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水素有“鄂北门户”之称。我的老家聂店，坐落在湖北最大的人工水库——徐家河河畔。

图14  老家在徐家河水库上游

聂店北接淮河之源头桐柏山余脉，东系大别山红色革命圣地——浆溪店新四军部旧址，西毗邻襄随涢水支脉的马坪重镇，南望安陆古泽云梦。聂店曾以鄂北商贸集镇闻名，自1958-1964年兴建徐家河水库被淹没水底，而后高位迁居，山水相连，成为鱼米之乡。现聂店村有18个自然塆，老家叶塆是其中之一。

《湖北随州聂氏族谱》把“叶塆”写成“叶湾”，其他的“塆子”也用“湾”，可能以为“塆”与“湾”可以通用。实际上，在我国南方的地名中，是以“塆”字命名的，义为山间或陆地上的弯曲低凹地带，并非在不在水边。老家在当地口语称“ye guan”，塆子里没有一户姓叶的人家，而聂家是当地大姓，我不明白为什么“族谱”中将其称之为“叶塆”，我的意念中却一直是“聂塆”的。据说，我们家是在太爷爷手里“发”起来的，最先都住在“下塆”，即与辑五老太爷一个塆子。后来，“叶塆”这边有一些田地，分家时爷爷是老大就自立门户到了“叶塆”，二爷爷、三爷爷仍然在下塆。

从马坪到聂店，有20多里山路，徐家河水库修好之后，更是弯弯转转，曲曲折折。这条回乡之路一共走过多少次，我也记不清楚，起码有20次吧。最早是爷爷、奶奶、姑姑、姑妈、妈妈带着一起走，后来父亲离开赵李桥回乡继续劳动改造，我就一直跟他走，直到1968年搬离。

1959年秋，我第一次回乡也第一次看到了金灿灿的粟米，长长的米穗弯弯地下垂，一派丰收的景象。而且，当晚就吃到了粟米粥，把我的肚子撑得像个大西瓜。晚上，在那个农家的院子里，刚会数100个数的我跟大人们炫耀，他们越表扬，我的劲头越大，数了一遍又一遍。

那时候，我们家与另外两家朱姓的兄弟俩合住一个院子。哪些房子最先是分家前太爷爷盖的，前面有一个小小的门楼，门楼上面可以堆放柴草，一条连廊通向后面的正屋。连廊两边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有一大蓬栀子花，花开的季节香味扑鼻。我们会摘下几朵插在瓶中，屋子里也弥漫着香气。

屋子前面是“畈上”，一片宽阔的田地尽收眼底，田地下面就是徐家河。我们有时候陪奶奶一起去地里摘菜，回来后帮忙做些家务。父亲回来后，我每个寒暑假都回到乡下，妹妹去的次数不多。最早的时候，父亲用两个箩筐把我们挑着，我不好意思地下来，但妹妹却赖在里面。父亲十分情愿，他似乎在弥补那些年没有尽到的责任，以及眼前不能让我们过得更好的愧疚。

每次临近“塆子”的时候，父亲总要叮嘱见人要“叫”，我却总是把头一低，始终叫不出口。父亲说我是“裤子包的”，似乎责怪也没有用。不过，过年的时候我应该是叫过人的，他带我去附近塆子里拜年，是男孩子才有的特权。妹妹和表妹只能待着家里烤火，也就是火盆上架几块木柴、树坨子，满屋子都是烟气。到下塆大约两三里路的样子，但收获满满：每个口袋都装满了花生、蚕豆、瓜子，还有染红了壳的熟鸡蛋。两个妹妹羡慕的要命。

父亲是个故事大王，常常在傍晚的时候开讲，朱家的和塆子里的孩子们都凑了过来，院子里仿佛成了说书场。但忽然有一天，不堪历史风雨的老房子（我们住的三间）突然塌了，万幸的是父亲刚从屋里出来，后面就轰隆一声。此后，水库的水也渐渐涨起来了，父亲在“大堰”旁的一口水井边搭了一个棚子，再后来就一点点把家安置大家搬迁的村子里。

从1962年寒假开始，到1966年寒假结束，我回老家过了9个寒暑假。有一次与仇非同行，他看望自己的爷爷、奶奶和叔叔们。他们家在聂店街上，离我们家有两三里地，我去过一次，那时候的集市还是像模像样的。

寒暑假是我学习快速进步的一个时间段。除了完成学校的假期作业外，父亲还给我布置了课外作业，有点像现在的家教。比如，每天一篇日记，还有抄写一些自然、生理的读物。我每个假期都带回一本日记，往往是父亲头一天晚上给我讲一个故事，或帮我构思一个选题，中午或下午放工以后再帮我修改。

记得三年级暑假的一天晚上，我们在有些泥泞的池塘里洗完澡，回到家门口的露天板床上。他指着天上的银河和两边最明亮的两颗星星，给我讲“牛郎织女”的故事。第二天中午，他将我近两千字的日记改了一遍，我下午抄写在日记本上。“牛郎织女的故事”是我最长的一篇日记，所有的日记都是这样的模式：开始写在草稿纸（各种废旧纸张）上，修改后誊写在日记本上。

我一直是个听话的孩子，绝大多数时间都能够完成他布置的作业，还常常得到他的表扬。他有一次实在高兴，还把我的日记读给歇凉的农民叔叔听。不过，也有和小伙伴下棋或玩高了的时候，没有完成作业，父亲还是进行了严格教育。

回老家的假期里，头两年还有玩伴，后来他们也出工挣工分了，我孤零零的好不寂寞，想家的情绪渐渐越来越严重。毕竟因为我有两个“家”，马坪的家更是我的家。当然，还有夏天的臭虫、蚊子，往往用扇子和“六六粉”也不能解决问题。

这篇为什么叫“故乡的路”？实际上，随父亲走在乡村的路上，一直是我非常快乐的时光，无论是前往还是返回。父亲肚子里有讲不完的故事，他一边走，一边讲；我一边听，一边走，仿佛置身于历史的风云之中，是课堂上没获得过的享受。甚至，有时候还产生了想在历史上“画一笔”的朦胧冲动。

1966年暑假之后，我的日记就中断了，众所周知的原因是：日记可能成为一种罪证。这场运动是触及灵魂的，那些在反胡风、反右派中立过汗马功劳的人，也先后变成了被整对象。父亲还没有从某种幸灾乐祸中回过神来，他自己也被戴上高帽子游了乡。昔日的“聂先生”，又回到“牛鬼蛇神”的怀抱，而且运动起来没有个完。有一次，父亲上街用瓶子打了二两酒，回来的路上碰到熟人问他，他说瓶子里装的是煤油。我很奇怪：为什么撒谎？但只是闷在心里。还有一次，大队干部竟然审问起我这个小“牛鬼蛇神”起来。看到我惊慌失措的样子，父亲痛心不已，于是在1968年毅然决然地搬离家乡到西聂家湖的余店村投亲靠友。

带我们搬家的那艘木船，沿着水库的上游来到中游，父亲有了一个新的家，也离我们读书的马坪近了很多，只有六七里地。尽管我们后来又回了几趟老家，那是若干年后我已经到了武汉或深圳，短促的访问已经与往昔的心境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