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社会都具有自己特有的文化因素，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它包括人生价值观、思维方式、道德准则、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社会礼仪、生活方式等等，它们与教育密切联系，相互结合而发展。一方面深刻地影响教育，另一方面又为教育所创造、延续。一个民族的文化要想始终走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前列，其文化体内必须有一大批具有创造、发明能力的人才。人们普遍期望，未来的高等学校能成为一个新文化创造者的摇篮，用新方法培养出来的一代人，有强烈的创新意识，能创造性地解决人类当前所面临的难题和未来可能发生的问题。

未来世界文化的发展将呈开放式、竞争式。随着交通、通讯的迅猛发展，文化交流内容也将丰富多彩，从服装式样、生活习俗、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一直到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等各种文化相互开放、相互交流，实际上也在相互竞争。

当前，中国文化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新的文化迅速萌生不断撞击着传统文化，这种变迁对传统的高等教育也将产生某些影响。这将对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和模式提出更高的要求。例如，中国人具有重传统与权威的内在价值取向，因此在处理教与学的关系上，崇尚教师权威，而比较轻视学生的主动学习和创新精神。可以说，这样的学生进入社会之前并未形成社会必需的性格、品质，这些显然已落后于当今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应加以修正。为此，自觉地适应文化发展的要求，主动更新教育目的，注入新的教育内容，把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更好地结合起来，使学生的心智得到充分的发展，素质得到全面的提高，应当是高等教育的努力方向。

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决定了它对文化转型必然起到促进作用。文化转型实质上是文化类型间的矛盾运动，表现为文化的扬弃过程。它以新生文化的出现（由先进的生产力所引入）和发展作为前提条件，但仍然是建立在旧有的文化基础之上的。高等教育在其间发挥着中介作用。一方面高等教育通过文化的传播作用，扩大新生文化的影响，引导其上升到主导文化地位。同时，高等教育也通过文化创造功能不断地充实新生文化的内涵，扩大其文化影响力；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又通过有选择地传承原有的文化，使原有文化中的精华成为新生文化的基础，将新生文化建立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同时，也使原有文化的精华成为新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通过扬弃原有文化中的不适应成分，减小原有文化的影响力，最终达到彰显新生文化，实现文化转型的目的。这就是高等教育发挥其基本功能，促进文化转型的基本过程。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在借鉴国外高等教育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应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和文化传统，办出中国自己的特色。在高等教育的投资规模、发展速度、办学模式、层次结构乃至高考招生等方面都不可盲目照搬他国的模式。以免简单片面地认识和理解造成混乱，使高等教育蒙受损失或遭受挫折。

当然，在这过程中，新生文化的生命力的大小，以及能不能最终取得主导文化的地位，与高等教育基本功能的发挥程度有关，但根本上却是由生产力性质所决定的。因为，高等教育本身即是在受文化的制约过程中发挥推进文化转型作用的，一方面，原有文化由于其历史惯性，强烈地制约着高等教育，力图使高等教育成为自己“合理性”存在的“辩护者”；另一方面，新生的文化也要求高等教育为之上升到主导地位服务。这种来自两方面的“制约力”对高等教育的牵制，在一般情况下不能由高等教育自身来解决，而要由先进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来最终解决。

发展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与创新中国特色文化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方面，依靠高等教育力量促进中国文化环境创新。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辉煌的文明史，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它成为我们民族发展一以贯之的精神支柱之一。这种古代的传统文化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历史上形成的，在今天看来，它不可避免地带有糟粕的成分，更有合理性的精华。如何剔除其糟粕，汲取其精华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的重要问题。五四时期，我们民族曾出现过激烈的反传统倾向，对冲破传统文化封建性糟粕的禁锢和迎接新的文化时代的到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历史角度来看，这完全是必要的，是必须坚决肯定的，但它客观上也造成了传统文化中精华成分的失落。建国之后，由于意识形态不恰当的高度强化，把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对立起来，把优秀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文化，经过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使优秀传统文化受到极大冲击。人们在扫除“封资修”的同时，实际上也抛弃了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样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代人的影响力很小。从当今中国的文化现实视角来看，除了少数精于传统典藉文化的“文化人”在发掘、理解、把握优秀传统文化外，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并没有那种高深超越的思想境界与文化情怀。这种认识尽管有片面性，但的确也说明了中国现实文化中的某种状态。如儒家文化，可能在内陆省份，特别是在农村影响较大一些。而在沿海地区，特别在城市和知识阶层中的影响较小。从年长者和年青人来看，它对年长者影响较大，而对年青人影响小。特别是在60年代以后出生的青年大学生身上，我们很少看到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大多数人连儒家典籍的常识性知识都知之甚少，遑论转化的自觉意识和行动了。在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依然在开展文明修身运动，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这种状况。当然，传统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它并不是以其原生形态，而往往是通过发展变化了的形态在作用或影响年青一代。但不可否认，近代以来，由于多次社会变革或政治强力的冲击，传统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出现了“断裂”现象，我们在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所做工作甚少。当前，我们大声疾呼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一方面是因为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之根，它在现代社会中日益显示出价值；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弥补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的“缺失”，说明的确存在着优秀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影响有限这种现象。优秀传统文化影响力的“萎缩”，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和外来文化民族化或本土化程度低，相应地出现文化价值领域的多元化或“失范”状态。

高等教育与文化发展有着紧密的关系，是促进文化转型的重要力量。促进文化转型，并不是割断历史，将现有的文化形态简单地拿来拌成“文化色拉”，而是促使文化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旧文化系统分化、解体而形成一种既和旧文化传统有一定的联系，在总体上又有质的飞跃的新文化系统。文化转型的核心是文化价值观念的转变，这种转变也不是某一种文化价值观向另一种文化价值观的转变，而是形成一种包含多种文化价值观在内的新的文化价值体系。从这种意义来看，高等教育促进文化转型的根本点在于促进各种文化价值观的整合。

教育本身是受一定的目的和价值观念所引导的，它不可能脱离社会的主导价值观而存在。文化整合尽管不是要形成为一元化的文化价值观，排斥多元价值观的存在，但其中仍然存在着主导性的文化价值观。因此，任何一个社会的教育总是要张扬主导性的文化价值观念。马克思主义价值系统指导下的价值观，长期以来在我国居于主导地位。它是与我国的经济政治制度相适应的，它不是僵化的，而是发展的，是不断地面对新问题、新情况而调整和丰富其内涵的。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它的影响力之所以呈弱化趋势，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其本身的科学性，而是长期以来，我们将它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对其它的文化价值观进行压制，窒息了它吸收其它文化价值观的合理成分、丰富其内涵的机制。在某种程度上，使之失去了现实适应性。同时，我们过去通过政治运动，一再刻意拔高其地位，使之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有时还歪曲了它。在当前发展市场经济的年代，作为对过去政治斗争的“反弹”，它的地位随之也受到冲击，不为人们所接受。所以，对其影响力弱化趋势，我们要做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不能认为它已经被人们抛弃了。高等教育要促进文化价值观的整合，推进文化转型的实现，不能不倡导这种今后仍然要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观。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不论社会文化如何变迁，在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价值系统为指导的文化价值观长期要占据主导地位，其它各种形态的文化价值观，不可能取而代之，只能是主导性价值观的多元化形式，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揭示文化环境制约高等教育的机制，并不是要否认经济政治对高等教育的重要性。相反，其根本目的正是为了认识政治、经济和文化对高等教育制约与影响的不同方式，认识文化环境中介作用给高等教育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所带来的复杂情况，以更清楚、更科学地认识政治、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从根本上说，文化本身是受制于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相应的政治制度的，因此文化对高等教育的制约与影响，不可能超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相应的政治制度的要求。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建立在它之上的政治制度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如经济发展水平可以直接制约和影响高等教育的规模和发展速度，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离开“经济必然性”来任意夸大文化的力量和作用，是不可能认识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的。我们反对庸俗的经济和政治决定论，但不是提倡“文化决定论”。

我们应该认识到，只有真正弄清了高等教育的文化环境，我们才能说对高等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有更为科学的理解或认识。只有弄清了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才能正确地认识理解高等教育的政治经济功能，才不至于使高等教育从阶级斗争年代的政治功能扩大化走向市场经济时代的经济功能扩大化。在当前形势下，如何处理好高等教育培养人才和直接介入经济领域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关系，如何正确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商品化”、“产业化”、“教育走向市场”等一系列问题，从文化的视角予以审视，具有特殊意义。

高等教育改革实践必须借鉴国外的改革经验，特别是借鉴市场经济国家的改革经验。借鉴外国经验，还必须研究外国高等教育与其民族文化关系，研究所要借鉴的教育制度、教育体制、教育政策等赖以生长、存在和发展的文化“土壤”，研究中国文化特性与外国文化特性的差异，特别是要研究民族文化心理对改革的承受能力。如果不研究这些问题，外国的东西，我们借鉴过来就会发生“南橘北枳”的现象，就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反应。

一国的高等教育发展都有与之相应的文化土壤。换言之，一国的高等教育都是该国特定的文化的产物，其教育价值观、教育制度乃至教学过程的某些具体形式，既体现了教育本身所固有规律，又与特定的文化环境相联系，高等教育的特色很大程度上是该国文化的特色或者说是该国民族文化特性的体现。英国的高等教育总是同其深厚的人文传统相联系；德国的高等教育总是体现强烈的理性精神；美国的高等教育，实用主义犹如一根红线贯穿其中；日本的高等教育则以其兼容并蓄，为我所用的特性见长。高等教育总是与特定的文化共生，借鉴外国的经验必须充分考虑到教育的文化适应性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研究高等教育文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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