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五行说盛行于两汉，自然不等于此说起源于两汉。近代以来，对其渊源发展的研究不胜其多。解放后，围绕着《内经》进行的研究也是日渐热烈。笔者绝不敢掠人之美，但本节不想写成有关综述。仅以较通俗、明快的方式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使读者对《内经时代》的含义更加明确。

1.阴阳说的起源及初步发展

略知中国文化史和略知中医史者，多知道阴阳学说源于《易经》。《内经》专家不应满足于这种简单结论。《易经》是绝大多数专家承认的、反映西周社会的“真经”，也是最难读的“经”。第八节专谈《周易》与《内经》，此处略作介绍。

《易经》原称《易》或《周易》，本来是一本卜筮（略如后世的算卦）书。今之《周易》分两部分，即《易经》和《易传》。《易经》以“—”和“－－”为基本符号（即爻）画成六十四卦，各有卦名。每卦六爻，共三百八十四爻。每卦有辞、每爻有辞（很简单的说明语），共四五百五十条易辞。这是“经”的部分，资料多属于东周前。《易传》包括《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序卦》、《说卦》、《杂卦》计十篇，大抵是战国至汉代儒家对《易经》作的各种解释、发挥。

《易经》四百五十辞中只有一条“鸣鹤在阴，其子和之”（中孚：九二），有一“阴”字。故阴阳学说与《易经》只有思想渊源上的联系。《易传》中才渐渐充斥阴阳说。显然，是《易传》作者接受了阴阳说，《易经》中原无这种术语。今日的《易》学专家认为：“以阴阳说《易》很自然，《易》的爻画为两类，刚好是分阴分阳。故阴阳说很快为《易》学家所接受。”（李镜池　周易探源　中华书局1982年版337页）那么，阴阳说何时见于记载呢？主要资料如下：

“伯阳父曰：‘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之乱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所而镇阴也。阳失在杜阴，川源必塞。’”（《国语·周语》）。这是公元前780年对地震的解释，是文献中最早用阴阳说理的论述。

周内史叔兴说：“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左传·僖公十六年》）这是公元前644年对天降陨石等异常自然现象的解释。

更可信的战国以前的文献《诗经》中仅有一句“既景乃岗，相其阴阳”（《大雅·公刘》）将“阴阳”二字连用。《尚书》中全无连用，单用处亦不多。《论语》、《孟子》中全无。

又梓慎曰：“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以有时灾，阴不堪阳。”（《左传·襄公十二年》）这是公元前544年占卜灾祥的记载。

再查《左传》中所有用《易》占卜之记载，均不以阴阳为说。故大致可肯定，至公元前544年，阴阳还未与《易》糅合。《易》中早期表示对立的概念不出日月、明暗、雌雄等。早期《易》之外的阴阳较为抽象，亦未发展至天地之道这种地步，而且多为占卜及星象家使用。

此外，《管子》一书中有“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管子·乘马》）“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管子·四时》）接着竟讲起五行归类来，与《内经》说相差无几。专家们多认为《管子》成书下限甚晚。故不足为确定阴阳五行说发展时限的根据。

可是，春秋末留下了一条与《内经》极有关的资料。公元前540年，秦国的医和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明淫心疾。”这段话已很接近《内经》思想的基础，只是孤证难据。细读上下文颇觉文理不通。上文云：“疾不可为也，是为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良臣将死，天命不佑。”下文又道：“赵孟曰：‘何为蛊？’对曰（指医和答话）：‘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本来诊断明确，为“近女室，疾如蛊”，下文又肯定蛊为“淫溺惑乱之所生”，中间却大谈六气、五味、四时、五节，与理不通。《左传》向以文章见长，此处文气如此断续，很值得怀疑是否羼入。故暂存待考。近世疑古学派多持《左传》为西汉末刘歆采掇《国语》原文而成，其间难免前后错乱或加入汉代思想。我们固不必一定取此说，然从上下文看总有此疑问。

2、阴阳说基本成熟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这句话和“阴阳者，万物之道”还有较大距离。

庄子说：“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本根。”（《庄子·知北游》）这句话可概括为“阴阳四时者，万物之根本。”

荀子说：“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荀子·礼论》）此话可换成“阴阳者，变化之父母”了。荀子论阴阳的话还有不少。

荀子生当秦王政时代，庄子约早荀子50年。是可知，阴阳学说成熟于战国末。在此以前，用阴阳说论医理的片断文章理应有，但很难设想能有《内经》中“阴阳应象大论”等那样系统的文章。反之，看看汉代文献，阴阳学说简直无孔不入。然而汉人所谓阴阳家，实则阴阳五行家，且谈五行尤多。故关于汉代阴阳说的介绍，在下文说完五行说发展过程再稍稍列举。

3、原始的五行说

论者多言，史料所载的五行说最早在《尚书·洪范》。其中说：“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这段话已将五行初步抽象，每行有基本性质，并配有五味。但无论从文意，还是从排列顺序中都看不出有生克乘侮的意思，故象是较原始的。至于最原始的说法自何时，当然不会早于铜（最早用的金属）较多使用（在我国是在公元前十六世纪左右）以前。有人说五行源于商人的五方观念，理由勉强。

另一条早期较可靠的资料是西周末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济。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这种抽象趋势是向元素说方面发展。“和实生物，同则不济，以他平他”，其意近于元素的化合。全部有关五行的文献中，只有这一条这样强调。故只讲五行说是古代元素说，是朴素的唯物论，并未道及五行说的主要方面。它继续发展是向首生克乘侮——互相作用，互相制约并与天地万事万物相配的方向进步的。这是五行说与西方四元素、四体液说很不相同的地方。正是这种发展趋势，使五行说与阴阳说结合到一起去了。（或受阴阳思想影响）中国亦有水一元说，见《管子·水地篇》，《内经》中也可见其影子。为免离题太远，此处不引。

早期的五行说、六府说，出于日常生活生产知识的总结是很自然的。如公元前546年有人说：“天生五材，民并用之，缺一不可。”（《左传·襄公二十七年》）由此看来，《尚书·洪范》中的五说似乎太成熟了，其名义年代是西周初，远早于某些更原始的说法。同样，《尚书·大禹谟》说：“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我们不能说这是大禹时的资料。由五行按相克顺序排列推断，应在相克说出现之后。至于有人相信《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1年）所记载的，大禹时设五行之官（管五行的官员），以为是真古制，则未免天真。那不过是有人在宣传五行说并企图将其神秘化的明证。

上举三条资料给人的印象是，五行说越古越抽象系统，这种发展规律是很不可信的。应是《尚书》、《左传》的作把这种规律颠倒了。孟子说：“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孟子·告子》）他虽然已知道相克说，仍然把五行说得很平淡。

4．相克（胜）说的完成

首创相克说者，暂不可确考。不过，应该在《墨子·经下》作者之前应无疑问。除不很可靠的《左传》和《国语》偶尔极简略地提及相克说之外，现存文献中，以《墨子·经下》有关论述最早而且比较详细。其中有：

“五行毋常胜，说在宜（多）。”（经下）

“五合水土火，火离然，火铄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合之府水木离木。”（经说下）

“敌以东方来，迎之东坛，坛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长八尺者八弩，八发而止，将服必青，其牲以鸡。”（迎敌祠）

“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听，遂北。……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贵义）

“守城之法，木为苍旗，火为赤旗，薪樵为黄旗，石为白旗（有云金为白旗、土为黄旗者），水为黑旗、食为菌旗。”（旗帜）

上述资料告诉我们五点：①有了五行相克说，不是很机械；②五行与五色、四方配合已较固定；③五行配以天干为术数家采用；④五行与数字也有了关系；　　⑤五行已配四帝。

但是，仍看不出其中有相生说的迹象。不妨相信这是战国早期的理论。稍晚于墨子的孟子也说过这类话：

“孟子曰：仁之胜不仁也，犹水之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孟子·告子上》）

应说明，五行说在《墨子》和《孟子》中都很不受重视。有关内容所占比例　极小。战国早期、中期，五行说都没什么市场。

近代有人把战国之五行说分为“常胜派”（即主张绝对相克）和“无常胜派”（非绝对相克）。墨翟、孟轲都属于后一派。“常胜派”大约是当时的“日者”们——早期迷信术数的一家。

相克说的建立是较容易的。如水可灭火，金可伐木、筑堤防水、炭火炼金（属），为常人所知。在木制耒、耜作为主要农耕器具时，木克土也是常识。把它们都联系起来，在古人看来是大发明。再增饰一些迷信色彩，市场就更大了。

先秦显学中，墨家思想条理最清楚，又最重视科学技术，相克说由墨派发明是可信的。

此外，现本《管子》中有“五行”专篇，把发明五行说的功劳归于黄帝，具体内容颇多，很象是后世的“月令”。其时代显然不足据，且《管子》成书时代争论更大，此处不录。《管子·宙合第十一》和《公孙龙子·通变论》中亦有涉及五行说者，内容大致不超出《墨子》，为省篇幅，今并不录。

要之，先秦的五行说仅完成相胜（克）说。这已足供思想活跃者附会演绎。于是有邹衍出来用五行推演社会史，说能予知朝代更替，一下子使这种学说身价百倍。

5．阴阳家出现——五德终始盛行

邹衍稍晚于孟子，长时期活动在战国时的主要学术中心——齐国的稷下学宫，与一帮浪漫思想家相处，“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获得很大成功。他不仅名重于齐，而且“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慧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其思想真是风靡天下，那学说是什么呢？司马迁说他：“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按：即五行）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又有大九洲说等。总之都是人们闻所未闻的。这位阴阳家的奠基人思想中亦必有阴阳之说，但最受欢迎的是“五德转移”说。据多人考证，他的中心思想有这样一段话：

“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吕氏春秋·名类》）

这是按五行相克的顺序附会历史演变。战国末，周室危，诸侯们都梦想作帝王，它很有吸引力。据《史记》记载，邹衍没到过秦国，不料最后得水德，代周天子作了帝王的恰是秦王，秦人接受这套理论反而较晚。秦灭六国之后，“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于是秦更名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史记·封禅书》）五德终始说在中国历史上开始指导国家制度了。

被称为阴阳家的邹衍反而以五行说为后世所知。他的著作很多，计有《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现在都看不到了。据说他还有一种医书叫《重道延命方》（见《汉书·刘向传》），恐怕是后人依托，因不见《艺文志》。

6．汉代的阴阳五行说

太史公论六家指要，首论阴阳家，说：“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旨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读这段话——特别是后一段，满有《内经》的味道儿。《史记》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学，道家殿后，但最崇道家。这是汉初尚黄老的明证，此处暂不谈。道家之外，就是较崇尚这阴阳家了。人们看到先汉阴阳五行家著作散失殆尽，甚为可惜。其实不然。所以没有“纯”阴阳五行家的书留下来，是由于阴阳五行家学在汉代完全被儒道两家吸收了。或者说，汉代的儒、道，特别是儒家，阴阳五行化了。阴阳家已无独立存在的必要。这不是说此后中国不再有“阴阳家”。实际上它一直未衰。只要看看明朝要求各府州县设学宫，儒学第一，阴阳学第二，医学第三，便可知术数迷信化的阴阳五行学，在官办教育中直到明末仍然很吃得开。以阴阳先生为职业的人，现在还有市场，更不必说解放前或清代。他们得以存在，也是由于社会需要。旧时进行婚丧嫁娶、破土兴作、外出商旅、官府庆典等重要活动时，要决定时间、地点、方式、对象等都需要这批专业人员指导。当然，现在的市场是很小了。我们且看汉代。

汉初，为改正朔、易服色，学者们争论了百把年。反复争论色应尚黑（水德）还是尚赤（火德）、尚黄（土德）。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目睹的）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史记·封禅书》）算是告一段落。

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布衣登上帝位的人。汉代很需要用五德终始说编造谎言，说天命该轮到他做皇帝。故事见《史记》及《汉书》。一说他因母亲与龙相交而生，二说他斩蛇是赤帝子斩了白帝子——火克金，仍是相克说。后一故事与汉初刘邦自居水德（上黑）相矛盾，又不见于西汉其他文献，纯粹是后编的。

西汉末，王莽篡位，又靠五行相生说造舆论。他说自己是黄帝之后，应土德（那时汉家改为火德），火生土，王莽坐皇帝有了根据。他不是用武力夺权，而是通过“禅让”，更不宜用相克说。此事说来甚复杂，只能提供这一事实。

至迟在汉武帝时，五行相生说便由董仲舒明确提出了。具体说法见下一节，此处提一下，知道王莽篡位的五行根据即可。当然，这不是促成王莽篡位的根本原因。

上面说的是帝王家的事。汉代民间，五行说也简直弄得人们很‘拘而多畏’。那时竟有姓商的人家不能向南开门等迷信术数说（商属金，南方为火）。惹得王充大为恼火，见《论衡·术数篇》。

再看两汉典章制度。

《史记·乐书》：“春歌青阳，夏歌朱明，秋歌西暤，冬歌玄冥。”俨然是五行化的乐典。“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地气上跻，天气下降，阴阳相摩……而万物兴焉。”很象《内经》中的话。

《史记·封禅书》刘邦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上帝配五色、五方的祭祠制度从此定局。

《汉书》之有关内容不再多举。其《律历志第一》说：“协之五行，则角为木，五常为仁，五事为貌。商为金为义为言；徵为火为礼为视；羽为水为智为听；宫为土为信为思。”这是典型的五行归类。其余如三阴、三阳、五声，六律、四时、八风、干支、卦象，凡《内经》所有，无所不有，而且同样以阴阳五行、天人相应为骨架。没有这些东西，汉家制度也就委然脱地，只剩下约法三章了。

本节着重叙述阴阳五行说的发展过程，意在说明，只有到汉初，《内经》理论框架才具备，并且是汉代的统治哲学。但是还有四个问题没说清。

（1）五行必须与人体五脏发生关系，方能用以较全面地说明医理。它们怎样发生的关系，留待下一节。

（2）五行相克说形成的经过，大体说清，但相生说还未说清，下两节分两次说。

（3）五行归类中的另一重要环节——五行与五方、五时相配的道理主要在第六节中讨论。

（4）运气学说标志着《内经》体系的终结，第七节专门讨论。其余多是比较枝节的问题，并不一定能说得清，均见于各相应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