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NCRC校园附近的一个小餐馆里吃着午餐，碗里的是蔬菜色拉，看着我对面的苏明明（我以前的学生，现在是我的同事）愁眉苦脸地啃着手里的三明治，我们内心在想着同一件事 – 上海交大的食堂很美好！在交大工作时经常光顾学校食堂，和学生一起排队买3.5 – 6元左右的饭菜，觉得比在外面吃酒席强得太多了，很多次寻找借口推掉“饭局”宁愿去吃食堂，有次我把要去“饭局”的两个美国客人直接拉到了交大第一食堂拐角里的“八百里面吧”吃拉面，结果人家吃得很尽兴。学校食堂的菜式隔一阵就推出新花样，品种不断增加，让我大为赞赏。学生对我的热情还有点不理解，好像是除了我以外，全中国的大学生和老师对大学的食堂都不满意 – 众口难调嘛。回到美国食堂条件就“急转而下”了，我每次在我们Greensboro校区的Faculty Club吃午饭，都是一式的色拉加一碗汤，别的选择还有一两种三明治，我估计这个餐厅自建成以来几十年里提供的也就是这几样东西。教授们彬彬有礼地排队拿这几样菜，然后就数十年如一日地津津有味地开吃，不论同桌的人和讨论的话题每日如何变换，永恒不变的是杯盏无声的吃法和简单得让我心酸的菜式 – 色拉或三明治。

     但今天我跟明明讲了一个我从这里的吃饭当中悟出的道理。我跟他说，这千篇一律的菜式告诉我们，相对而言，西方人的思想很自由，但行为较为单一和规范；而我们呢，思想比较集中，而行为规范上则正好相反 – 各行其是。同一种菜式让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坚持一星期就很难了，要坚持一学期或者更长的话只怕会有人要发疯的。其实工作上也是一样，尽管我们自上而下不断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但高校几十年来，真正推得起来和坚持下去的文化和精神却很少。换一种说法，一种独特的管理制度或策略很难在我们的环境里长期生存下去。

     我以前工作的单位 - 上海交大药学院有过一些独特的管理举措，而且一直坚持下来了，其中一个就是“教授会”。04年学院考虑按照国际高校的惯例建立Faculty Meeting制度，最先提出要搞教授会的是常务副院长刘燕刚。记得当时在徐汇区临时院办，刘、总支书记陶德坤、和我三人做过一个讨论，当时意见不一致，陶老师支持教授会，但其定位应是“政协” - 参政议政；我也支持搞教授会，但认为教授会应是“议会”，希望他们两人考虑清楚由此带来的行政工作的挑战，不能学叶公好龙，要么不搞，要搞就要是个长期行为。最终在全体教授积极参下成立了教授会，并由第一任主席起草了章程。教授会规定选举产生主席，一年一届，课题组长为教授会合法成员，院党政领导列席会议，担任院领导职务的本院教授也是合法成员，但不得担任教授会主席一职。教授会议程中的一个内容是由院长和书记汇报近阶段院务工作，对教授们的询问和质疑做陈述和解释。学院重大问题（通过会前的申请进入议题）在会议上进行讨论和表决，表决结果由职能部门（院党政班子和办公室等）进行实施。

     从04年开始，第一届主席为毛振民教授，习惯上叫毛主席。现任（09年）轮值主席为王永祥教授。当时我们十几个教授自比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十几个农民，敢为人先地进行（学院管理）改革，应该说教授会一路走来也是历经风风雨雨，着实不易。期间对于重大设备的购置等问题出现过激烈和冗长的辩论，最终采取表决来决定。另外在决策权力上，可以想象的是，我们遇到过教授会大还是院行政权力大的难题 – 尤其是出现分歧的时候。记得当时我们的王教授在会上做过即席演讲，痛陈行政决策的利害关系，我迄今仍然记得他掷地有声的一句话，“一个处级干部不就是个七品或从七品嘛！教授是五品以上，而在我们这里教授会最大！”现在我晚饭后散步常能忆起当初的那些有趣的争论和这句“名言”，当时的教授会“纪要”肯定没有录入这句话，但它是应该载入中国高校改革史的。的确是这样，校园内少了几个领导我们多半能够照常运行，少了教授能行吗，还叫大学吗？

     如果说我的同事们为什么能把这么一个制度建立起来，我想原因之一是当时就有了临界规模（critical mass）, 学院教授几乎清一色的有留洋背景，有文化土壤；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家没有等待校领导的支持。事实上这件事学院并未得到校级领导的支持，还曾有过麻烦，因我们这种教授组织的“合法性”在当时社会大背景下受到过质疑，曾一度更名为“教授例会”。所以当时的刘和陶两位老师还是顶了压力的，也为教授会受了“委屈” - 从凌驾于上，到平等对话，再过渡到听从教授们的意见去执行，这种行政上的“退步”逐步成就了“去行政化”的产生。当然最“伟大”的还是坚持了5年的各任轮值主席和教授会（除了我以外）的每个成员！在我回到美国参加教授会（现在我定期参加UNC-Greensboro 的Dept Nutrition以及UNC - Chapel 的Nutrition Research Institute两个地方的Faculty Meeting）后，才进一步地感受到了我的同事们当初做的工作多么有意义！没有Faculty Meeting，这里的系和学术机构是无法立足的！我们这个有5年历史的教授会或许是中国高校第一个真正意义上跟国际接轨的“教授治学”的管理制度，尽管一直以来是“静悄悄”地在实施着。

     在中国“坚持”一样东西比“倡导”很多东西要难得多。高校的改革也可以是“自下而上”的，有了好的想法，有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同事，就应该大胆地“尝鲜”并一路坚持下去，别去等着领导告诉你“应该”吃什么花样的饭菜，到那时“黄花菜都凉了”！眼下国内又开始出现了“教授治学”、高校“去行政化”的新提法。我想口号谁都会喊，60年来我们喊的口号还算少吗？真正能踏实地做起来的、坚持下来的有多少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