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倾向于认为，笼统地说，个体的道德是稳定的、一致的，即，个体具有什么样的道德观念，就会按照这种观念进行道德判断和决策，做出相应的道德行为。然而，人类的道德远比原来设想的要复杂，个体究竟做出怎样的道德判断和决策，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上篇博文提到的身体状态；又如，情绪状态。

实际上，一些心理学家非常重视情绪对道德判断的作用，甚至认为情绪的作用比认知的作用都大（Haidt, 2001）。众所周知，人类有多种多样的情绪，而道德判断研究中考察得最多的是厌恶情绪。

不过，有研究者认为，厌恶与道德判断之间的关系是一般性的，也有研究者认为厌恶只会影响纯洁领域的道德判断，即厌恶情绪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具有特异性（Rozin & Haidt, 2013）。如何理解和解决这种分歧呢？一种办法是考察厌恶的情况，即厌恶是同质的还是异质的？如果厌恶是异质的，那么，不同厌恶影响不同领域的道德判断，就是自然的，也是容易理解的。

其实，心理学家已经深入研究了厌恶，目前颇有影响的是三领域厌恶结构理论（Tybur et al., 2011）。这一理论把厌恶的来源归为道德、性、病源体3个领域，从而将厌恶分为道德厌恶、性厌恶、病源体厌恶。研究者据此编制了测量这3类厌恶的问卷。

有了上述背景和条件，就可以尝试回答道德判断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本人2020年指导的一名本科生对此做了有益的探索，相应的内容成为她毕业论文的基础。该生设计了两个实验，实验一检验厌恶影响道德判断的领域特异性问题，实验二检验厌恶领域影响道德判断的领域特异性问题，同时验证实验一的结果。

实验一分两个组，一个是厌恶启动组，采用厌恶文字材料启动厌恶情绪，另一个是中性组，即观看中性文字材料。实验材料有4个道德判断故事，两个故事涉及纯洁领域，两个故事不涉及纯洁领域。实验时，两个组均有一半被试先看涉及纯洁领域的故事、另一半被试先看不涉及纯洁领域的故事，并进行道德判断，得分越高表示道德判断越严厉。之后进行三领域厌恶量表测试。被试为106名大学生，平均年龄21.68岁（SD=2.68），其中，男生23人，女生83人。

对厌恶启动组和中性组评定的厌恶程度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厌恶启动组的厌恶程度（M=4.56, SD=0.87）高于中性组的厌恶程度（M=1.46, SD=0.69），t(97.22)=20.18，p<.001，表明本实验的操纵有效。

以启动条件为被试间变量，道德领域为被试内变量，以道德判断得分为因变量，进行2（启动条件：厌恶启动组vs.中性组）×2（道德领域：纯洁领域vs.非纯洁领域）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启动条件的主效应显著，F(1,104)=21.18，p<.001，η_p²=.171，厌恶启动组的道德判断得分（M=5.21, SD=0.67）大于中性组的道德判断得分（M=4.69, SD=0.84）；道德领域的主效应显著，F(1,104)=4.91，p=.029，η_p²=.045，纯洁领域的道德判断得分（M=4.95, SD=0.80）大于非纯洁领域的道德判断得分（M=4.80, SD=0.87）；二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104)=3.14，p=.079，η_p²=.029。

由于道德领域的道德判断得分存在差异，因此，以启动条件为预测变量，以厌恶为中介变量，分别以对纯洁领域和非纯洁领域的道德判断为结果变量，采用PROCESS 2.16.3（Hayes, 2013）进行中介效应检验。5000次bootstrap取样，95%偏差校正区间显示，对于纯洁领域来说，厌恶的间接效应估计在-1.88到-0.73之间，是启动条件与道德判断之间的部分中介变量；对非纯洁领域来说，厌恶的间接效应估计在-1.86到-0.74之间，是启动条件与道德判断之间的部分中介变量。

由此可知，厌恶影响道德判断，不仅适于纯洁领域，而且适于非纯洁领域，虽然，厌恶对纯洁领域道德判断的影响更大。

实验二基本同于实验，不同之处是实验材料为另外6个道德故事，3个故事涉及纯洁领域，3个故事不涉及纯洁领域。被试为106名大学生，平均年龄22.28岁（SD=2.51），其中，男生36人，女生70人。

以启动条件为被试间变量，道德领域为被试内变量，以道德判断得分为因变量，进行2（启动条件：厌恶启动组vs.中性组）×2（道德领域：纯洁领域vs.非纯洁领域）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启动条件的主效应显著，F(1,104)=11.52，p=.001，η_p²=.100，厌恶启动组的道德判断得分M=6.45, SD=0.58）大于中性组的道德判断得分（M=5.91, SD=1.01）；道德领域的主效应显著，F(1,104)=32.73，p<.001，η_p²=.239，纯洁领域的道德判断得分（M=6.38, SD=0.95）大于非纯洁领域的道德判断得分（M=5.98, SD=0.92）；二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104)=0.07，p=.789，η_p²=.001。

由此可知，实验二验证了实验的结果。

以3种厌恶（道德厌恶、性厌恶、病源体厌恶）为预测变量，分别以纯洁领域和非纯洁领域的道德判断为结果变量，进行逐步回归。结果表明：道德厌恶能够显著地预测纯洁领域的道德判断，F(1,104)=18.76，R²=0.15，p<.001；性厌恶能够显著地预测非纯洁领域的道德判断，F(1,104)=47.95，R²=0.32，p<.001。

由此可见，道德厌恶对应着纯洁领域的道德问题，性厌恶对应着非纯洁领域的道德问题，而病源体厌恶并不独立地对应道德问题。既然厌恶有不同类型或不同领域，那么，在不同研究中，很可能出现由于诱发了不同的厌恶，从而，能够影响或不会影响道德判断的现象。

显然，这里的两个实验，虽然简单，却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它们能够回答当前道德判断研究中存在的分歧与争议。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研究思想，主要是一名本科生形成的——不断有人提出废除本科生做毕业论文的规定，这里的例子再次表明，本科生能够做出有意义的研究，能够探索较为前沿的科学问题。

参考文献

Haidt, J. (2001). The emotional dog and its rational tail: A social intuitionist approach to moral judgment. Psychological Review, 108, 814-834.

Hayes, A. F. (2013). An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Rozin, P., & Haidt, J. (2013). The domains of disgust and their origins: Contrasting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evolutionary accounts.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7, 367-368.

Tybur, J. M., Bryan, A. D., Lieberman, D., Caldwell Hooper, A. E., & Merriman, L. A. (2011). Sex differences and sex similarities in disgust sensitivit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1, 343-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