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上篇写于2015年初被公司派驻德比（Derby）时，原计划以开始工作分界写上下两篇。不想，2017年底第二次从德比小住回来，下篇尚未动笔。新年之际草就，也算是有了个交代。转载请联系derekgong1984@163.com或微信公众号southbank84。

2009年1月2日，我硕士答辩第三天就搭飞机经停厦门再到新加坡正式开始我的博士生涯，迄今已是整整九年。除去三年半的博士生活，我已先后在两家公司工作了五年有半，从一个职场菜鸟变成了老人。上篇略有提及我找工的经历，这里再啰嗦几句。我毕业时新加坡的工业界对博士的需求相当有限，如今似乎略有改观。即便如此，现在材料类的应届博士生，除了少数人进入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Star，相当于中科院，不过规模要小不止一个数量级）做研究科学家 （Scientist）外，多数人会选择继续在本地或欧美国家做一两站的博士后再寻求稳定的教职。因为中新两国科研评价体系相当接近，所以陆续回国求得教职和得到国家各种人才计划资助的大有人在。剩下像我这样，因为各种原因寻求工业界机会的人多少算是异类。

2012年3月从学校的招聘会上回来后，我一度失望至极。一本厚厚的招聘册子，按照学历和专业的需求删选之后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等到去这几家的网站查看是否有空缺后，就剩下惊人的两个了，索性都投递了简历。第一家是做汽车尾气催化剂的公司，在新加坡有一个小的研发队伍，而生产早已转移到国内了。有幸接到面试，不过就像相亲一样，没等到结束就已察觉彼此的不适合。第二家就是我后来的第一份全职工作—-南德（TUV SUD）的失效分析顾问。南德在新加坡的分公司曾经是新加坡生产力与标准局（Productivity & Standard Board），后来私有化被南德收购，不过时至今日PSB的品牌在本地还有着不小的影响力。当时因为新加坡地铁连续的几次重大故障，公司承接了事故调查的项目因此急需人手。去面试时才发现我后来的上司就是曾经得了杰出移民贡献奖的黄博士，而我大概在此一年前正好在《联合早报》上看到过有关他的报道。因为我金属材料的背景，本科和硕士时候的课题也涉及一些失效分析方面的工作，所以面试总体上比较顺利。只是因为我博士刚刚进入第四年，还有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正式毕业。幸运的是我的导师理解我的处境，加之我当时的项目到了收尾的阶段，工作也达到了毕业的要求，就让我着手论文的写作。虽然人事多次催促，黄博士最后还是同意我三个月后再入职。就这样，我提前半年提交了论文开始了我的第一份全职工作。

回想起来，南德的工作是我成长最快的一段经历。黄博士早年在中国有十分丰富的工业界经验，文革之后又于德国马普研究所取得博士学位。我加入公司的时候，他已经在失效分析的领域做了三十多个年头，支持了数千个项目。因为我直接汇报给他，所以得以受他耳提面命，一起做了若干十分有影响的项目，涉及航空、海事、轨道交通、建筑、电力和医疗器械等完全不同的领域，其中包括地铁事故的调查、军方舰艇的事故、西门子和飞利浦的一些产品问题等。印象深刻的是做一个军方项目时，每天下午都有个军官坐在我们会议室等结果，因为下班前要整理好以便隔天汇报到上层去。后来在报纸上看到相关报道时，发现主要的结论都是从我们的报告而来，倍感自豪。大概一年时间，我已经可以独立地去现场勘测并与客户讨论工作的计划。陆续有新人进来，我也开始承担起一些领导和培训的责任。

不过一年半后，以前离职的同事加好友介绍我去应聘罗罗（Rolls Royce）的类似职位时，我还是决定离开南德去尝试这新的机会。当时南德的人事制度相当僵化，管理层对技术人员的重视十分有限。因此虽有黄博士的提携，我的晋升之路仍然十分渺茫。而罗罗在新加坡的应用技术研究中心（Applied Technology Group）刚刚创立数年，尚在扩张的阶段，有难得的空缺。可能有内推的缘故，我直接拿到了面试的机会。罗罗的面试，三轮集中在一天。管理层和人事的面试应该与其他公司大同小异，而技术面试则十分有趣。我走进房间的时候，当时的技术主管（后来成为我每次去英国时喝酒的好友）拿给我几个断片，一份图纸和一个放大镜。五分钟的简单介绍后，我被要求在半小时内分析事故的主要原因，并做一个十五分钟的报告。因为和我之前工作的性质十分类似，只是分析的对象换做了发动机的部件，我基本给出了满意的答案 （当然，这个我后来入职后才知道）。这个面试的形式，基本已经杜绝了任何应届生的机会。如果没有在南德受到的训练，我也断然无法通过这样的面试。另外，新加坡几所高校的材料专业虽然国际排名十分耀眼，却基本不做传统材料方面的研究，所以我这样金属出身的人反倒变成了稀缺。如果在国内有类似的机会，每年各大名校毕业生人才济济，又有航空航天类院校对口的毕业生，我的简历怕是早就在初选的阶段就被淘汰了。这些阴差阳错的巧合，倒是让我成功地换了工作。

2014年3月我加入罗罗公司，从事飞机发动机的失效分析工作。第一年，我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熟悉各种部件、它们的作用以及如何与其他的部件相互影响。一年的时间，一面自己做一面看别人支持的项目，也很快就对整体的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当时比较简单的事故会被分配到新加坡来调查，而重大或者第一次发生的事故都会送回英国总部去。一年后，管理层决定派我去英国总部三个月，主要做核心转动部件方面的项目以储备这方面的能力。虽然只是短短的三个月，我有幸在英国参与了一些最新型号的台架试验和几项重大事故的调查工作。待我2015年6月初从英国回来，亚太区就有比较一项紧急的重大的事故，而我也借机承担了部门成立以来最大的一起事故调查。之后，慢慢的就变成只要是区域发生的事故就会送到新加坡来了。2017年我再次被派去材料设计部门做转动件方面的工作，对核心部件的生产和服役有了另一个角度的认识。在罗罗接近四年，主持和参与过的重大事故有数十项，有些项目也有总部级别非常高的技术专家参与。作为一家工程师文化浓厚的公司，各种会议还是秉承着随机落座，不论级别只讨论技术问题的传统，我也未曾见过管理岗的领导莅临指导具体工作。开始，我也很难理解不少重大项目的协调工作竟然是由非常年轻的只有数年经验的年轻人来主持。后来慢慢发现，把技术问题交给技术专家，把管理协调的工作交给相应的人，不仅可以体现对技术人员的尊重，也有效节省了人力资源。

初入罗罗之时，我曾一心相信这就是我的梦想工作。不过时日渐多，当挑战越来越少而日常琐碎愈来愈多，我也开始怀疑这是不是我要持续一生的事业。在英国期间，见到许多技术专家为公司工作数十年直到退休。觉得钦佩之余，也自问是否能耐得住这份寂寞一生做一个狭窄领域的技术专家。这个问题自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我的不安分似乎又重新在心里野蛮生长。在英国期间，我曾尝试转岗到总体设计部，意料之中以无相关经验而失败。三个月英国漫长的夜晚，正适合静下心来问自己路在何方，也正好有时间做一些改变的尝试。年底回来之时，有些尝试已经有了初步正面的回报，希望自己能在2018年继续前行，当机会再次来临时能够换个跑道看看不同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