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研究，可以让人们对常见的现象有更为清晰、更为深刻、更为系统的理解与认识。道德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现象，总体而言，一般人都知道道德对维持社会正常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如何更为清晰、深刻、系统地理解、认识道德呢？有研究者（Carnes et al., 2022）提出了道德功能四维理论，涉及道德的传达、助益、促进、教导4种功能。这4种功能分别是指什么呢？研究者为什么提出这4种功能？

其一，道德的信号（signaling）功能。已有研究显示，道德谴责、道德惩罚、道德补偿、道德行为均被看作是诊断信用、公正、合作等赞许性特质的信号（Carnes et al., 2022）。一个行为被诊断为重要的，乃是因为它能预测未来行为；而对行为主体的可预测性诊断，也要追踪相应的道德评价（Turpin et al., 2021）。道德是诊断性的，个体不会进行策略计算、草率地或情绪性地决策、依赖僵化规则，都是要付出高昂代价的，从而，诚实地交流，让别人觉得自己以后不会受到伤害，显得是合适的（Cushman, 2014）。

由上可知，道德性可以传达关于道德品质的诊断信息。不过，人们是如何接受和解码这些信息的呢？Carnes等（2022）提出一个相当简单的解决办法：人们可以利用自己道德直觉的双极性来解码这些信息，即推断道德特征，引导对未来行为的预测。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因为对道德特征的推断在形成道德直觉中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关于道德特征的信息应该已经植根于道德直觉。

在形成道德评价时，人们对诊断道德特征的行为特点赋予很高的权重（Uhlmann, Pizarro, & Diermier, 2015）。例如，对于那些做出相对无害却能高度显示道德品质的行为，人们对行为者有非常负性的道德评价（Tannenbaum, Uhlmann, & Diermeier, 2011）。关于心理状态推断在建构道德认知中的重要作用，是有充分证据的（例如，Cushman, 2015），因此，道德经验为道德品质推断提供了可用而准确的手段。

其二，道德的助益（benefiting）功能。在道德判断的经典理论中，道德领域是由人们对普遍公正原则的推理能力（Kohlberg, 1969）和关心他人（Gilligan, 1982）所定义的。这些观点在当前的理论中依然存在（Haidt & Kesebir, 2010）。近来，Schein & Gray（2018）提出，道德的重要成分是伤害感知（perceived harm）及其缓解。道德心理机制和行为的一个功能就是助益群体。例如，道德情绪、道德身份、道德价值观均能促进亲社会性。

理解道德助益功能是适应性的关键在于，认识到从远端意义上讲，道德是互惠的。显然，助益家庭或亲密朋友能够助益自己。不过，人们不做这样的理性计算，而是选择一种真正的道德关怀，即，个体对家庭和朋友具有特殊义务。类似地，保持良好道德声誉的最佳方式，是对他人的真正关心（Baumard, Andre, & Sperber, 2013）。人们可以依照内隐的互利行为契约，即鼓励助人、不鼓励伤害，从而，利用这种道德关怀来引导自己的行为。

其三，道德的联结（binding）功能。Haidt & Kesebir（2010）指出，道德通过推动人们关心社区的义务而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社区由群体成员、层次结构、公共信念组成，能够推动人们的利他主义与合作行为。也就是说，群体是通过道德而产生和维持的。研究表明，道德性能够影响谁被群体所接受、成员如何评价群体（Leach, Ellemers, & Barreto, 2007）。Carnes & Lickel（2018）指出，属于一个具有相同道德价值观的严密群体，相应的成员就愿意参与地方性的利他主义，比如，战斗、自我牺牲、给予。研究表明，道德可以为群体的良好功能而调整社会互动，人们感知为道德或不道德的情况基本上是由关系背景之下的需要所塑造的（Rai & Fiske, 2011）。

道德是强迫人们履行群体生活责任的有效手段，其原因是道德被感知为普遍的、客观的、义务的（Tomasello, 2020），从而，使道德具有强迫和强制的性质。这种客观性质的来源是群体自身，研究表明，群体对道德信念的共识感知程度与对这种道德信息客观性的感知程度正相关（Goodwin & Darley, 2012）。伴随着这种义务感，道德使人们遵从群体规则，并且调整偏离行为。例如，道德规范促使人们遵守群体的要求（Pagliaro, Ellemers, & Barreto, 2011），自我意识情绪推动人们补救或平息自己的过失行为（Sznycer et al., 2016）。总之，人们受其道德责任感的推动，做出约束和规范群体的行为。

其四，道德的教导（teaching）功能。受害的社会行为者表达道德抗议、要求像道歉或赎罪等适当的反应，是道德义务的必要组成部分（Tomasello, 2020）。此外，人们可以通过惩罚作恶者来寻求报复（Carlsmith, 2006）。有研究认为，惩罚是一种报复制度，其作用是通过减少从剥削行为中获得的净收益，阻止作恶者与旁观者将来伤害自己、同盟或亲属（McCullough, Kurzban, & Tabak, 2013）。道德惩罚也会给群体带来适应性的益处，比如增加合作、增强福利（Gachter, Renner, & Sefton, 2008）。不过，道德惩罚有一个进化难题，因为在重复性合作互动中，实施惩罚的个体可能比没有实施惩罚的个体得到的奖赏要少（Dreber, Rand, Fudenberg, & Nowak, 2008）。

Cushman（2014）为这个难题提供了新的答案，认为道德惩罚的适应性功能是教导社会伙伴在未来的社会互动中如何表现。这可从道德运气（moral luck）现象中看出来。道德运气是惩罚偶然结果的倾向。Martin & Cushman（2016）研究表明，与一个人被迫去做好事但却造成坏的结果相比，一个人的意图是好的却偶然造成了坏的结果，观察者会惩罚得更多。这是为什么呢？研究者的解释是，惩罚是由可控性驱动的，惩罚的目的是改变一个可控但不受欢迎的行为，使之成为一个受欢迎的行为。

奖赏也服务于教导功能。人们使用道德反馈（包括奖赏和惩罚）传达行为的正确与错误，以及自己对行为者的赞成或不赞成（Ho, Cushman, Littman, & Austerweil, 2019）。像惩罚一样，昂贵的奖赏提高群体内的合作，并增强群体的福利（Rand, Dreber, Ellingsen, Fudenberg, & Nowak, 2009）。道德反馈在教导社会伙伴如何去做方面是有效的，因为它使人们采取一个对成本不敏感的行动，从而不被理性的社会伙伴所剥削（Cushman, 2014）。总之，人们可以使用自己的道德意识去学习和强化群体规范，促进合作、制裁剥削。

由此可知，道德功能四维理论是以已有研究为基础，整合而成的一种新的研究模型，对于实证研究具有启发和引导作用。

参考文献

Carnes, N. C., Allmon, B., Alva, J., Cousar, K. A., & Varnam, Z. D. (2022). How morality signals, benefits, binds, and teach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01, 104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