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煇先生与对我的关心

岳中琦

李世煇先生，北京市人。1932年出生。赴朝鲜志愿军战士。高级工程师。1958年-1963年在哈军工桥梁工程专业学习。1963年毕业后，在工程兵科学研究设计院工作，参与和主持了近百项地下岩体空间工程。在工程实际与理论分析和总结基础上，他提出了“典型信息法”假说。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90年-1999年，聘任为上海大学兼职教授。多年来，他一直是中国科学院工程地质力学重点实验室客座研究员。根据多年工程实践，他撰写了《隧道围岩稳定性系统分析》岩土专著。此书在1990年10月由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之后，他又撰写了46万5千字的《隧道支护设计新论—典型类比分析法应用和理论》岩土专著。此书在1999年2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ISBN7-03-007053-4）。在82岁高龄时，他又撰写了33万字的《科技原创苦旅》和31万8千字的《传承·超越》两本学习与探索专著。这两本书在2014年1月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ISBN978-7-80257-594-3和ISBN978-7-80257-593-6）（图1）。特别地，在《科技原创苦旅》中，他指出：“科学技术管理体制的”一条腿走路“的弊端，是造成中国科技人才近亲繁殖、思想和知识结构的趋同性，这是当代中国创造力枯竭的重要原因。”

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四川龙门山发生了地震大灾难。在当夜临近24点，李老先生在新浪网李世煇博客上，满腔悲愤地发表了“地震预报专家欲哭无泪：今天的强震有人预报”的博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6db4f101009nu9.html。介绍了他的地震预报老朋友在4月30日对这次强地震的预测情况。时间就快到了汶川地震大灾难8周年纪念日了，我特别撰写这篇博文，介绍一下李老先生和他对我的关心，以表达感谢之意。

2010年6月6日，在中国科学院工程地质力学重点实验室朋友的介绍和引导下，我去了李老先生的家，拜访了李老先生（图2）。他的家是位于复兴路南边的西翠路旁一个大院内，是北京无电梯经典六层单位排楼住房的一个小单元。单元房屋内的家具和用品，与我在北京见到的很多前辈工程师家的情况基本相同，一样的简朴、干净和实用。在交谈中，我体会到，老先生关心国家的长治久安，关心中国人原创的思想、理论和技术，关心汶川地震灾难，关心地震预测预报。他详细地询问了我对汶川地震的极高压天然气成因研究与发现。他向我介绍了以钱学森领军的系统科学体系。它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强调要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以研究复杂系统。我们交流、畅谈的很愉快、很投缘。我收获很大。当时，我称呼他为李老师，他却坚决不同意，坚持要我称他为李先生。他认为，我们是朋友关系。

之后，我就时常与李老先生电话和电邮联系和交流。有时，也再去他的家看望他。每次，他和他夫人总是热情欢迎、认真接待、精心交谈，体现了宏大的北京人的儒家思想与境界。

在2011年4月29日上午，我应邀前往中囯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访问。在那里做了一场“日本311大地震与天然气的相互关系”的学术报告。地震预测研究所位于北京复兴路与玉泉路之间，离老先生家不远。他和他夫人都亲自到了预测研究所，听了我2个多小时的报告。报告后，他的老夫人还亲自照相给我们合影留念（图3）。

在第二天早上10时14分，我收到了李老先生给我的电邮。他在电邮中写道：“祝贺您的重大科学发现，应该说是在地学史，以至在自然科学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发现。听到这样高水平的报告是一种享受和幸运。”“看来您是抓住了地震、海啸、火山等地球物理现象的根本层次的原因。这与其他层次，如板块运动、地质构造、以至最低层次矿井塌陷、水库引发地震等，并不矛盾，层次不同而已。可以构成一个体系。”他也建议我要用中英文抓紧发表相关研究的论文，一篇论文恐说不清楚，似分别以中、英文专著发表为好，以利同行关注与扩大影响。这真是让我极为感动！

特别地，在2014年发表的《科技原创苦旅》专著第五章“当代中国人若干科学技术原始创新简述”的第六节（第168页 – 176页），他认真详细地介绍了我提出的极高压天然气地震成因理论。他把我归位到当代中国人，这也真是让我极为感动！他在文章中点评到：“岳中琦从事地震研究，提出极高压天然气地震成因理论，有一个显著特点，这就是调查研究力求系统、周密，在全面观察分析的基础上，逐步深入，抓住要害。也就是说，在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主要矛盾，应能解释所有的、包括所谓次要的、往往被忽略的复杂的地震现象。岳中琦的这一特点，与钱学森所概括的：“实际上，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部分就是从整体上来认识问题，把握住它的要害。这是指导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正是我们研究复杂性问题所必需的。”^[1]不谋而合；这也正是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整体观察，悟性体认”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自2010年6月6日，同李老先生认识和交往以来，再次、多次聆听他的教诲，再次、多次阅读他的四本专著，我总是感到，他就是又一位，被鲁迅先生在1934年称之的，中国的脊梁http://baike.baidu.com/view/753340.htm。

[1]钱学森，《创建系统学》，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页。

2016年5月3日20:32写成于香港大学黄克競楼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