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这辈子非常坎坷，是个被命运捉弄的小人物，但总在适应与抗争命运，努力在最底层求生存求发展。

我回乡的时候，他多次带我到附近塆子里出诊，看病虽然得不到什么报酬，吃个饭打打牙祭，也是很美妙的事情。他的中医是回乡劳动改造时自学的，因为文革前家里还有几本中医书。俗话说，“秀才学医，笼里捉鸡”，他记忆力好，能够背诵《伤寒论》及其他典籍，还经常与一位马坪的杨姓老中医切磋技艺，有时候还能够占点上风。

那时候，看病多是放工以后的事情，常常要乘着夜色往回赶。有时候，我已经睡意蒙蒙，他干脆把我扛在肩上。到病人家里的时候，乡里乡亲的老远都喊他“聂先生”，尊敬之心溢于言表，连我这个小孩子都感到温馨。再后来，“聂先生”这个称呼家喻户晓。老家的读书人本来不多，而读过书的似乎也“鲤鱼跳龙门”到城里去了，只有他才能够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文革之前，大家阶级斗争的“弦”并不是绷的太紧，乡下还是很有人情味的。

那时候的农村，农民基本上都绑在土地上，手艺人如理发师、木匠、油漆匠泥工都很少。他那时候非常羡慕一位何姓的木匠。他们年龄相仿，但人家38岁就抱了孙子，守那一片山地，做那一方手艺，多子多孙，几世同堂，平平静静地过日子。父亲没有回来前，我和妹妹就见过木匠大儿子的婚礼，吹吹打打的，一顶花轿里走下一位头顶大红布的新娘子，着实让我们开了眼界。

父亲是个聪明人，什么东西一学就会。他也整了一套木匠工具，不久就可以帮自己或乡邻做过板凳、桌子、木盆、木桶什么的。1971年我初中毕业在家，他出工之余帮我打了一张很漂亮的婚床，还雕刻着喜鹊占枝的图案（父亲在省教育学院进修的专业是美术，他的画画的很好。小妹妹学识字的卡片都是他画的，一边是工整的楷书，一边是形象的图案，他都能信手拈来）。虽然最终我没有用上那张婚床，但隔壁家的小姐姐好想嫁过来，而且还是贫下中农子女，让人心里喜滋滋的。后来，我的同学帮忙，他还为农机厂做了不少模具，这个有一定技术含量，收获也不错，确实为补贴家用做了贡献。大表姐说，她出嫁的两口大箱子和两把小椅子也是父亲打的，用了很久很久。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理发手艺。开始，他対着镜子跟自己剃头，有的地方剃不到让我帮忙。我拿着剃头刀不知如何下手，一不小心就划了一道口子，他骂我笨，接着我又接连划了几道口子，弄得他满头是血。此后，他再也不让我帮忙了，后来一二十年都是自己跟自己剃头，左右开弓，剃得光溜溜的一毛不剩。

父亲还做过泥工。1965年，他把老家塌了房子的木料一点点搬到马坪，跟居委会申请，搭在别人家的山头上盖了一间“披水房”。从1965年到1976年，这间“披水房”可帮我们家解决了大问题。奶奶、爷爷两位老人都在那里“送终”，而奶奶“中风”不起一年多，都是姑姑在那里照应的。我大了以后，离开了卫生所母亲的一间房子，也都住在那里，直到1972年和大妹妹一起到广水水泥制品厂当工人，过年也回到那里。

关于那间“泼水屋”，大表姐也提供了素材：“舅舅回家后，大家就商量在马坪安家，我母亲利用关系找到晏家和邓家搞了点地基准备着手做房子，没钱，没材料舅舅又回老家拆房子，屋梁，檀条和瓦都是从聂湾上船运到洪桥，几家人出力能挑的就挑，我父亲请了3天假用板車拉我在后推终于将材料运到地基上，做了个能居住的泼水屋以此安身，从此你也成了名符其实的‘马坪少年’”。

1978年父亲平反之前，他一直在做油漆匠。那时候他已经离开农村，到我们上班的镇子上，和别人一起承包了一些工程，勤勤恳恳地为家庭做贡献。

看来，一个人的“塑造性”十分巨大。社会变革，劳动改造能够调动人的很多潜力，尽管这一切看起来似乎是命运的捉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