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具有亲社会性的特点。如果说某些动物也有亲社会性，那么，人类的亲社会性是最高的。同时，人类的亲社会性也是非常复杂的，背后动机也各有差异。从发展的角度讲，人类个体先出现的是同情性亲社会性（sympathy-based prosociality），再出现的是选择性亲社会性（selective prosociality），最后出现的是策略性亲社会性（strategic prosociality）。在研究时，通常需要考察相应的行为，从而，亲社会性体现为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

首先是同情性亲社会性。研究表明，不到1岁的幼儿就已经能做出亲社会行为；最迟从大约1.5岁开始，儿童能帮助别人实现生活目标，例如，帮助拿别人够不到的东西、排除障碍物（Warneken & Tomasello, 2006）。约2岁时，儿童开始能够帮助有情绪问题的人，例如，安慰处于困境中的人（Svetlova, Nichols, & Brownell, 2010）；同时，儿童开始与别人分享玩具和食物（Brownell, Svetlova, & Nichols, 2009）。

这些早期的亲社会行为主要是由关心或同情驱动的，即，儿童注意到他人的负性状态，比如，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处于负性情绪之中，就会被内在动机推动去缓解这些负性状态（Vaish, Carpenter, & Tomasello, 2009）。作为对照，策略性收益，比如，物质或声誉激励，不会促进幼儿的亲社会性，有时甚至会削弱幼儿的亲社会性。例如，3岁的儿童如果以前因为分享而受到奖励，那么，他/她就不太可能与伙伴分享东西，说明外部奖励会破坏儿童内在的亲社会动机（Warneken & Tomasello, 2013）。儿童识别他人的目标和痛苦迹象的社会情感能力，使之在广泛的环境中做出亲社会行为（Warneken, 2018）。

其次是选择性亲社会性。对他人的需要进行亲社会反应，涉及一些基本心理过程，而这些心理过程在个体蹒跚学步时就出现了。随着助益他人的基本能力在发展中的扩展，儿童开始与更广范围的人进行互动，他们的亲社会倾向也表现出了选择性。例如，14个月大的孩子会优先帮助那些以前参与过同步弹跳的人（Cirelli, Einarson, & Trainor, 2014）。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变得更为区别对待。例如，蹒跚学步的孩子与搭便车的人分享的玩具数量，同与亲社会个体分享的玩具数量一样多，而学龄前儿童对那些以前有意使自己受益的人或此前对别人友好的人，有更多的亲社会行为（Kenward & Dahl, 2011）。

儿童在决定何时及对谁做出亲社会行为方面逐渐成熟，这也使之采用亲社会行为达到私利目的。研究表明，这种能力在5岁左右首次出现，其后会不断复杂，儿童不仅更善于读懂别人的心思（Banerjee, 2002），而且也独立地选择自己的社交模式，寻求参与伙伴的合作活动，以互惠为基础形成自愿的长期关系。

最后是策略性亲社会性。虽然亲社会行为背后的动机有私利成分，不过，策略性亲社会性的能力可能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因为这些能力为互利合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允许儿童建立和调节人际关系。所以，策略性亲社会性的能力，是儿童驾驭新的社会需求、追求个人的自身利益又促进合作伙伴关系的工具。

研究表明，5岁儿童的亲社会行为更为复杂（Rapp et al.,2019）。研究者把5岁的儿童分别在3种条件下测试，每4个人为一组，每个人都可与其他不在场的儿童分享部分资源。第一种条件是好名声条件，告知被试，一组中最慷慨的儿童，稍后会公开亮相，让大家都看看他/她。第二条件是坏名声条件，告知被试，会把最不慷慨的孩子透露给大家。第三条件是基线条件，告知被试，分享情况是完全匿名的。结果表明，好名声条件的被试分享的比基线条件的被试分享的更多；坏名声条件的被试分享的比基线条件的被试分享的更多，比好名声条件的被试分享的更少。

这一结果显示了5岁儿童的策略性亲社会行为是何其微妙，它阐明了5岁儿童能够巧妙和策略性地利用自己的亲社会性，来达到由具体的激励结构所设定的声誉目标。研究发现，儿童的声誉策略会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从8岁开始，儿童不仅能够明确地对自我表现策略进行推理，而且在评价他人的亲社会行为时，对自我表现动机也非常敏感（Amemiya et al., 2021）。

亲社会性与亲社会行为，是研究人类行为与意识规律的一个优异指标，由此可以方便地考察人类的更多秘密。

参考文献

Grueneisen, S., & Warneken, F. (2022). The development of prosocial behavior: From sympathy to strategy.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43, 323-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