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散步分享 http://blog.sciencenet.cn/u/fqng1008 前三十年写日记,后三十年写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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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坪少年(1):第一抹记忆

已有 1518 次阅读 2021-12-29 19:58 |个人分类:人在旅途|系统分类:生活其它

按:2010年春节一过,55岁的我忽然有了写回忆录的想法。结果又过了11年,那本叫做《挣扎》的回忆录仍然还只是想法,但当年的提纲仍在博客里。一共5篇,第一篇是《马坪少年》,后面分了20多个段落。分别是:(1)第一抹记忆;(2)大饥荒;(3)探监赵李桥;(4)上学了;(5)第一次骂人;(6)特等奖;(7)老家的路;(8)暑假;(9)划船的梦;(10)同学们;(11)姚老师;(12)奶奶走了;(13)缝纫社;(14)余家湾;(15)爷爷去世;(16)迎接芒果;(17)不想上学;(18)申请红卫兵;(19)搜家;(20)依门相对;(21)寿山工地;(22)招工风波。

有趣的是:2015年秋,我们一群从马坪走出来的老年人,带着少年的纯真组建了一个微信群,我提议的“马坪少年”成为群名,也因此做了群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记忆,也许在我们的记忆深处,每个人都是马坪的那个翩翩少年......

公元1958年初冬的一天,在湖北省应山县(现为广水市)城关镇通往马坪的蜿蜒崎岖的公路上,一辆载着行李包裹,中央坐着一个3岁男童的板车正在缓缓地爬行。拉板车的是个脚力,搬家的女主人是位30多岁的护士,紧紧地跟在车后,不时搭手推上一把,不时深情地看着那个孩子,脸上凝结着一片阴云......

如今60多年过去了,那个坐在板车上的男童此刻正坐在家中的电脑前,时而沉思,时而连续地敲打键盘,回忆着当年的情景。那是他人生的第一抹记忆,他从城里来到郊外,悠然自得地享受着大自然的慈祥——太阳暖暖地映照在脸面上,板车轻轻地摇动着身子。累了,饱饱地睡上一觉;醒了,惊奇地打量着四周;饿了,吃几块饼干。他当然不知道路边的树桩为什么砍得齐齐的,是因为大炼钢铁的热潮来到了;原野上的翠绿为什么变成了枯草败叶,是因为霜风的肃杀开始了;家人为什么匆匆地长途迁徙,是因为父亲被“阳谋”击中了,组织上要母亲划清界限,但母亲选择了“下放”。他当然不知道暖暖的太阳,是母亲的庇护;舒服地躺着,来自劳动者的汗水。他更不能体会到母亲的心酸,以及对未来的彷徨;他的这次美好的旅行,竟然是命运的重大转折。总之,他留下了人生的第一抹记忆。

这一抹记忆实在非常非常模糊,模糊的只剩下包裹、板车、公路、原野、阳光和妈妈,模糊的只能靠父亲的文字来填充(父亲去世29年,母亲去世22年),后悔没有在他们生前聆听这个过往的心酸,以及与全家命运休戚相关的政治波澜。

那个时候,徐家河水库还没有建成,那段蜿蜒崎岖的公路有不少路段已经淹没在如今的库水之中。既不是1971年我当工人以后,多次从广水到马坪往返的将近3小时车程的道路,也不是如今45分钟就能够抵达的省级公路(广水到城关还有15分钟车程)。我的回忆,也模糊得如同那段道路,成为永久的历史。

母亲于1925年农历3月13日,出身于杨寨区徐家亚园的一个农民家庭,自幼未曾上学,1938年报名参加“中国战时儿童保育院”,经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辗转上万里,奔波于大后方的山山水水。她13岁才开始识字,接受现代教育,后就读于安顺军医学校护理专业(战后迁往上海),曾经就职于国民党军队医院。1948年返回家乡,先后从事教师、护理工作,1952年到应山县卫生院,后调李店卫生所、广水卫生院、县人民医院(即原县卫生院)、马坪卫生所、新河卫生所、长岭卫生院,1976年退休,1999年8月13上午10时17分因病逝世,享年75岁。母亲一生勤恳工作,寡言少语,在我们的记忆中,她几十年都没有提到过自己从“中国战时儿童保育院”到“军医学校”,以及军队医院的学习工作经历。也可能那时候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比较紧,她对自己经历存在一定的忌讳而不便提起,只能埋头工作以报答组织的宽容。

我从网上查询时,没想到安顺军医学校还是一所名校。它创建于1902年,于1912改为陆军军医学校,1936年更名为军医学校。抗日战争时期,学校两度迁校,1937年迁往广州,1939年日军于惠州登陆,迁至贵州安顺,校址设在北大营(北兵营)。在安顺办学期间,学校已是完善的5年制本科大学,设有研究生进修班,刚搬到安顺时研究生只有1人,后逐步扩增。1942年开办高级护士训练班,1943年招收高级护理职业班、药剂班。母亲可能是高级护士训练班或高级护理职业班的学员,1946年毕业于上海。

我最早的记忆,为什么会定格在那一刻?

原来一生致力于记忆研究的德国心理学家赫尔曼·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1850-1909),在1885年出版《记忆》一书中有个著名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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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艾宾浩斯遗忘曲线

其实,人的记忆从一生下来就具备了的。只不过,年龄越小的时候,遗忘的越快(当然,年龄越大也越忘的快);记忆是人类与遗忘斗争的结果,而哪些刻骨铭心的记忆之所以成为我们人生最早的记忆,是因为某一重大事件在个人脑海里重复放映的结果。我的这个记忆也是这样,父亲的“回忆录”记载了祸及家庭命运的这件事的前前后后:

父亲(指我的爷爷——笔者注)回去不久,果然,学校提前放假,大鸣大放。五百多教工云集县城,分成三个中队,在电影院内,臧书记作动员报告。他分析了许多对鸣放的错误想法,指出:“解放思想,打破顾虑,帮助党整风。是右派,不鸣放也是;不是右派,说了过头话也不是。”我们在中队酝酿了一两天,没有人放。

后来,跛子部长小会启发:“这次党整风,要靠知识分子提意见。知识分子的特点,讲面子,把意见揣在心里,跟党有距离,不是一条心,党怎么能整好风呢?要争取靠拢组织,入党嘛!”诚恳的言语,像知时的好雨,涌进人们的耳朵,潜入心田,滋润着破土的种子,但放的仍然很少,很文雅。

再以后,党团员带头,党员余主任贴出“给学校党小组诊病”的大字报,分项列出主诉、症状、诊断、处方,形式新颖意境深远。它象一粒石子,投进一波不起的水面,掀起脑海的轩然大波,140亿个微小的细胞,纷纷寻找这导航的灯塔。

我们学校的团员徐羽侯,二十挂一点,才从师院毕业分来。他在气质上属于敏感型的,头脑反应快,笔下来得快,口头表达快。他的长篇鼓词一写几十张,贴满半头墙,蔚为大观。他因人生得黑,署名“黑子”。据说他在省里放了500多条,后来反戈一击,照样是积极分子。黑子现身说法,充分说明右派不右派,不在于鸣放。我们语文教研组成员,从他那里深得三味,一个个身超神脱了。

徐羽侯的一笔字,虽不飞龙走凤,却也洒洒脱脱,引人入胜。不知谁在办公室堆满白报纸,金城牌墨汁,紫光阁牌羊毫。徐羽侯提起笔,蘸饱墨,在白纸上疾书。人们围着观看,有的羡慕,有的妒忌,更有的跃跃欲试要比试高低了。文人见了笔,象大兵见了枪,不放它几枪不解馋。何况这纸不要钱,墨不需磨,笔不需濡哩!一时大字报铺天盖地,琳琅满目,慌得我这个教研组长也无所措手足了。

我对鸣放是心有余悸的。肃反学习,由于历年手痒,发了几篇不成形的东西,和报刊编辑部通些信件,其中一个在报上被点名为胡风分子。城门失火,殃及鱼池,把我调查到天南地北,事情弄清楚了,头发落了几层,余悸在心,岂敢放任。不过我相信自己,学生——教师,读书——教书,历史清白。在教学中,认真负责,学校器重,担任优秀班(全县学生考试第一至第五十名)班主任,还兼教研组长。评价一个人,总不能离开工作实际吧。我自信不右,也没有派,但我还是决定不放。

这天晚上,老何邀我散步。古城早已拆毁,土基自然形成环城公路。我们缓步其上。虽说在逛路,心里都不轻松,除家室之累外,又加上鸣放这层压力。我和老何同事时间长,又同住半间屋的寝室内,不是知己也是好友,他推心置腹地告诉我:“嘴巴两张皮,说东又说西,人的口有毒。王校长总说你不放,是心虚,有问题,心里有鬼。我真替你憋屈!”

回校后,解衣就寝,心里火辣辣的,翻来覆去,象陆逊进了八卦阵,怎么也走不出来。这寝室是日军喂马的马棚,后来划给学校。那时我刚从后方(重庆)毕业回来,便选定教书这一职业,认定“教育救国”。应山是个老区,要改变落后山乡更加需要教育,于是拎着行李卷,走进马棚来了。在这几年,我亲眼看到日军奴役中国人民血汗建立的足够办个大学的司令部、营房、发电设备、碾米厂,望西还放着百多辆破汽车,国民党接受大员拆毁的拆毁,倒卖的倒卖,不知多少银子中饱私囊,真是令人痛心!

解放后,人心思治,军民振奋。文化馆、电影院、市面建设,焕然一新;电灯亮了,机声响了,山欢水笑。国内传来一个接一个的特大喜讯,我歌颂过抗美援朝,赞扬过土地改革,溢美过合作社,报刊是有铁的见证。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了,而且在康庄大道上奔跑,我有什么要放的?

正是农历冬月上旬,钩月西沉。屋里黑黝黝的,玻璃窗子里透进朦胧的星光。一个、两个、三个......,方格格里可以数出好多个,它们欢乐地眨着眼睛,给人以机灵、神秘和智慧。我不禁从内心深处升起教徒般的虔诚:“星星,你告诉我放些什么?”

记起来了。老何跟我提起王校长,我当时就憋了一肚子火。我对他有意见,他的相重,在北方人特有的马长脸上,有几粒白麻子,团校毕业,随大军南下来的,由县青委参加土改后,调入学校。说话像横土雷,可能患过鼻窦炎,见学生犯点小错误,食指按鼻孔一边一下吭出两陀鼻涕来再训人:“啥成分?全是破坏!”调皮的学生背后模仿他那样子,逼真毕肖。刚来时,他讲政治课,一堂课讲半本书,学生听得瞌睡凝。后来不代课了,专门领导教学,白天闭门酣睡,晚上压着开会,讨论备课笔记到深夜。

五四年,方老师病了,我带两个毕业班。这年,教育部挑选几篇补充教材,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初中有“不能走那条路”“韩梅梅”“姚良成”等。期中,地区召开十六个县的文教科长和中学校长汇报会。王校长回校传达,说大悟县中万老师讲“姚良成”时,感动得全班学生流泪,地区文教科肯定了这一经验。我说:“不会是《姚良成》吧”?他翻了记录说:“没错!”我说:“副县长姚良成,不愿留在县城,坚决回到家乡,改变山区落后面貌,全文仅四千多字,叙述他和邻居的谈话,笑有十多处。万老师怎能把革命乐观主义的姚良成,讲得学生痛哭呢?”他便擼了鼻子,把桌子一拍:“啥成分?全是反领导!”我也不客气地拍桌子说:“领导看过教材吗?”他从头顶红到脖子根,半晌说不出话来,会上僵住了。

余主任问我:“两个班都上了?”

 “乙班上过。”

“明早听甲班。”这时夜已很深,星河横空了。

第二天,教职工二十多人,坐了半个教室,黑压压的一片,鸦雀无声。我也悚然,束手束脚的。当语文朗诵到邻居笑话姚嫂子“昨夜过大年了......”时,全堂解颐,尽皆掩口,寓喜悦于严肃之中,真是别有旨趣,我才如释重负。现在想起这个荒唐而又滑稽的故事,我仍然不知道究竟是地区领导因为没有看过教材而作的错误总结,还是与会者的记录有差讹?

学校图书馆的图书,几乎屈指可数,凡经他添购的图书,同名的50多本。问之,则曰:“这样,全班同学同时借阅,便于老师指导,不是收益更多吗?”

类似以上逸事,不一而足。提呢,像是“笑林广记”,提不上款;不提呢,又积郁太深,遣驱不散。如果升华来看,还将关系到教育发展的进程,是退与进、快与慢的问题。我决定放这些。

父亲的回忆录还很长,这是他“鸣放”之前的境况。此后,突如其来的巨变让他惊恐而沮丧,也让我们这个家庭面临煎熬。父亲经历了长达22年的劳动改造(包括4年的服刑),母亲则承受了另一种考验:她由于没有与父亲划清界限,获得了从县人民医院到镇卫生所的工作需要,带领我和妹妹离开了县城(可能那一次只是母亲到马坪报到的日子,妹妹和爷爷、奶奶将随后出发)

2009年,被誉为“新中国文艺第一刊”的《长江文艺》杂志在武汉庆祝创刊60周年。宋致新大姐(她的父亲李蕤1953年任中南文联、中南作协第一副主席,《长江文艺》副主编)在她的新浪博客《知心燕郊》转载了一篇纪念文章——“60年前的长江文艺”。我睹物伤情,在博文后留言:“大姐,您那里有1957年以前的《长江文艺》目录吗?我父亲那时候在该刊发表过一些小说、散文等(见博文“残缺的纪念”)。在划右派之前,他认为自己凭稿费就可以养活家庭,于是与单位领导闹翻了。”

大姐回复:“聂广,你好,我家过去有合订本,但现在手头上没有。我准备到孔网订购一些。从1954年到1957年一直是我爸爸在主持《长江文艺》。请问你父亲的尊姓大名,我查到即回复你。”

“他叫聂耀先,但发表用的是笔名,有过乜林,其他不知道。‘年轻时也发表过一些作品,如《土地翻身》、《一年之季在于春》、《春姑娘下凡》等诗词,《援朝劝妻》、《新卖棉纱》等唱本,《黑石山的故事》、《小梅》等小说。’不过,有的在《长江文艺》,也有的在《湖北日报》。”

“嗯,记住了,等我找到就告诉你。你父亲当时的作品很多啊!”

“我们家曾经有过57年以前的多期《长江文艺》,文革期间都被抄家抄走了。”

后来,她没有回信。我想,她可能也很难再弄全《长江文艺》。从“60年前的长江文艺”看,父亲很可能是《长江文艺》和《湖北日报》的“通讯员”。一个从重庆国立九中毕业的农村文艺青年,是“文艺”带给他无限梦想,也是“文艺”让他产生了骄傲情绪,从“胡风分子”到“极右”,与他后来与校长发生激烈冲突也有关系。这是他个人的不幸(包括我们这个家庭),也是国家的不幸。

图2  1999年为父亲编辑的遗稿《沧海拾零》

父亲一生发表了不少小说、唱本和诗歌,但这本30多万字的书不包括他所有发表的文字。

图3  《沧海拾零》的扉页


图4  母亲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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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1946年,母亲在上海毕业时的同学留影

作者简介:聂广,主任医师,教授。在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12年,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工作20年,担任中西医结合科主任至2019年底退休。主持国家和省部级课题18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3项、三等奖6项,深圳市科技创新奖、科技进步奖5项,发表学术论文150多篇,个人专著3部,主编专著9部,领导撰写”中西医结合传染病诊疗指南”6部(已经发表),指导中西医结合基础、临床硕士研究生18名。曾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4-6届理事(1995-2015)、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传染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6-2015)、主任委员(2015-2018)、名誉主任委员(2018-),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2015-)、《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名誉主委(2019-)、中国中西医结合肝病专业委员会委员(2000-2012)、中华中医药学会肝病专业委员会委员顾问(2015-),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西医结合)委员(2016-),《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临床肝胆病杂志》等10余家杂志编委、审稿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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