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9  左图为2016年10月“马坪少年”第一次聚会（坐位左2为毛庆桂，第二排左3为毛矛）；

右图为毛矛夫妇和外孙在瑞士。

在马坪这个小镇子里，离家60米的地方住着声名遐迩的“毛氏兄妹”。最小的妹妹毛庆桂与我同学（实际上高我一级，因为“停课闹革命”之后，66、67、68三年毕业的小学生一起“复课闹革命”，于1969年春升学到初中），她的复员军人大哥在汽车站工作，二哥是我们小学的老师，三哥是造反派。

01 

45年前离开马坪，一直有一个人在我的脑海里时隐时现，他就是当地曾经的文革先锋——毛矛。

在拉起《马坪少年》聊天群后，没几天收到他妹妹转来的微信：

我文革末期看了很多书，颇有点酒顾八极，俗物多茫茫的意气风发。当时疑似查一个反革命组织案，审查了不少人，其中包括黄诗国、周捍东、聂耀先等，这才对聂有所耳闻。后来知道聂是家乡最有才气享有盛誉的文化人，而他住在张家堰边，与我家相邻。我不避嫌疑，登门拜访，竟一见如故，言谈甚为投机，遂结为忘年交。聂1950年代初在《长江文艺》上发表了一些小说，拟参加亚非青年作家会议，作品被指为有自然主义描写倾向，受到争议。1955年指为胡风分子，1957年划为右派，劳改4年，饱经沧桑。其子便是聂广，年少时颇有才气。聂广母亲是护士，待人友好亲和，我对他们一家一直铭心难忘。

并注：“我把你的微信，涉及我姊妹的发给了小哥，他刚才发我的一段信息。小哥、我们都蛮敬重你父母。”

的确，还在1980年代，我和妻子从武汉回广水（我和妹妹1972年从马坪到广水水泥制品厂当工人，母亲1976年退休和我们在一起，兼做厂医，1978年春盖了两间房子后，全家都搬了过来）度假，曾两次到广水师范找过毛兄，都没有见到，一直深以为憾。我回信说：“现在联系上就好了，我们拟今年10月回汉，期望大家见见面，以解相思之苦。”

02

毛矛的名字显然是文革的产物，他最早给我的印象就是一次大辩论的会场，大约1966年的马坪。他跃上辩论台，慷慨激昂，侃侃而谈，很快将那个保守派的刘伦义打得落花流水。之后（或之前），他一声呼号成立了“红旗总部”，是当年马坪中学学生为主的造反派组织。他们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常常几十张，一堵墙都贴不下；他们的演讲气势磅礴，让我们这些小学生震惊、激动，并崇拜不已。

但接下来的是，造反派把保守派打下去之后，“红旗总部”内部开始分化，红卫兵之间也斗得不可开交。至于后来发生的云台山武斗，至今我也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只是在惶恐的心灵里，留下失败的一派撤下的镜头，大卡车装载着伤亡人员来到我们的诊所（镇卫生院），悲壮而紧张。但不知有否毛矛参与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当地的革命造反行为都想当然地与他有关。

毛矛的经历颇具戏剧性，随着造反派的命运而起伏。1968年，毛泽东决定给红卫兵运动刹车，开始在全国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随后指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并下达“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毛矛此时已经初中毕业，不能再“在城里吃闲饭”了，下放“红星一”大队是必然归宿，但他常常借故躲在家里不“出工”，可能正是他说的“文革末期看了很多书”的时候。读书之余忽然看到我家门口的一道“风景”——几个小学刚毕业尚未“复课闹革命”的小伙伴，经常聚在一起弹“三弦”、拉二胡、吹笛子之类，有时候他主动过来打个招呼，我们见到偶像，自然是受宠若惊。

再后来，是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我们又遭到了抄家，父亲被带走了，在镇上关了几个月，我每天都要送饭。这次才从毛矛那里知道涉及“反革命组织案”，没想到却受到他的青睐，可能是惺惺相惜吧。记得父亲放出来以后，毛矛就隔三差五到我们家，他们相谈甚欢。父亲曾说过，毛矛记忆力超强，父亲跟他讲《三国演义》“舌战群儒”那一段，过两天他来就倒背如流，甚至一章一章地背诵，有过目不忘之功。

随后，我们也成了伙伴。1971上半年，我初中毕业不能被推荐上高中，大家都无所事事，那段时间他、王旭东和我三个人很火热。他下闭目棋，我掌棋，王对弈，常常一下就是半天。据说他曾经一对四，即同时与四个人对垒，还常常占上风。一次在他家，我们三个人睡一个床，他讲故事我们听，不知不觉地过了半夜。他母亲一觉醒来发觉我们这个屋子里还有灯光，“死杂种，这么晚还叽叽咕咕的。”但我们意犹未尽，三个蒙在一床被子里面又讲了很久。

1972年，我到广水水泥制品厂当了工人，他还在队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3年邓小平恢复工作时，搞了一次推荐考试上大学的尝试，我也混进考试队伍，但在我们跨入考场的前一天，就在《文汇报》上看到了张铁生“交白卷”的报道。果然，几天后我到县招待所开诗歌创作座谈会时，就看到了丢在抽屉里的试卷。这可能是，“四人帮”敏锐地打乱了邓小平的“复辟”计划。于是，我又光荣地帮助一位厂长“关系”填报了“武汉建材工业学院”的推荐表。她如愿以偿成为大学生，我则继续坚持当工人阶级。

1974年，下放五年多的毛矛终于迎来了“工农兵上大学”的机会，被推荐到武汉大学中文系。记得1976年春，我和厂里两个小伙伴弄了几张火车“免票”到武汉游玩，专门去拜访“武大”和“武师”，可惜没有联系方式，既没有见到毛矛也没有见到武师中文系的张林川（1973年被武师招生的看中，曾经的“红旗总部”成员），只有带着羡慕和依依不舍离开校园。

但是，仅仅因为一年之隔，毛矛与张林川的命运又有不同。1976年毕业的张林川留校任教，而1977年毕业的毛矛已经晋升为“三种人”，必须离开高校。最初的分配是《孝感报社》，没想碰到在地委任职的何顺玉，这人正是他当年围攻殴打过的县长，一个电话就把他发配到“郝店三中”。在我的印象中，博学广闻的毛矛兄自此消沉，工作吊儿郎当，烟酒棋牌打发业余时间，后来调到广水师范。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他应该考研究生重新回到大学，以他的智力不在话下。但我不知道“三种人”究竟给他带来了怎样的负面影响，难道就无法重新奋发？

当然，现在一切都为既往所塑造，机会错过后谁都没有再次改变命运。不过，我终于从他妹妹那里得知：

我小哥和嫂子去瑞士帮他女儿带孩子去了，八月份回武汉，住在“省博”对面。由于多年未通信息，不知老同学的情况，是否在武汉等，如在武汉，待小哥他们回来请你去他家做客。很高兴我们都建立了联系，有机会一起聚聚。

小哥到现在都喜欢下棋，每天看电视中的下围棋节目，你们要是现在能聚到一起切磋棋艺那是多么高兴的事啊！

难怪他们成为忘年交，你父亲满腹的才华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弄得无用武之地，多么愿意无私地传授给年青人，遇到小哥又特别崇拜你父亲这样有才华的长辈，这么非常难得，故专心之致地学，一老一少一拍即合，可以想像他们当时在一起的时光一定是愉悦的。小哥真是幸运，在那种环境下遇到了这么好的知识和人生导师......

03 

感谢互联网，感谢微信，让我们分别几十年的小伙伴能够零距离交流，而且称之为《马坪少年》。从微信里，我才知道毛庆桂的后来的情况：

我在省邮校毕业后留校，去南邮进俢两年，后自修本科毕业。86年调入武汉市政府办公厅，负责市政府通信工作，先后任市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市政府办公厅后勤服务中心书记，市政府办公厅机关党委专职书记，在该岗位副厅级退休。我在省邮校工作了10年，其他时间都是在市政府办公厅度过的。无线电管理委员会是市政府的非常设机构，由常务副市长担任无委主任，无委办是市政府办公厅的常设机构，属正处级。

我老公在市广电局工作，广电局副总编，明年三月退休。我就一个儿子，媳妇在华为，儿子从华为岀来在做外贸。目前还没有孙子。

我大哥的三个孩子都在深圳，也都在华为工作，老大全家后移民加拿大了，还有两个在深圳。今年春节我们在深圳过的年。那时不知道你在那儿，不然我们肯定会拜访。

你们家是从医世家，全家都从医，这个职业高尚啊！我总想我们家族有人从医，除了大侄媳从医，毛家其他人还没有。大侄媳原在深圳红十字会医院工作，现去了加拿大，也中断了从医职业。

传染病方面患肝病的人多。广电局的记者几乎都患肝炎，我老公祘是幸免。武汉肝炎病人多，这可能与武汉人在外就歺多有关。你的大妹妹我记得，小的也是妹妹，我都记错了！几时你来武汉你们姊妹我们一起聚棸，大妹的相貌我记得很清晰，长的蛮漂亮，你们皮肤都很白。

是的，按他们的职业，应该能活到今天，不过经历了那么多，巳算是高寿了！我父亲83岁去世，母亲63岁就去世了，文革期间，父母都是在油锅里滾，悲伤啊......”

这是“马坪少年”第一次聚会的起因。

04

2016年10月11日晚，我们小学、初中同学在武昌八一路湖锦酒店聚会。仇非同学发起、组织和买单，我从上海会议后转道前往。50年前，在那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中，真正的“马坪少年”领袖人物——毛矛学兄也从瑞士回来参加。

有些是四五十年未曾见面的老同学，大家不停地讲着过去的故事，人人都非常尽兴。毛兄在致辞称：马坪少年的名字取得很好，一是老年与少年相通，人生又回归单纯；二是怀旧意味浓厚，老年可以发发少年狂；三是大家虽然在外，还要心系家乡，最好能为她的发展尽心尽力。

当然，乘这第一次聚会的时候，我就当面询问他考研究生的事，他说单位仍然严控。我觉得，应该还有他自己的原因，谁都无法让一个奋发向上的人退缩。

此后，我们多次见面，包括2017年4月在马坪的第二次聚会，还有我们两家姊妹的几次聚会，他依然意气风发，出口成章，是我此生最崇拜的偶像之一。

毛兄的女儿女婿都在瑞士工作并安家。女婿是德国人，混血外孙非常可爱。他们一家人都是高智商，从马坪张家堰那个僻静的角落，走向“地球村”的东南西北，祝他们健康平安，越走越好！

图20  我的偶像毛矛，在瑞士某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