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临床医学观念的演进历程

（一）拷问大自然的三种意识形态

什么是拷问大自然的意识形态？即不同时期、不同人群对自然界的总体认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然观”。笔者之所以称其为“意识形态”，是因为它常常是人群分裂、不可调和的根本原因。

所谓意识形态，它是观念、观点、概念、思想、价值观等要素的总和。自从德斯蒂·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1754-1836）创制了“意识形态”这一新概念（出于其著作《意识形态原理》中）之后，它就成为观念不同的人群、社会和国家的一个常用术语。所谓自然观，它是指人们对自然界认知的总看法，包括人们关于自然界的本源、演化规律、结构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

人类对大自然的探索包括三个层面：经验、理论和技术，即“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依据自然观的不同，笔者将其归类于下（表6-1）：

表6-1  三种拷问大自然的不同意识形态

1. 神灵自然观

神灵自然观也可分为三种。一是把自然界看作是神的体现，视自然界为神圣不可侵犯。其宗教仪式往往多以各种方式进行祈祷和献祭，以祈求自然的赐福，并安抚主宰自然力的神以实现降雨与驱逐旱灾，消灭地震，结束瘟疫和洪水等灾害。二是超自然的神不仅统治着自然，而且也统治着人。人和自然居于同等地位，例如对农民的从事耕作是受神的委托而照顾土地，因而要求农民像服务于神一样来管好土地，不要破坏自然系统。基督教中的本笃会（本尼狄克派）持这种自然观，他们强调人在世界上是作为神的仆人，要照料好自然。三是把神放在人之上，而人又在自然之上。起源于西南亚的基督教与犹太教认为，神创造了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动物、植物以及生活在世界上的人类。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圣经》中的上帝赐福给挪亚中提到，“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赐给你们，如同蔬菜一样。”因此，就鼓励人们去开垦土地，排干沼泽、砍伐森林、建立聚落。

在原始社会，自然界对于人类来说是神秘的、狂躁的、不可测、不可控的，人类恐惧、敬畏自然。对自然认知有限的人类，无法理解日月的东升西落，无法理解雨雪冰雹从何而来，人为什么会生病？一棵小植物为什么吃了会丢掉性命？种种自然现象让人类迷惑不解，捉摸不透。无法解释这一切缘由，人类只能用一些超自然的理由来说明，那就是神祗。自然是由神来操控的，雷电、洪水、山火等等，都是天神对人类施威的信号。人类相信，只有做神最顺从的子民，才能免于种种自然灾难。巫术、图腾等等原始社会最鲜明的标志，无一不反应着人类对自然的无限崇拜。

2. 哲学自然观

在原始社会里，人们在劳动中逐渐积累起关于自然界的知识。进入奴隶制社会以后，出现了分工，文字开始应用，人类对自然的掌握越来越多，这一时期，各种思想开始萌芽并迅速成长，涌现了不少思想家、数学家、文学家等等。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无条件迷信也开始慢慢瓦解，许多曾经困惑过人类的自然界现象得到了合理解释从而变得习以为常，自然的权威渐渐受到挑战。同时，这一时期的人们，开始尝试更多形式地阐释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他们仍然尊重自然界的神圣，但更多的是充满了窥探它的好奇。自然界对人类的意义不再仅仅是与神灵沟通的媒介，人类开始从对自身影响这一层面来看待自然界。

但是，有些作者往往将这一时期（即轴心时代）的自然观分别表述为古希腊的“有机自然观”与中国古代的“天人相应观”，或者有的统称为“有机自然观”，包括中国道家的自然观、印度佛教的自然观等。

实际上，轴心时代的自然观并非一种，神灵自然观仍然保留其中，甚至融为一体。例如，古希腊的有机论自然观的最早提出者泰勒斯（Thales）所说，“由于自然界不仅是一个运动不息从而充满活力的世界，而且是有次序和规则的世界，他们理所当然地就会说，自然界不仅是活的而且是有理智的；不仅是一个自身有灵魂或生命的巨大动物，而且是一个自身有心灵的理性动物。”[罗宾·柯林伍德. 自然的观念（吴国盛，柯映红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他将地球描述成一个有灵魂的动物，而这个动物本身又是由更多更小的动物或是有机体组成的，这些有机体都是有灵魂的，都有自己的生存意志和生存目的，并都按照各自的目的来生存和生长。

强调用生物内在的本性来解释生物的生长、运动和发展，这是古希腊有机论自然观的一个基本概念。但笔者更加主张用“哲学自然观”来描述轴心时代不同民族对自然的总体看法。主要指产生于轴心时代的一些神学家、哲学家和大自然探索者企图借助于已有的经验知识，以及宗教、哲学的抽象思辨，从而构建起解释自然界的学说。在自然科学诞生之前，人们还不能比较完善地、科学地解释自然界中诸多现象和过程及其客观联系，经验知识和哲学、宗教混为一体，互相联系，互相依存，共谋发展的一种过渡性模式。

那时候，人们对自然的认识都包含在“自然哲学”的母体之中，推进到真正系统化阶段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家谢林，而最后完成者是G·黑格尔。恩格斯曾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批判“自然哲学”是“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这正是那一代哲学家的标志，人们虽然能够从自然本身去寻找其自身的规律，但都是宏观事物之间想象的联系。

恩格斯这段话的意思是，在自然科学还未得到充分发展，在许多自然领域内还存在着不少尚未认识的空白区的情况下，“自然哲学”采用理想的、想象的联系来代替尚未认识的过程的真实联系，用某些推理来代替所欠缺的事实和过程，用联想来填补实际上的空白。这种作法和努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肯定的。曾“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

3.结构性自然观

为了比较现代科学与古代科学的差异，金观涛等在“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一文中提出了“构造性自然观”的概念，他们认为与古代科学“有机论自然观”不同的是，现代科学采用的是“构造性自然观”。“构造性自然观有两重含义，第一是指必须从结构的角度来把握自然现象，第二是指理论必须是逻辑构造型的。”

显然，“构造性自然观”如何从结构的角度来把握自然现象是这个概念的基本内涵，但他们并没有给“构造性自然观”下一个定义，而是简单地举了几个例子，说的不清不楚。解释“逻辑构造型理论”也是如此：

所谓逻辑构造型理论，是指一个科学理论体系内的各种论断不是各自独立的，这些论断可以归为几个最基本的假设和公理，又可据此运用形式逻辑做出一系列推断，这些推断不能互相矛盾。这样，整个理论体系形成了整体有序的结构。

实际上，笔者觉得使用“逻辑自洽性”可能更加明确。即构筑学科理论，必须遵守逻辑学的一般规则，从概念到推理，到科学假说的提出、论证和检验，都要中规中矩。至于“从结构的角度来把握自然现象”，我们看看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几门基础学科的定义：

“物理学是关于大自然规律的知识，它研究大至宇宙，小至基本粒子等一切物质最基本的运动形式和规律，因此成为其他各自然科学学科的研究基础。它的理论结构充分地运用数学作为自己的工作语言，以实验作为检验理论正确性的唯一标准，它是当今最精密的一门自然科学学科。”

“化学是在分子、原子层次上研究物质性质、组成、结构与变化规律的科学。”

“生物学是研究生物（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结构、功能、发生和发展规律的科学。目的在于阐明和控制生命活动，改造自然，为农业、工业和医学等实践服务。”

归纳起来，涉及到自然界的现象与本质、物质与运动、原因与结果、结构与功能等哲学范畴的实证研究。那么，近代科学技术的结构似乎这样描述更为合理（图6-5）：理论构建遵循逻辑学规则，实证研究遵照客观化原则，技术进步遵循可行性原则。

图6-5  近代科学技术的结构

左：笔者的构思；  右：见金观涛等的论文

4. 三种意识形态的相关关系

对于这三种不同的自然观，笔者之所以称之为“意识形态”，因为感觉到：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尖锐冲突性和难以调和性。以至于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人们仍然经常看到意识形态相左的人相互撕咬、大打出手，恰恰是因为他们处在不同的“频道”，“各吹各的号，各谈各的调”。

19世纪的著名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有一段话评述了三者的关系：科学诉之于理性，神学诉之于权威，哲学（可以理解为自然哲学——本文作者注）则介于两者之间。罗素对哲学评价的意思是说：自然哲学如科学般地强调理性，但又如神学那样反映了人类对不确切事物的思考。

当然，冲突是一方面，渗透和利用则是另一方面。在我们今天的多元文明里，神学也要从自然科学中寻找自己的理论依据，科学家常常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躺在神学的怀抱获得宽释。至于自然哲学，仍然要一边向两个方向伸手寻求援助，一边坚守自己的阵地。

（二）近代西方疾病观的演变

17世纪之后，现代科学以观察与实验来寻找疾病的因果关联，明了疾病的原因与本质，判断疾病的发生与转归，疾病观念发生了重要的转变。

1. 疾病实体观的转变

随着16世纪人体解剖学的建立，17世纪物理、化学知识对医学的影响，医学家开始以实证的方法来研究人体的疾病问题。自然哲学方式与实证科学方式的最大分别是：之前是哲学思辨和猜想，其后开始以医学事实为基础，寻找因果关系。自然哲学的疾病观是一种抽象的思辩系统体系，有一种“顾左右而言他”的潇洒，把外在事物的联系当成疾病现象之间的内在关联。实证科学的病理解释则是依靠实际观察和实验结果，没有证据的只好存疑，因此会有一些缺陷甚至错误有待未来修正。当然，医学家也需要利用假设作为观察与分析的基础，但各种假说只是一种推测，若被证实则会发展为一种理论。而当有了新证据或新发现而原来的理论不再适合时，医学家们就可以新的理论或学说来取代之。正如著名医史学家西格里斯所言，“古代的地图上没有探到的部分是填满了幻想的岛屿和山脉之类。新地图的制造者却有勇气来专画已经发现和证实的地带，而把不知道的区域留下空白。靠着旧的地图去游历会导致你迷失方向，新地图虽然不能让你到地球上一切的地方去，但是他却能指点你准确的道路，医学的新旧理解也同此例。”

文艺复兴时期，医药化学学派的创始人巴拉塞尔苏斯采用化学理论来解释疾病问题抨击当时仍占据权威地位的体液病理学说，虽然他的病理学说并没有完全摆脱自然哲学认为无论健康或疾病，人总是字宙间的一部分，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他也大量引用了新的科学事实，尤其是化学的常识来解释。

17世纪，许多医生试图从物理学和化学上来解释生命现象和疾病本质，虽然这些探索对临床医学影响不大但许多医学家都热衷于从一种新途径来解释究竟是什么在维持身体的平衡，疾病是如何破坏平衡的。他们期望用物理和化学来阐述所发生的变化以实验观察来证实这些变化。

如比利时的海尔蒙特、德国的希尔维斯以及英国的威利斯等都主张用化学理论来解释生命和疾病的一切现象。认为消化作用是一种发醇，在人体内有酸性物质和碱性物质，都是化学作用的产生物，后来人们将他们称为医学化学家（larochemist）。而另一批医学家被称为医学物理学家（laroplysist）如桑克托瑞斯、波累利等，他们认为身体就如同一架机器 疾病就是机器零部件的损伤，他们试图用物理的或化学的原理建立一个解释生命现象或疾病的框架，探索一条本体论的疾病实体解释路径[张大庆. 医学思想史札记之二：西方近代疾病观念的变革. 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0，31（4）：68-69]。

2. 疾病分类法的建立

在研究近代西方疾病观的演变时，张大庆教授提到疾病分类法的建立，对其具进步有重要意义：

本体论的疾病实体观，将疾病看成是身体各部分的损伤或器官的障碍，因此可以采用分类的方法来研究。西登哈姆（Sydenham1，1624-1689）认为，为了便于科学研究，所有疾病必定归结为明确的和肯定的种类，如同植物学家对植物进行分类一样，他认为疾病在产生的过程中，性质是始终一致的。所以，对于不同个体的相同疾病表现出的症状大部分是相同的，就像一种植物的一般特征扩展到该种植物的每个个体一样，无论谁都能准确描述出这种植物的颜色、味道、气味、形象，西登哈姆主张疾病是独特的和实在的种类，尽管存在个体差异但仍具有该特殊疾病的特性和自然史。西登哈姆描述了急性疾病和慢性疾病，他认为急性疾病占人类疾病的2/3,慢性疾病如痛风、神经质等占1/3。他注意到急性疾病可能转化为慢性疾痛，但是他认为急性病和慢性病的原因是根本不同的。急性疾病主要产生于外部环境，慢性疾病产生于机体内部。荷兰医学家布尔哈夫则把疾病分为固体部分和液体部分两大类，液体部分的疾病是液体的质和量改变引起的，包括重量的增减和成分的改变；固体部分的疾病，是形态、体积、组织的张力、血管容量等因素异常所致。例如炎症是血液积滞的结果，血液淤积是小血管的构造和血浆成分变化引起的。

1735年，瑞典生物学家林耐（C.Linno，1707-1778）《自然系统的分类》（Systema Naturac）中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分类系统，即我们现在知道的类、门、纲、目、科、属、种的分类原则。实际上，林耐还提出过一个疾病分类学标准。在他《疾病种类》（Genera Morborum，1763）中，他将所有疾病分成11类每一类具有基本确定的特征。并采用亚里士多德的依次往下的分类原则，进一步分成属和种。他首先将疾病分为热病和非热病，而热病又被分成三类：发疹、危机热和炎症热。三种热的特征不同，第一类特征是皮肤丘疹，第二类是尿中有红色沉淀物，第三类是实脉和局部疼痛。在8类非发热疾病中，4类是神经紊乱，2类是体液紊乱，2类是固体紊乱。体液紊乱又可分成隐蔽紊乱和排泄紊乱。因此，林耐的疾病分类主要是依据症状或体征，而不是病因学的分类。

与林耐同时代的法国医生兼植物学家塞维杰斯（F.Sauvages，1706-1767）也做了大量的疾病分类学工作，他的《按照次序和植物学的疾病分类》一书出版于1731年。他在书中鉴别了约2400种不同的疾病。他的分类标准相似于林耐后来的分类标准:发热，炎症，排泄，瘫痪，疼痛性疾病、精神疾病、消耗性疾病以及痉挛性紊乱。

18世纪意大利医生布朗（J Brown,1735-1788）重点研究了神经疾病的分类问题。他并不是创造一种新的疾病分类方案,而是寻找统一的疾病进程的基础。他相信生命的原理是所谓的兴奋性特性，并认为疾病发生是因为这种特性过多或缺乏。过多产生亢进紊乱，缺乏则导致抑制紊乱，因此在布朗看来只有两种基本疾病。实际上，许多疾病是抑制性紊乱或虚弱性疾病，这可能是亢进紊乱的最终结果。因为兴奋性特性可以被消耗，随着抑制性的产生，出现布朗所称的间接衰弱。针对布朗的神经疾病分类观，治疗将是直接恢复兴奋性的适当平衡。因此治疗措施一般是减液治疗，如放血，通便；刺激治疗，如对抑制性疾病选择鸦片和酒精。布朗学说体系把疾病分类学降为次要作用，使得健康与疾病之间的区别成为定量的，而不是定性的事情，它也使得诊断和治疗成为相对容易的事情。布朗的神经疾病分类原则在德国和意大利广泛流行。

3. 病灶的观念

张大庆教授认为（资料来源同上）：

早在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利亚的医生埃拉西斯拉特（Erasist ratos）在解剖尸体的过程中，观察到因疾病而发生变异的器官，并最终导致他放弃了当时正统的体液病理学说而主张局部病理的观念，认为疾病是因为各器官充血所致。不过，埃拉西斯拉特的局部病理思想因缺乏更多的证据和完善的理论，而未获得医学界的支持。

16世纪人体解剖学的建立，解剖学家们在尸体解剖中也观察到器官的各种病理变化，并将这些病变记录下来，如畸形的人体组织，胆石和膀胱结石。解剖学家们通过大量的观察，了解到器官健康时的生理常态与病变时构造上的变化。所以，病理解剖学是建立在正常解剖学和生理学基础之上的。近代生理学的奠基人哈维已经认识到了病理解剖观察的重要性。他说，研究一个由痨瘵或慢性病症而死的尸体，要胜过研究1O个绞死的囚犯尸体。

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医学家己开始重视病理解剖的观察，收集了各类病变器官的标本，虽然许多人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病理解剖学的建立应归功于巴度亚大学的莫干尼（G.Morgsgni，1682年-1771年）。1761年，他的著作《根据解剖学的研究来解释疾病的部位和原因》在威尼斯出版。这部著作与维萨里《人体之构造》和哈维的《心血运动论》鼎足而三，奠定了西方科学医学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位医学大家都曾在巴度亚大学工作过，因此位于意大利北部的巴度亚大学被人们誉为现代医学的摇篮。

莫干尼的著作对于人们疾病观念的转变有着重要的影响，莫干尼证明了疾病的生发是有一定部位的。这些部位就在各器官之内，器官的病理变异是大多数病症的原因。这一理论是对疾病本体论的有力支持，从此形成了一种疾病的各种症状可以有解剖学上的事实来作证。医生们由此来确定疾病的病因，明了病变的结构。医学家还可以从理论上推测疾病的变化与发展，研究疾病的方法也发生了转变。医生的责任在于仔细观察疾病的发展，跟踪疾病的进程。病症的观察应该从表面的检查到内部器官的诊察。倘若病人死亡，执行尸检，将可疑的部位或器官制成切片，用一切可以应用的方法来进行细致检查。医学家通过病理解剖的实验室报告与病症同解剖结果联系起来以确定最终的诊断。当然这种工作对于死去的病人已经丝毫无关，但医学家却由此积累经验，有利于提高未来的诊断水平。对于许多在病人生前不能了解的病症，医学家可以通过病理解剖来得以解释。莫干尼把“病灶”和临床症状联系起来，找“病灶”成为西医诊断的最主要目标。只有找到病灶，医生才能判断病人得的是何种疾病，才能制订治疗方案，若找不到病灶则诊断不明，也就无法确定有效的治疗，找病灶思想是西医诊断学以及各种诊断技术和仪器的基础，其影响一直持续至今。

19世纪初，巴黎临床医院（Paris Clinic）开展了大量病理解剖研究，收集了丰富的临床医学资料，成为新式临床医学和医学研究的发祥地。科尔维沙（Corvisart）和雷内克（Laennec）便是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他们将这种新方法应用于心脏和呼吸器官疾病的研究，极大地提高了心脏和呼吸器官疾病的诊断水平，使巴黎临床医院成为当时世界医学科学的中心。

法国解剖学者比沙（Xavier Bichat）在莫干尼器官病理学的基础上，提出疾病的发生地并非整个的器官，而是由于各种组织受到侵害。比沙用实验结果证明同类的组织能发生同样的病态，能得同样的疾病，不论这种组织是在哪一个器官之内。器官疾病出现的各种病症，其实是由于组织的病变，如此疾病的发生地便从器官推移到更深一层的构造——组织上了。19世纪中叶，德国医学家微尔啸（Vir chow）的创立细胞病理学，使人们对疾病的理解深入到微观水平。微尔啸把显微镜引入病理学研究，通过显微镜，医学家观察到许多疾病变化的细微过程，也使得疾病的分类更加精准。他提出，所有的疾病是由细胞发生自动或被动的紊乱引起的。微尔啸的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他在强调局部病变的同时，忽视了整体性联系。

总之，本体论的疾病观、疾病分类学和病灶的概念，是近代西方医学的核心思想，也是建构现代临床医学的基础。这些观念的确立，标志着西方古代医学传统的终结。

（三）结语

著名医史学家阿尔图罗·卡斯蒂廖尼（1874-1953）说过，医学是随着人类痛苦的最初表达和减轻这种痛苦的最初愿望而诞生的。根据医学的知识构成，笔者认为医学可以划分为两大系统，就技艺层面的演化而言，最早是本能医学，随后是经验医学，再后是循证医学和精准医学。但医学不仅仅是经验和技术，还需要解释：最早是巫医学，随后是自然哲学，再后是基础医学。因此，医学始终包括两大部分，即医疗实践活动（无论是低级、简单的，还是高级、复杂的）和医药卫生知识（无论是系统、正确的，还是零碎、不太正确的，甚至荒谬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大部分都在不断地进步之中。

可以说，巫是最早的知识分子，他们第一次将医学本能和原始宗教相结合，创造了巫术医学。随后“巫医分家”，医学经验与自然哲学相结合，产生了今天仍然存在的五花八门的古代医学，即传统医学。再后，形式逻辑与实证研究结合，解除了经验医学与自然哲学的“拉郎配”婚姻，建立起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水乳交融现代医学体系。它们各自所代表的时代、思维特征、技术手段和知识体系如图6-6。

图6-6   人类医学史示意图

鉴于以上，过去所谓“医源于动物本能”、“医源于巫”、“医源于圣人”和“医源于人类劳动”之说，都有一定道理也都有不足之处。基于构建医学的两个层面来考察，医学的演化历程可分为三个时代，即原始医学、古代医学、现代医学的时代。原始医学是本能医学与巫术医学结合的产物，即采用超自然的理论解释和指导医学技术的应用。这种医学来源于人类文明的神灵崇拜阶段，虽然有最初的药物和非药物治疗手段，但仍然服从于巫术文化的规范。

随后来到了轴心时代，即五大文明同时兴起的灿烂辉煌年代（公元前800-公元前200年）。仰望星空的先贤们把对神灵的崇拜转向了对自然的考察，五花八门的自然哲学应运而生。此时“医巫分家”，最先进的自然哲学与经验医学相结合，诞生了各种各样的古代医学（今天称之为传统医学），如中国古代医学、印度古代医学、古埃及医学、古希腊医学、古巴比伦医学等等。为什么古代医学各不相同，自成一体？因为那个时代的自然哲学五彩缤纷，医学知识仅仅完成了经验事实的解释功能，但显然不足的是缺乏客观化检验，或者说只在于把道理讲通，而不要求所讲的道理是否符合客观事实。能够把道理讲通的学说很多，也就诞生了五花八门的古代医学。因此，轴心时代的医学各自为政，自成一体，这种自然哲学与经验医学相结合的形式，不可能紧密相关，因为它们仅仅是套用了某种朴素的哲学原理，而并非具体事物、具体机制的具体考察。尽管聪明地构筑了各种不同的医学体系，但这些体系缺乏必要的客观化根基。我曾经将其称之为“拉郎配”，认为二者之间维持的是一种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因此不可能水乳交融，形成医学发展相互促进的加速度效应。

再后来，随着大学的诞生，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相互博弈，形式逻辑与实证研究杂交，拉开了医学科学时代的序幕：以人体解剖学为先导，在实质脏器前提下开始生理学、生物化学、病理学以及药理学探索，尤其是显微镜的诞生，引领人们进入人体与环境的微观领域，从而陆续建立起分门别类的基础医学体系。这个时候，经验医学逐渐从自然哲学的母体中分化出来，与实证医学相结合，终于发生了具有本质意义的基因突变。至此，古代医学与现代医学已经成为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二者之间产生了因为时空关系所导致的生殖隔离。

为什么要说到“生殖隔离”？因为在我们这个多元文化的交汇时代，在“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的过程中，我们的先辈自然而然地要采取“基因杂交”这个促使传统医学进化的唯一方式。其后，以“中体西用”为主导思想的研究思潮，一浪接一浪地沸腾在一代又一代的热血学者之中。虽然几经“中西医汇通”、“中西医结合”、“国医科学化”、“中医现代化”的反复努力，两种医学始终局限于经验层面的交流和互补，真正的理论融合却无法实现根本性突破。“创造一个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始终是一个美好的梦想，而没有杂交出能够遗传的理论（基因变异）之果。

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两种医学在经验层面互补的需求还会长期存在，因为现代医学还远远没有进化到精准医学时代，个体化诊疗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人群的普遍需求。

当然，在两种医学交汇的年代，二者不仅存在交流、沟通和互补，也存在矛盾和冲突，甚至是剧烈的。洪钧老师的《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中就深刻展现了这种冲突，而且因为这本书以及作为论文评审的过程中，其意识形态冲突延伸至今，我在《内经时代》再版序里也提到过（见2019年11月学苑出版社出版的“赵洪钧医书十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