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族谱正中的图像是父亲，父亲右方是聂华苓，左下是她的弟弟聂华桐，父亲正上方是她的大哥聂华桓。

2  族谱中父亲的小传（1）

3  族谱中父亲的小传（2）

按：这是2006年以第三人称为家乡族谱撰写的，如今作为《走近聂华苓》的族人，再次以第一人称重新修改。

一

1924年农历4月11日，父亲出生于湖北省广水市（1988年前为应山县）关庙镇聂店村一个农民家庭（爷爷是私塾教师），是这个家里盼了很久的独儿子（父亲上面有三个姐姐）。他自幼强记博闻，聪明过人，七八岁就能够搭着椅子为村里人写春联，深得父老乡亲的赞许。那时的乡村封闭而落后，匪患连连，父亲曾非常痛心地回忆那些逃难的岁月。一次，十二三岁的大姑妈背着四五岁的他往宋家寨避难，大姑妈放下他就吐了一口鲜血，让他愧疚不已。还有一次，爷爷被土匪绑票，家里卖田赎人，一下子伤了元气。

1937年，抗日战争的烽火燃烧了起来，使他有机会了解到山外的世界。正如他在小说中写到的：“13岁那年暑天，到大城市读书的洋学生回来了。男的西装、马蹄袖、大分头、大皮鞋；女的旗袍、束腰、齐耳发、方头戈口皮鞋。他们站在戏台上，轮唱着‘风在吼，马在啸……’扮演着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他发现星球外面的来人，震惊了。”尔后，在暑假的20多天里，恩德和恩昭两位中学生姐姐给他补习了阿拉伯数字和加减乘除、整数和分数，以及地理和常识。这都是私塾里没有的功课，因此开始了他对新思想、新知识的追求。当然，他的古文还是读得不错的。在此之前，他和爷爷到从省城避难回来的聂辑五老太爷（美籍华人聂华苓的爷爷）府上拜年。老太爷出了一个“多难兴邦说”的作文题，试试乡童们的才气。据说，老太爷把他的那一篇拿到手里一看，立即摇头晃脑地诵读起来，还不断发出“入了”、“入了”的赞誉声，事后将他留在府上布置功课督促了上十天。这件事，父亲对我讲过几次。老太爷是宣统末年的举人，“入了”意指可以考上乡试的秀才。在这一年，辑五老太爷在聂店下湾病逝，葬入莲花山。而且，他在族人中的威望非常高，1933年他就召集楚良、汉卿等19人为理事，成立了聂氏修谱理事会，1936年花650元大洋买下聂永年四合院一处，作为聂氏祠堂，可惜由于日本人入侵，战争爆发，编写族谱之事未果。

清新之气的导入，诱发了父亲到外面求学闯世界的想法。最先是延安的抗大一期招生，因为大雪封山，他们随毛大队长行军100多里而不得不返回。第二年（1938年）又和几位老乡（包括二爷爷的儿子耀威二叔）一起踏上了去大后方——重庆求学的艰难历程。看过聂华苓姑婆的《三生三世》，她们奔赴重庆的旅途都是搭乘车船，而且随时可以得到家里的赞助。但家父与他的乡亲都只有几元银钱揣在怀里，却要面对遥遥前程。

那是一条含辛茹苦的求学之路：以步行为主的长途跋涉。既有学生兵服役的考验，又有枪林弹雨的洗礼、身无分文的尴尬，流浪千余日，行程上万里，进进退退，历经坎坷，但始终怀抱“读书人”的初衷。快到重庆的时候，他们一天步行240里（按公路上的路标计算），可以说是急行军的节奏。到达重庆之后，他睡过猪鬃仓库，吃过别人扔在地上的橘皮，求过许多认识和不认识的人，最后分配在国立九中读书。

一个只有私塾经历的少年，能够直接进入高中部学习（耀威二叔则是到初中部报到），很多东西都是在流浪的日子里求学的。在当学生兵的时候，他曾经每天请人吃一碗面片帮助补习英语、代数和几何。为了完成知识结构从旧学向新学的转型，他付出了刻骨铭心的努力。刚上高中时，老师打开课本，一节课翻了好几页，而他茫然不知就里。然后通宵达旦，通过英汉字典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查找，别人一个小时的课程他花10个小时完成。到高中毕业的时候，数理化外带英语，他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获得通过。不过他也有自知之明，那个姓王的同学实在太厉害，上初中时就学习了高中的课程，高中时已经在学习大学课程，坐稳了年级的第一把交椅。王同学本身是大学教授的儿子，与贫民子弟岂可同日而语。

抗战胜利后，他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见骈文“复员同学会宣言”）返回故里，开始了教书生涯。他教过乡村小学，也在黄陂县中学教过英文、数学、化学，解放后成为应山县中学最早的教师之一。在此期间，他到河南许昌读过革命大学（1948年），并两次投考过武汉大学。一次，在考试前一天猩红热发病，幸亏考生们赠款购买盘尼西林而得以救治，但失去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另一次，因为家中妻子生产大出血亡故，已经报名的他再一次与“大学梦”擦肩而过。母亲是他的第三任妻子，头房罗氏是小时候定的“娃娃亲”，也是他逃婚的对象。第二任左氏是他在太平镇做小学校长时的同事，母子二人均死于当时落后的产科条件。

不同的是，耀威二叔后来居上，高中毕业就考上武汉大学。1951年当上咸宁中学校长，1953年因为肺结核送往武汉，因为那时候的抗痨药物疗效有限，最后不治身亡。历史总有那么多的因缘巧合，二叔病故的医院正是我和妻工作多年的医院，即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当年的圣约瑟医院。

二

父亲为人生性耿直，解放前就开始发表诗歌，解放初又发表了一些作品，如《土地翻身》、《一年之季在于春》、《春姑娘下凡》等诗词，《援朝劝妻》、《新卖棉纱》等唱本，《黑石山的故事》、《小梅》等小说，受到了《湖北日报》、《长江文艺》编辑的热情接待，还获得了可观的稿酬（当时的稿酬较高），便成了小县城里的名人。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知识分子，尤其是教育界的知识分子，不知不觉地成了历次政治运动的靶子。1955年，由于他和省里报刊编辑的一些通信，不明不白地牵连成胡风分子，继而被打成右派，并以极右分子的罪名判刑劳教4年，入了“另册”。前年，我和妻以及另外一对夫妻同学“北欧游”，在卑尔根拜望分别多年的大学老班长。老班长是聂绀弩的女婿，聊起这些话题，他几乎笑喷。聂绀弩与胡风是多年至交，没有划为“胡风分子”，却让一个边远乡村陌生的中学教师背上了黑锅，真是那个时代具有鲜明特色的滑稽剧。

但是，当事人没法轻松。整整23年的牛鬼蛇神，年复一年、没完没了的被改造，简直就像是坠落悬崖。自此，一个千辛万苦、颠沛流离的学子，一个胸怀“教育救国”哺育桃李的耕耘者，一个有较好前程的中学教师，终于在31～54岁这段人生最富于创造性的岁月里，从对新中国无限向往逐渐改造成对自己的无限悲哀。

劳改营的生活不仅仅是失去自由，更多的是付出生命代价，他曾经因为肺结核大吐血险些要了命。不过，比那些许许多多惨死在农场里的劳改者来说，他又是幸运的。那时候，很多被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都没有在“自然灾害”期间熬过来，有的饿死，有的病死，也有自杀的。这样的故事，他讲了很多，最令人心碎的是看见骨瘦如柴的门上叔子聂华棣。因为当时都是犯人，他们连招呼都不敢打。但是没过几天，他走过一堆黄土，土堆前面插了一个小牌子：聂华棣。他感慨地说，要不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探亲，他也很难坚持下来。在那样的年代，母亲没有按照组织要求与父亲划清界限（曾经几次找她谈话），最后不得不从县医院下放镇卫生所，但她以自己的坚毅，保护了我们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

聂华苓在《三生三世》中提到：1986年，她到开封大哥家探望，一位“应山外办”代表政府邀请她回故乡看看。从这位外办口里，她才获知二哥聂华棣的去落，是一个当年和他一起劳改过的人告诉的。实际上，那个一起劳改的人，应该就是父亲，所谓“应山外办”实际上是曾为县教育局长的魏大同。魏大同正是当年的“聂华苓研究会”会长，父亲也是研究会理事。

我清楚的记得，那是1964年春节。父亲已经刑满，在释放之前有一次探亲的机会。分别的时候是个早晨，他从马坪火车站乘车南往。母亲和我们兄妹送他。在分手的时候，我坚决不让他离去，甚至要随他同往。母亲抱着不依不饶的我往回走，那是我8岁来第一次骂人，而且骂的是自己的母亲。我不知道，他当年是怎样一步一回头地揪心，以及如何难以忘怀的返程；也不知道他流了多少泪水，以及锥心锥骨的自责。

1964年，父亲从劳改营服役到遣返老家继续监督改造。聪明好学的他，不仅能熟练地从事每一项农活，而且很快掌握了泥工、木匠、油漆工、理发匠的手艺。他能左右开弓，对着镜子为自己理发；也能对着医书为病人开方子。若不是受到限制，他或许成为济世活人的乡村医生。在文革之前，他已经是家乡人人敬重的“聂先生”。

我寒暑假回到家乡，他不仅辅导我的作业，要我每天记一篇日记（从二年级到四年级），也偶尔带我在放工后去邻村看病。虽然看病不计报酬，但我们在那里可以小小地打个牙祭。有时候返回较晚，他常常把我托在肩上，踏着夜色匆匆而行，为崎岖的山路增添一份色彩。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一直惜财如命，可称之为吝啬。他常为节约5分钱而绕行山路十几里，为节约一把柴草吃未炒热的饭菜。1992年他去世前，因为妻子到广州学习一年，接他和母亲来照顾孙子。其间我们游了一次黄鹤楼，当时我们还没有相机，想跟他照个相却始终做不通工作。他的节俭，是长期被改造留下的后遗症。

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些在反胡风、反右派中立过汗马功劳的整人者，也先后变成了被人整的人。父亲还没有从某种幸灾乐祸中回过神来，自己也被戴上高帽子游了乡。昔日的“聂先生”，又回到了“牛鬼蛇神”的怀抱，而且运动起来就没有过完。一次，我照例放假回乡，大队干部竟然审问起我这个小“牛鬼蛇神”起来。看到我惊慌失措的样子，父亲深感痛心，于是在1968年毅然决然地搬离家乡到西聂家湖的余店村投亲靠友。带我们搬家的那艘木船，沿着水库的上游来到下游，父亲有了一个新的家，也离我们读书马坪镇近了很多。

但是，运动还在如火如荼地行中。1968年冬天的雪下得特别大，父亲被揪斗，母亲在学习班反省，爷爷因为一场感冒离开了让他惊心动魄的世界。抄家、抓人，游街此起彼落，经常回来的父亲把斗争的风险也带到了我们在镇子上的家。那是1971年的“一打三反”运动，镇子上的革命派怀疑父亲参与组建反革命组织。一天半夜，传来“咚咚咚”的踢门声，民兵首先带走了父亲，然后开始抄家。

刚刚初中毕业的我，因为听说老子“大盗盗国，小盗盗钩”的句子，写了一篇小小的感想留着日记本里。我明知那是家里的最大危险，也有机会悄悄拿走，但仍然缺乏胆量眼看着民兵将其收入麻袋。那一次，父亲被关了一个多月，我也跟他送了一个多月的饭。只不过，总在担心的事情始终没有发生。如果革命者看到那篇日记，再加上上纲上线的剖析，真不知道会给父亲带来多大的麻烦。幸亏，所谓组建反革命组织没有查找到一点线索，父亲的关押也就不了了之。几年后，父亲碰到当年负责审查资料的车站中学校长熊本运——他的学生，才知道由于熊悄悄地把日记本带回家烧掉，才有了他的平安无事。

三

“老年不唱夕阳曲，珍惜流年夜枕戈”，这是父亲对自己老年生活的写照。1978年，我考上了大学，1979年父亲也得到平反改正，再一次回到教书岗位。他50多岁重新焕发青春，对工作全力以赴，对学生极端负责，第二次成为“老先进”了。然而，好景不长，退休年龄旋即而至，身体也垮了，他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讲台。这时，他才真正感受到岁月不多，重又握起笔写了一点东西，直到1992年8月21日，严重的肺脏疾病夺去了他的生命为止。

父亲的病，是身陷囹圄时染上肺结核造成的。他当时虽然死里逃生，但因为病患得不到及时控制而多次吐血，因此留下诸多隐患。恢复后因为肺部病灶大面积钙化，残存的肺组织负荷过重，又造成肺气肿，引起严重的肺功能不全。到80年代，一位呼吸病专家看过他的胸片后，惊奇地说：“这个人还能在地上走动，真是奇迹！”实际上，奥秘全在于他的极度瘦弱：1.65米高的个子只有70多斤体重，机体耗氧量自然就少得多了。

事实上，父亲是千千万万普通人中的一个，他的一生是普通人的一生，但也是拼搏的一生，思考的一生。直到临终前，他还在反思：如果当初没有迈出山村，他也许可以同许多同龄人一样，平平静静过日子，守那一片山地，做那一方手艺，多子多孙，几世同堂，那将是另外一重天地；如果当年不是选择教书，而是进入军队（他有过多次这样的机会），生命又将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呢？当然，他并不后悔，自己的路是自己走的，这一步一步的路和自己的生命不可分割，无论渺小的个体在时局中怎样变幻，也无论酸甜苦辣、是非得失怎样曲折，都是自己的收获。实际上，无论干什么事，走什么路，原无高低贵贱之分，我们能够托身为人，就已经有质的升华了，再加上能身临其境，细细品味和咀嚼人生则更加幸福，还有什么值得抱怨和后悔的呢？

然而，面对父亲用一生精力（或经历）而画上的巨大问号，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他吃了那么多的苦，受了那么多的罪，似乎应该而且完全可能为我们留下更有价值的精神遗产。例如，到爱荷华参加过“国际写作计划”的张贤亮和王蒙，他们在改革开放后，都写了不少有分量的作品，为什么父亲却没有再一次赶上潮流？也许，与他个人的眼界以及独立思考的精神有关。当然，我不能苛求父亲，有了那种惨痛经历的人，能有几人不是如悸在心？作为后人，我们自己也已经去日不多，难道回顾往事能够问心无愧？成功需要冲破许多现实的俗念，生命价值的理想色彩，绝大多数会被我们的生存惰性所冲淡。尽管我们这年轻的时候往往热血沸腾，正如父亲在他的小说中抄录过那段左拉的名言：“我们永远不应该抛弃一个事业，如果它要20年、30年，甚至一生或好几代的工夫，我们也献给它，一点也不吝惜。如果是弄错了，我们要重新尝试，不论多少次；如果是必要的话，我们一定要再走我们已经走过的路，阻塞与障碍只是路上不可避免的休憩与困难。一个事业可以说是神圣的孩子，若不领它到分娩的时候，我们是有罪的。它是我们的血肉，我们没有权力拒绝它的创造，我们的全部力量，我们的整个灵魂。我们的灵魂和我们的精神都是属于它的……”。

也许，远大理想总和现实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因而让大多数普通人随波逐流，最终放弃理想，只有孤注一掷的人才能到达彼岸。也许，人生每时每刻都有那么充分的多项选择，普通人常常三心二意，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为了眼前的得失而放弃更重要的选择，或者只想做简单的工作，不想花大气力做难度大的、一时看不到效益的更有价值的工作。正因为如此，普通人往往不是缺少才能，也不是缺少机遇，而更重要的是缺少意志；只有意志坚定者才能成为伟人。当然，我并不是说普通人不好，伟人就如何了不起，更何况两者之间不过是说不清楚的人为划分，机遇也在其中发挥巨大作用。

父亲去世后，我看到他的书稿一叠一叠的，好多个长篇有头无尾，不少业已散失。我想，如果他在世的时候有结集的想法，如果他的身体不因疾苦折磨得过于羸弱（他去世前一年已成天昏睡，严重的肺功能不全造成的缺氧，使他被喊醒不一会，又会昏沉过去），文稿肯定不是现在的样子。作为一位编辑，我深深地为他遗憾，为创造过他的现实遗憾。

在整理和校对那些遗稿的过程中，我一遍又一遍地通读父亲的遗墨，仿佛他坐在我的面前，娓娓地讲述一个又一个亲切而又熟悉的故事，就象小时侯在乡下的小路上，在冬夜无灯的房间里，在夏夜门前的板床上，他肚子里似乎有讲不完的故事，而且我能够清楚地分辨不少的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并回到那个山重水复的乡下老家。当然，这些遗稿没有经过精雕细凿，也缺乏那种超凡脱俗的气质，以及高屋建瓴式的批判和发人深省的思考，但那里面有我们所熟悉的人物，熟悉的故事，以及熟悉的环境，因而也就有了与我们血肉相关的联系。遗憾的是，他酝酿了半生的自传体小说，已经写出了不少章节，最后却没能在他的遗物中找到。他的真正的深思熟虑的东西，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及其相关思索，因为余悸在心，他始终没能突破自我，而将其扼杀在襁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