理技术和医德医风受到广大患者和同事的好评。

母亲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她13岁就背井离乡,远离家人,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中漂流颠簸,生活极不稳定。后来父亲经历三反五反、整风反右的冤案,母亲更是携带我们兄妹,饱受欺凌,艰难度日。文化大革命中,母亲本人也受到冲击,进学习班,受批判,蒙受莫须有的罪名,遭到许多不公正待遇。直到退休和我们参加工作,她才真正安定下来,有了较为宽舒的晚年。可是,前年年底她又患上不治之症,继续与疾病进行殊死的斗争。正如父亲生前所说的,母亲是我们家里的第一功臣。面对种种艰难困苦,母亲从不向命运低头,用她柔软的身体和顽强的精神,带领我们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急流险滩。

母亲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母亲出生在农村,自幼参加田间劳动和承担大量家务;儿童保育院时期,短短几年,从识字到掌握扎实的文化知识,一切在于勤奋学习。尤其是父亲被冤枉劳改4年,后又遣送回乡劳动,母亲更是一边工作,一边以微薄的收入照顾我们兄妹,除了精打细算,节衣缩食,就只能是劳苦有加。我们清楚地记得,无论是3年自然灾害时期,还是平时,她总是看着我们吃了、穿了,才想到自己,把我们安排好了,她才休息。

母亲的一生是忠诚的一生。她忠诚自己的工作,无论派往哪里,多苦多累,无论白天黑夜,加班加点,她从无怨言,从不计较,对技术精益求精,对患者服务周到。她忠于自己的家庭,对父亲矢志不渝,对我们满腔母爱,对老人尽责尽孝。在这一点上,父亲始终心存感激,他曾含着眼泪告诉我们:“你们的母亲是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的确,我出生的时候,父亲被弄成胡风分子在地区学习班;大妹妹出生不久,他又被划成右派,蹲了监狱;小妹妹出生时,他还在30里外的老家监督劳动。这一切,母亲都默默地承受下来。尤其是1958年夏,县医院和公安局的人逼着母亲选择离婚还是下派的时候,她毅然选择了后者,第3天就带着我步行90里,跟随一部板车到达了应山县西隅——马坪。正如父亲所说:“你母亲和你们是我的希望,是我能够活着出来的动力。那时候,有多少人绝望了,惨死在狱中!”我们的母亲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妇女勤劳、贤良、坚强、质朴的美德,是传统道德的楷模。

别了,母亲!千言万语说不尽我们的无穷思念,千呼万唤表达不了我们的缅怀之情。在给您送别的追悼会上,我们可以骄傲地说:敬爱的母亲,您的大恩大德与天地同在,您的奉献精神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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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沧海拾零》中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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