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民族干部学习“双语”能力

——王立西行三七二十一之二

在青海授课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今天和全省法院系统干部交流了一点我的心得体会，同时也了解到青海有藏、回、蒙古、撒拉等40多个少数民族，语言情况非常复杂，很多汉族干部会讲民族语言，但更多的是民族干部精通汉语。问及学习双语的原因，按照不少民族干部的说法，“很简单嘛，工作要用，生活要用，说话要用”。这个很简单的“三要用”着实让我震惊了。小筑主人我是个公务员双语制的老牌推销员了。因为写过几篇“双语”的东西，再说就是话痨了，所以真的我不想再写有关“双语”的文字了。没成想到了青海的第二天，就又惹上“双语”了。

“三要用”远甚于我的“素质形象”论。我早些时候坚持认为，在开放的中国，政府官员的语言问题应当受到高度重视，他们能否使用双语工作的能力，既是素质问题，也是形象问题。联合国的官员一种语言行不通，我们的香港、澳门也行不通，那么，我们的中央机关为什么行得通呢？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北京、上海等机关又缘何行得通呢？十年、二十年后的全中国官员呢？现在想来，我想唤醒一些“觉悟者”，自认为超前了，但在民族干部看来，谈再多的思想认识，都不及“要用”来得管用。

“三要用”比我的“两个模式”论更直接更有力。我曾写文章呼呼吁，我们目前已经置身于全球化的大势之中，随着国家的发展、国家利益的外向拓展，种种有别、形色迥异的行政、司法业务类型及其国际因素将会与日俱增，这些新的行政、司法业务类型及其国际因素对公务员、法官、检察官的行为能力的要求也将与时俱进提高。与此同时，为构建和谐社会，加强行政、司法能力势在必行，对民族地区的行政、司法机关的官员，更要掌握双语。过去公务员、法官、检察官素质偏低尚可得过且过，未来如不及早加以改善必将制约国家发展进程。公务员、法官、检察官的语言能力问题，特别是双语能力问题，既是一个素质问题，也是一个形象问题。我感到，着眼于未来的发展，现在就应当逐步提倡公务员、法官、检察官的双语能力，并逐渐将其纳入公务员、法官、检察官行为能力的基本素质组成部分。其具体的做法有两条，一是“C+F”式，一是“C+N”式。“C+F”和“C+N”是两种双语工作模式。“C+F”是汉语加外语，绝不仅限于加英语，呵呵，白居易那个时代主要是加梵文；“C+N”是汉语加民族语言。现在比较起来，在青藏高原上，我们有那么多的民族干部早已付诸行动，而且做得很好。没有多余的道理，他们直接以行动铨释了“双语”的重要性。没有多余的道理，却比任何道理都要响亮得多。

“三要用”不是考试胜似考试。我曾撰文分析，“双语”的“C+F”和“C+N”两个模式，前者为汉语言能力加上外语语言能力，后者为汉语言能力加上民族语言能力；前者适用于汉族居住地区的公务员、法官、检察官，其汉语言能力（C）要求达到熟练运用的程度，外语语言能力（F）达到听懂看懂的程度；后者适用于少数民族的公务员、法官、检察官，其本民族语言能力（N）要求达到熟练运用的程度，汉语语言能力（C）达到听懂看懂的程度。伺时机成熟，应将“双语”要求纳入公务员考试和统一司法考试。抑或在通过公务员考试和统一司法考试基础之上，对候选地市级以上行政、司法机关和海关、商检、边境管理等机关供职的公务员、法官、检察官进行双语能力二次考试。然而在青海，我们的民族干部似乎并没有想过要不要去考试，在他们那里，似乎本来就不是个问题，因为“要用”，所以他们做了，而且做好了，把它用在为人民服务上，本身就是经历了一次最重要的考试。

“要用”，就这么简单，却令我不得不由衷地说：我们，真的要向民族干部学习“双语”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