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齐悦. 近代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 文史天地，2020，（5）：4-8

疾疫古已有之，近代中国更是疫病泛滥，大规模烈性传染病相当频繁，不仅死者累千盈万，而且阻碍经济发展、迟滞社会进步。中国近代史不仅是救亡图存的历史，也是与疫情艰苦抗争的历史。

近代以来，东西文化与思想激烈碰撞，传统中国的人们开始学习并接受公共卫生知识。防疫事业维系着社会运转和文明延续，历届政府都较为重视卫生防疫事业，社会各界也进行了艰苦的防疫救治工作。近代防疫事业发轫于清末新政，民国时期进一步发展深化，新中国成立后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一、东北鼠疫与第一个防疫机构

国家卫生防疫体系与抗疫防疫活动相伴而生。疫情暴发必然冲击公共卫生体系，有效控制疫病必然要建立相应的卫生防疫体系。正是在防治鼠疫、霍乱等传染病的过程中，中国逐渐形成一套防治疫病的卫生体系。

1910 年秋冬，东北暴发一场大鼠疫，祸及关内数省。鼠疫为烈性传染病，短时间内导致数万人丧生。清政府派受过现代医学训练的剑桥医学博士伍连德前往哈尔滨主持防疫工作。伍医生临危受命，肩负起防疫工作的重担。他发现鼠疫由鼠疫杆菌引发，通过飞沫传染，为此发明了外科纱布制成的“伍氏口罩”，阻止飞沫传播；并设立隔离医院和检疫队对患者进行隔离治疗。此外，伍连德上奏清廷，严格管制铁路交通，对东北实行封城，严禁人员流动。由于大量患者尸体无法及时掩埋，很容易导致疫情扩散，伍连德还打破传统伦理观念，对尸体进行集中火化。种种措施多管齐下，短短数月，中国依靠自身力量扑灭了鼠疫，伍连德由此成为我国防疫先驱而名扬四海。

辛亥革命爆发前夕，12 国专家组成的万国鼠疫研究会议在奉天（今沈阳市）召开，伍连德以疫情发生国全权指挥的名义担任会议主席，依照当时国际医学标准制定出防疫与检疫规则。这不仅是中国首次参与国际防疫活动，也是中国以国家名义执行疫情控制的首例。

这次会议促成中国第一个防疫机构的建立。1912 年，伍连德在哈尔滨正式成立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负责研究疫病问题，制定防疫法规，建立隔离医院和总化验部等医疗机构，同时建立疾疫图书馆、博物馆等科普宣传机构。

清末东北鼠疫成为刚刚诞生的中华民国发展近代公共卫生机制的动力。伍连德推广现代检疫制度的理想，续获新成立的国民政府的支持，让民初推动隔离措施和拘留疫者的防疫总署，成为我国近代防疫管理体系的滥觞。

二、晋绥鼠疫与防疫立法

面对疫病的流行，制定颁布防疫法规和建立防疫行政机构是同等重要的国家防疫举措。

辛亥革命的成功，使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社会新思潮的传播为防疫建设注入新的内容。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在千头万绪的政事中不忘规划防疫事业，公布卫生防疫法规，在内务部设卫生司，执掌传染病控制、车船检疫、医事与药剂监督、药品检验、地方卫生组织及医院管理等。临时政府存在的时间尽管短暂，但其卫生机构设置、职责规定直接影响着整个民国时期的官制建设。随后的北洋政府依旧把防疫作为政府的基本职能，加强防疫立法及机构建制。

1917 年暴发的晋绥鼠疫，延及山西、河北、山东、安徽等省，传染速度快、治愈率低，约 2 万人死亡。人人心惊胆战，出门以衣袖遮口，家家用烟熏邪，亲友断交，商号停业，衙门休业，路断行人，哀鸿遍野，一片萧条。

晋绥鼠疫暴发前，北洋政府颁布了中国第一部《传染病预防条例》，规定了法定传染病种类、预防方法、官员和医士的职责，拉开了中央政府依法管理传染病的序幕。

《条例》明确了地方行政长官可通过施行健康诊断、隔绝城市交通、限制集会、清洁消毒等方法履行预防传染病的职责，《条例》还规定了对传染病患者、染疫死亡者及其住处的处理方法。山西正是依照法规应对鼠疫，并在实施过程中发展完善《条例》，使之成为后来国家应对传染病的准则。

晋绥鼠疫发生后，北洋政府内务部部长钱能训考虑到防疫是一项牵涉面广的系统工程，要动员政府各部门及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参与。内务部联络财政部、交通部、陆军部、外交部等共同组成防疫委员会，绥远、陕西等地方政府亦成立临时防疫局，从事检疫、捕鼠、诊断、检验、调查、消毒、注射等事务。疫势平息后，北洋政府为加强传染病防治，决定筹建中央防疫处。

1919 年 3 月，第一个国家级专门防疫机构——中央防疫处在北京成立，防疫处隶属内务部，负责研究各种传染病之病原细菌及预防治疗方法。该处自成立后的 30余年中，虽然随时局动荡而历经更迭，但防疫救人的初衷始终如一。防疫处不仅自行生产制造当时世界上重要的疫苗品种，还配备一些实验、化验设备。科研成果不仅行销全国，为国内医院提供帮助，部分产品甚至出口朝鲜等地。1942 年，该处第一次分离出青霉素菌，开始生产青霉素。中国控制流行病的工作卓有成效，走在世界前列。

随着民国制度法规的建立，国家在防治疫病方面的作用明显加强。但在军阀割据、地方分治、卫生经费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即便北洋政府设立了公共卫生管理专司，也难以建立完备的防疫卫生体系、有效发挥其功能。

三、中央防疫体系

随着社会进步，越来越多有识之士意识到公共卫生的重要性。20 世纪 20 年代，协和医院卫生试验区、晏阳初河北定县卫生计划、颜福庆江苏吴淞卫生所等各式现代公共卫生模式在中华大地进行试验。北伐战争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有效掌控东南半壁江山，社会相对稳定，这些实践经验和公共卫生政策得以逐步在全国推行和实施。

1928 年，卫生部成立，作为主管全国公共卫生的行政中枢，卫生部设总务、医政、保健、防疫及统计司及秘书处，分掌各项卫生事宜。薛笃弼原为西北军著名将领，为官公道正派，他任卫生部部长后，拒绝各方托请，公开招考办事员、书记员。卫生部骨干成员多曾留学国外，既有留美博士，也有留日博士，他们各有专长，把世界各国先进的防疫经验引入中国，颁行法规完善卫生防疫体系。

对擘画公共卫生事业影响深远的是第二任部长刘瑞恒。刘瑞恒原籍天津，美国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学成归国后任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后成为协和医学院第一位华人校长，他与兰安生共同筹划北京卫生示范区。卫生部成立后，刘瑞恒历任卫生次长、部长、署长，主导公共卫生大业，兴建中央医院并亲任院长，设立中央卫生设施实验处，负责与国际联盟技术合作，身兼卫生行政、技术及医疗三个机构的领导职务。

刘氏任内有关卫生防疫一大政绩当数收回海港检疫权。海关是国家主权象征，检疫更是海关重要任务。海港检疫是阻止境外疫病传入国内、防止疫区扩散的第一道防线。然而，近代中国的海港检疫权却受外国人控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联盟卫生组织派人来华考察，经财政部、卫生部、海关与各国公使等商议，决定成立全国性海港检疫机构，直属中央卫生部。

这一宏伟规划从上海开始，上海海港检疫所原属上海海关，权归洋人，刘瑞恒采纳防疫专家伍连德建议，收回这一权利，将其从海关划出，单独成立上海海港检疫所，由伍连德任所长，制定海港检疫章程。为防止疫病在长江沿岸流行，上海检疫所着手对中外船只进行卫生检疫，设立吴淞检疫分站，接管吴淞防疫医院，建立海港检疫医院。

上海海港检疫所的建立意味着全国海港检疫工作独立自主的开始，我国逐步从列强手中收回全国海港检疫权，在上海设立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统辖全国海关、港口的检疫工作。卫生部颁布检验条例，提出检疫处以预防各种人与动物疾病的输入、输出为主要工作，防范外洋疫病输入，同时，防止国内传染病的发生和输出。条例在全国各口岸相继施行，上海港一年之内对近 2000 艘船舶，30 多万入境旅客与船员进行检疫。在各港口，一经发现染疫者，将立即移交相关医院收治。国人自办海港检疫增强了民族自信，海关检疫承担起保护国民健康的重任。

四、长江水灾与预防接种

当传染病发生或流行时，为保护尚未染疫人员，预防接种是行之有效的防治措施。医务人员为患者注射疫苗、血清，使其机体获得免疫能力，预防发病。中央防疫处成立以来，生产了大批质量可靠的防疫产品，为施行预防接种提供了物质基础。

1931 年长江、淮河流域发生特大水灾，2500 万灾民流离失所。大灾之后必有大疫，霍乱、天花、伤寒等疫病常在大灾之后蔓延，夺人生命，毁坏财物，引发社会恐慌。刘瑞恒再次临危受命，担任水灾救济委员会卫生防疫组主任，他与中央防疫处处长金宝善等组成医疗队，奔赴灾情最严重的汉口主持医疗救护工作。卫生防疫组深入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及河南等地，开展应急预防注射，阻止灾区传染病扩散。卫生防疫组在各工段内对灾民进行巡回注射及卫生消毒，并在霍乱炽烈地区设临时防疫医院收治病人，而在霍乱较轻地区则与当地医院合作收治疫病患者。

短短一年内，灾区 200 多万人次接受了霍乱、伤寒、天花、脑膜炎的预防注射，超过34 万病人接受了医院或医疗队的治疗。这是中国空前规模的预防接种工作，如果没有这些措施，死于疫病的人数恐怕要大大增加。

实践证明，注射疫苗是预防传染病的科学有效的方法，南京国民政府两次颁布《种痘条例》，要求地方政府设立种痘传习所，加大了种痘的推行力度。上海、广州等公共卫生发展较快的城市，卫生部门多将防疫注射作为防治传染病的例行活动。上海积极倡导预防疫病，在市内分设注射霍乱疫苗及伤寒疫苗处，尽可能使民众就近注射相关预防疫苗，不收取任何费用。这一时期，三大传染病中，霍乱、鼠疫得到控制，大量人口染病死亡的现象已经消失。

五、都会的防疫建设

中央建立起公共卫生体系后，卫生行政已有头绪，然多数省市的卫生防疫尚未步入正轨，卫生部努力推动地方省市建立卫生机构。地方卫生建设采取的是卫生实验区办法，先在一些城市或乡村推行卫生防疫，取得经验后再扩大范围。

广州是地方政府建立独立卫生行政机构的先行者。1912 年，广东都督府设立卫生司，卫生司主要以控制传染病为主。同为中国最早开埠的沿海城市上海之卫生防疫事业也走在时代前列，卫生部专门在上海设卫生局，办理全市卫生行政事务。

1932 年，北平协和医学院博士、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博士李廷安出任上海卫生局局长，李氏为人坦荡、精力充沛，在防疫卫生、学校卫生、妇幼卫生、职业卫生领域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并积累了丰富经验，被称为“从事地方公共卫生最早之一人”。

李廷安认为上海是国际大商埠，对国家工商业影响大，若干年来却遭受疫病流行的威胁。他强调上海防疫应以肠道传染病、霍乱为重点，从卫生宣传教育、预防接种、管理饮食卫生入手，遵循对传染病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之原则。

李廷安将先前从医经验运用于健全卫生局机构，在卫生局附设卫生试验所、传染病医院、上海医院、高级护士职业学校、戒毒所和戒烟医院等医疗机构。

鉴于天花流行甚烈，李廷安从发病史和预防措施等方面向民众普及天花预防知识，卫生局积极推行免费种痘。为预防霍乱，李廷安以上海市卫生领导之名告市民书的方式，动员市民预防霍乱；卫生局于沪南、闸北、高桥、吴淞、江湾等地设 4 处诊疗所，组织防疫注射队，分派到各处免费为市民注射疫苗。

上海通过设立卫生事务所、改良自来水、免费注射预防疫苗、开展卫生教育、取缔不良饮食物品等一系列预防措施，有效防治了霍乱，其他传染病也都得到有效控制。

六、乡村卫生示范区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绝大多数人口在农村，农村及农民亦是防疫重点。南京作为民国首都，受到政府的格外重视，卫生部直接负责南京附近乡村卫生试点工作。

1928 年，陶行知在南京郊区晓庄师范学校建立卫生所（后改为晓庄乡村医院）。卫生所不仅为乡民提供免费诊疗，还向广大师生传授卫生知识。南京霍乱疫情流行时，晓庄师范学校师生在医生带领下到乡镇宣传卫生防疫知识；为预防天花，师生们在医院学习接种牛痘，然后到小学、幼稚园及乡村给人接种。乡村医院还自制工具，分发药品指导农民灭蝇，师生亲力亲为捕杀蚊蝇。卫生所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的医疗条件和防疫形势。但是面对大范围的疫情防控需要，个别卫生所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1931 年，中央卫生实验处在南京城外江宁县汤山建立卫生示范区，将其作为全国县级卫生服务第一个试点卫生示范区，进一步扩大卫生防疫规模。汤山卫生示范区以环境卫生治理入手，防疫工作卓有成效。医生和护士负责免费为区域内民众接种疫苗，预防霍乱、伤寒、脑膜炎等疫病；还在医院设立专门的隔离病房，用以隔离染疫病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汤山卫生示范区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乡村卫生示范区的防疫建设不仅为区域疫情防控和贫病救治提供参考，更为系统性乡村医疗服务建设提供宝贵经验。卫生部总结汤山经验，以县为基本单位，根据县内村落与区域人口分布配置一定数量卫生所，形成了更加系统全面的医疗防治体系。内政部通令各省民政厅，各县须设立卫生机构，并要求每县设立一家医院作为县医药卫生中心机构。

全面抗战爆发前，全国共有省设卫生机构 52 个，市设卫生机构 82 个（含 9 家传染病医院），县设卫生机构 152 个，防疫立法建设亦趋完备，防疫网络已从都会城市延伸到市镇、乡村，乃至车船码头。卫生教育进一步推广，医疗资源进一步扩充，民众疫病警惕性普遍提高，社会综合免疫能力增强。

然而，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国境之内早已烽烟四起，公共卫生现代化建设面临严重危机。日本入侵打断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公共卫生事业遭到严重冲击，建立全国县级卫生防疫体系的计划只能在大后方进行。

战时卫生防疫事业在烽火下艰难探索前进，抗战胜利后，县设卫生院、区卫生院和乡镇卫生所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飞跃，这表明尽管国家处于极端艰难的环境下，而中国的医疗卫生建设却以空前的速度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开启了新的纪元。1958 年，中国终于实现每个县都有一所医院的目标；防疫技术方面，汤飞凡研究出在简陋条件下迅速增加天花疫苗产量的乙醚杀菌法。3 年后，天花被消灭，三大传染病的大规模流行在中国已成为历史。

近代中国有一批享有世界级学术声誉的拓荒者，他们以人民健康为己任，医德高尚，医术精湛，通过设立防疫医疗机构、制定法律法规、开展宣传教育等措施，在古老中国建立并完善防疫卫生体系。这些防疫措施放在今天仍有借鉴价值，先贤的卓越贡献和伟大人格也是今人学习的楷模。

防疫是项社会系统工程，政治制度、经济发展、风俗文化、交通运输等对防疫都有着重要影响。防疫抗疫必须激活社会免疫机能，不仅需要医务工作者的努力，也离不开每个人的积极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