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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语境下的“两种文化”解读

已有 8076 次阅读 2017-5-24 21:56 |个人分类:学术论文|系统分类:论文交流

“两种文化”是指“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其概念最早由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著名科学家、文学家斯诺提出,但“两种文化”的冲突早已存在、对其讨论也早已有之。虽然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中国并不存在“两种文化”冲突的生发土壤,但随着19世纪国门的打开,西方科学与文化传入中国,“两种文化”也来到中国,并成为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论战”的焦点。改革开放后,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在中国日趋突显,关于“两种文化”的讨论再度升温。无论是近代还是现代中国,“两种文化”的讨论既有与西方学界共通的话语体系,又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讨论“两种文化”所基于的中国国情并没有根本改观,即“科学文化”在中国还没有扎下深根。游离西方生发语境的关于“两种文化”形而上的讨论不但不能切中中国的时弊,反而有可能借着“反科学主义”的旗号把科学当作批判的“靶子”,对科学的当代发展造成误伤。

一、西方语境下的“两种文化”之争

科学与人文的分隔和争论,在欧洲近代历史上由来已久,内容广博繁杂。斯诺将“两种文化”的概念并作为问题清晰而又严肃地提了出来,引发了知识界的广泛、持久、激烈的集体诉讼。 

在古代,科学与人文是混沌一体的,无所谓科学与人文,或者说科学就是人文;正如苏格拉底所说,“知识即美德,无知即罪恶”。在文艺复兴时期,这一状态也没有改变。文艺复兴唤醒的人的主体性,追求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在此基础上,建立在实验与数学基础上的近代科学迅速发展,其根本目的就是要认识、利用与改造自然界,以期获得人作为自然界主人的主体地位,让人成为自己的主人,这里科学研究所体现的完全是人文追求,此时的“两种文化”是统一的。

文艺复兴运动引发欧洲国家的启蒙运动,经过启蒙运动,人的理性又进一步获得了巨大解放,随之而起的近代科学的巨大发展,人类进入工业文明的快速上升期,人对自身能力自信心也越发膨胀,最后人们普遍以为可以凭借人类的理性按照主观意愿来改造和征服整个世界。至此,理性开始走向它的反而,理性主义有了苗头。此时“科学文化”的地位上升,“人文文化”被搁置一边。科学与理性的相互确证使得理性主义渐成风尚,继而成为主流,理性成为引领西方社会思想解放的一面大旗。除理性外再也没有任何外界的权威,理性成了新的唯一的权威。笛卡尔的唯理性主义哲学被许多人奉为圭臬,学者们把理性精神,特别是数理逻辑视为知识之源泉、方法论之根本。这虽然为后期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行之有效的研究范式,但这种过度强化人的理性在客观上也为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埋下了伏笔。总之,“到了启蒙时代,科学的话语权冲破了人文的包裹,两大学科的分化成了历史势趋”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人的理性被简单化为科技理性,主要是技术理性。技术理性的无限扩张加剧了“两种文化”的分化。现代社会是一个效率至上和强调性价比的时代,使得技术理性成为一种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一旦有科学上的发现,人们就会去寻找其应用与实践价值,如果始终无价值可实现,这种科学就成了“无用的科学”,科学的技术力量被得到充分重视,而原初那种探索宇宙奥秘的精神追求走向式微。经第二次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再次催化,技术理性取得了无以复加的至上地位,并一直以压倒性态势促逼到今天,并指向未来。正是在此基础上,斯诺的“两种文化”问题成为西方思想界关注的焦点与热点。

在今天,“两种文化”的分化并走向对立已经成为人们公认的事实,两者都在极力挤压对方的生存空间,此消彼长,难分伯仲,双方的交锋还将长期存在。

尽管“科学文化”内部派系众多,侧重点各异,但总体上将自然当作研究对象,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凝练科学成果,特别是用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功来捍卫其思想的“科学性”。“科学文化”依此为进路,将自然科学的方法推广到一切知识领域,提倡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极力排除学术研究的主观性因素,企图实现“人文文化”的科学化,或者说把“人文文化”纳入“科学文化”之中去,使“两种文化”变成一种文化,即“科学文化”。“科学文化”对人的认识能力、人类的发展前途是乐观的,持续发展科学技术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乐观。在“科学文化”看来,现代科学技术仍然是一种伟大的力量,是人类从自然中获得自由与解放的唯一手段,即便是当前的生态危机和社会矛盾都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

“科学文化”强势出场导致“人文文化”异军突起,并日趋壮大。后者有效抵制了前者的恣意横行,并促使人们对科学技术对人的压制以及现代性弊端进行反思。他们强调以人为中心,把人作为衡量万事的尺度。“人文文化”研究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始终是人,研究方法崇尚直觉、顿悟、灵感、体验等非理性思维,夸大人的感觉、欲望、情绪、本能的作用;对科学技术的作用多持怀疑或否定态度,甚至把科学技术当作一种异化人的力量,视为社会现代病的祸根。当前,后现代主义学派是“人文文化”的中坚力量,他们对现代性的批判发人深省,但解构有余,建构不足,或建构缺乏可操作性。比如,有人提出用感性取代理性,用美学取代逻辑,用艺术唤醒人性复归;企图回归纯朴的田园生活,从而彻底消除现代性病根。这些观点给人以美好遐想,极具浪漫主义情怀,但并没有给人类发展指明正途。

总体上说,西方语境中的“两种文化”经历了古代的原始融合近代的矛盾冲突—现代的交叉汇流的演变。“两种文化”是人类两种精神的表征,一个求真,一个求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对立的焦点在于两者倡导的价值观不同,两者如何融合于共同的人类精神仍将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课题。

二、中国语境下的“两种文化”之争

近代以降,中国就成了世界的一部分,不仅是历史上的,更是逻辑上的。“两种文化”的争论也曾在中国上演,这就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科玄论战”,尽管“科玄论战”还涉及知识与价值、东西文化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但可以说“科玄论战”的核心是“科学与人文”,可以把它视为“两种文化”之争的中国版本。虽然当时中国才刚刚融入世界现代化进程,科学技术也非常落后,但“科玄论战”涉及到的广度和深度却毫不逊色于西方。

西学东渐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巨大冲击,并引发激烈争论,至今不绝。其间,1840年是一个起点,新文化运动是潮流,五四是高潮,“科玄论战”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深化,并形成了一个初步的总结。经过为期两年(1923年初至1924年底)的“科玄论战”,“科学派”占据了上风,至少说大家更愿意认同“科学派”取得了胜利。这也足以说明科学,特别是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在中国所受的待遇上升,它促成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升级,标志着中国文化发展走向自觉。

众所周知,由于传统思想的历史惯性致使近代科学未能在中国产生,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始终处于不在场状态。自进入近代后,中国发现了自身的落后,中国知识分子对此进行深刻反思,并渐成共识,即中国落后首先是科学技术落后。于是,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然后由自然科学而社会科学,再由理论而体制。唯有如此,中国才能摆脱奴役,走向富强、进步与现代化,与欧美国家共进。伴随这一过程,科学在中国的地位总体上升,但远未及科学曾在西方的地位。五四时期打出了“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大批知识分子都汇聚到旗下,但当时并没有多少人把科学当作新的权威来信仰,“科学主义”、“科技主义”、“科学万能论”这些充满科技理性的西方词语在中国的学术界之外并没有太多的市场,这从五四的旗号能得到反映。五四的旗帜是“民主与科学”,而不是“科学与民主”。单独一个“科学”不够,还要有一个“民主”;另外,把民主放在“科学”的前面,这也说明当时国人“民主”的礼遇是超过“科学”的,其中就有把“民主”作为目的,用“科学”之手段促进“民主”之用意。中国文人说话是很讲究的,这种讲话方式表明,在五四时代的思想先驱们认为“民主”比“科学”更重要,或者说五四时代的思想先驱并不认可科学万能。对于当时的中国,一个民主的社会制度比西方科学技术更加重要,但如果没有科学,民主也不可能存在。从这个意义上,在“科玄论战”,“科学派”拼命捍卫科学,并不仅仅是发展科学本身的需要,而是为了捍卫民主,希望中国以后能有一个民主的社会制度。

另外,对“科玄论战”仔细梳理,就会发现五四与“科玄论战”是一个整体,其间贯通着同一的逻辑,也就是西方的启蒙逻辑,离开这一点就会造成对五四解读的偏离。“科玄论战”的真实目的就是用科学来巩固民主来保护五四成果,是对五四科学精神的进一步深化与升华。如果没有这次论战,五四的意义将大打折扣。

“科玄论战”是“两种文化”之争的中国版本,论战中的“科学派”是“两种文化”中“科学文化”的代表,“玄学派”更具“人文文化”特质。两派是围绕“科学与人生观”这一问题展开,旨在澄清国人对民主与科学关系的认识,特别是要让中国的年轻人能有一个正确的“新的人生观”。人生观的问题,特别是年轻人的人生观问题可不是小问题,这可决定了年轻人的前途与命运,也决定着整个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年轻人是国家的希望,“少年强,则国强”。“科学派”有着自己的现实考量,他们认为只有用科学武装年轻人的人生观,以至成形“科学人生观”,只有拥有“科学人生观”的年轻人才能建立中国的民主制度。“玄学派”批评“科学主义”、“科学万能”或“科学方法万能”,他们认为“科学与人生观无涉”、“科学不能支配年轻人生观”,告诫青年学子“不要上了科学的当”,提出要把科学排除在构建人生观之外。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科玄论战”已经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学术之争,突出地表现在它直接把“两种文化”的分化与对立这一世界难题放在中国年轻人面前,并要求他们在两者之间做出单一选择,并潜在地表明这种选择至关重要,它决定着青年人的命运前途,也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科玄论战”已经超出了学术争论的范围,而变成了争取构建青年人生观的话语权之争,其背后是中国的前途与命运之争。因此,谁胜谁负不能只由学术标准来裁量,更多地取决于社会标准、历史标准、甚至政治标准。

以今天的学术视角回望这一段历程,“科学派”所言的科学是越位的,它已超越了本应固守的实证领域,即使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也有自己的存在域。在“科玄论战”中,“科学派”所持论据并不科学,但其结论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有利,从而注定会成了胜利的一方,这也是当时整个思想界大多数人认为或情感上接受“科学派”胜利的根本原因。与之相反,“玄学派”尽管所持论据更具学理,但因其结论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注定会成了失败的一方。在“科玄论战”中,“科学派”为了能彻底的击败“玄学派”,采取矫枉过正的方法,甚至不惜站在了科学主义的立场上,授人以柄,从而造成了持久的论战。在今天看来,“科学派”的科学观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错误,很容易被“玄学派”找到破绽进行一一击破,但联系到当时中国国情,“科学派”代表着中国思想界的一次进步。纵观论战的整个过程,从早期的“科玄”两派论战,再到后期的“科玄马”三派论证中,“科学派”力量最为壮大;甚至在论战的早期阶段,大家就在心理上预期“科学派”会取得了胜利,可能道理就在如此。“科学派”取得了胜利不是胜在论据、论证和论证过程,而是胜在道义上,即对中国现代化有益。

相比之下,“玄学派”有学术超前意识,也具人文情怀。“玄学派”自登场以来,其实也不是一味拒斥科学、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只是企图把科学赶到自己应该在的领地,“玄学派”不断放大的人的情感、意志来诘难科学的普遍有效和科学方法的万能,试图用传统价值再辅之于西方形而上学拯救与重振国学,也有为新儒学开辟道路,重树传统国学权威,以对抗“科学派”掀起“反科学主义”的气势,这与当下的西方学者倡导人文主义、批判科技理性的后现代主义潮流暗合。从学理上看,“玄学派”站在了西方世界的学术前沿,但从对中国思想现代建设的进程来看,反而拖了后腿。他们认为“科学不能支配年轻人生观”,要把科学排除在构建年轻人生观之外。这样一来,年轻人就又同他们前辈一样,成了没有希望的一代,中国也就没有希望了。没有科学,也就没有民主,五四的成果也就没有了,中国又走上了老路。

从实际效果来看,经过了“科玄论战”,科学在中国学界有了更加重要的地位,而且学界学风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传统知识分子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他们尝试用科学这一新的方法来审视有关中国的传统理论,不再是做那种训诂考据、六经注我等旧式学问,而是特别关注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一批用西方科学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著作。中国传统学术研究都开始借鉴近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很有西方近代科学兴起的特征,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回归于世界学术,一大批融通中西文化的大学者得以产生,也造就了中国文化繁荣的一个新时代。这期间,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开始向社会学科迁移,用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研究哲学、研究社会科学渐成时尚,学者们很自然地使用“社会科学”这个称谓,一批研究社会科学的著作开始出版。在“科玄论战”后来居上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一门科学,可见其时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不是一种思想教条和盲目信仰。这些现象集中产生,正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都自觉或不自觉接受了“科学派”所倡导的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主动向“科学主义”靠拢造就了其研究方法的现代转型,从而为中国传统学术的提升与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尽管科学主义是在西方日趋没落的时候来到了中国,但中国先锋知识分子还是对其礼遇有加,这当然跟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没有科学与人文分化的哲学基础有重大关系,中国独特的语境是至关重要的。由此看来,科学来到中国,并被奉之最高地位,以至于科学主义泛滥,并不是科学主义理论本身是否正确,而是基于当时中国社会的迫切需要。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中国近代思想中涉及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时往往重科学轻人文,以至于成了“科学主义”,这反而是历史的郑重选择。当然这也付出了代价,但总体来说,这种选择的正面价值大于负面价值。

尽管“玄学派”的思想在当时西方也风头正劲,在今天看来也很深邃,但不存在能跨越时空的正确理论。由于当时中国的国情,他们不但没有获得宣传上和舆论上的胜利,反而被“科学派”人士斥之以“玄学鬼”。五四以后科学思潮在中国盛行,但科学并没有扎下深根,更谈不上开花结果,而“玄学派”已超越地走到了对之反思的阶段,有贬低压制科学发展之嫌,尽管其思想并不错误,特别是对待文化传统之态度,“玄学派”的观点则更值得肯定。如果将之急于医治“一战”创伤的西方国家倒是一剂不可多得的良方,但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却是太超前了、太先进了,从而被国人认为是落后和反动的。由此看来,理论的正确与否不仅取决于理论内身逻辑的通达,更多的却是取决于理论所置身的现实语境。一个理论不管多么正确,如果社会并不需要,就会被打上错误的烙印。

三、基于实践基础上“两种文化”的统一

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严格意义上关于“两种文化”的对立,关于“两种文化”的讨论更多是基于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并把所谓的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理解为是“科学主义”带来的恶果。“科学主义”与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是否确切的存在因果关系,这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笔者无意重启新一轮的“科玄论战”。

笔者认为,在当下如何处理“两种文化”,其关键是如何对待“科学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学理问题,而是一个始终基于中国国情的现实问题,它无法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语境相切割。这一问题与“科玄论战”讨论的问题极其相似,“科玄论战”好像并没有结束,且与当下“互为镜象”。

20世纪上半叶的民族战争以及国内战争,救亡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也压倒了启蒙,启蒙一度中断,此处不赘。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科学的地位在中国并不高,至少说知识分子的地位极低,许多学者都戴着右派的帽子,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更有时期,推荐上大学代替了考大学,知识被说成越多越反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有了很大起色,但距离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有很长的路要走,赶超的任务仍然很艰巨。中国工业化道路并没有走完,但工业化出现的问题严重,这只能说明中国要走新型产业化道路,目前的产业布局不甚科学。中国开始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中讲究规则的特性始终发挥不出来,潜规则仍然有生存空间,也只说明科学理性、科学精神还没有在中国扎下深根。总体上来说,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没有完成。只有这种转型没有完成,对科学理性的强调甚至拔高仍然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一股反科学的思潮在中国大行其道,懂科学的与不懂科学的都在那儿批判“科学主义”。当然,弘扬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与批判科学主义都没有错误,但两者都潜在的把对方当作批判的靶子而夸张自己的作用,都是错误的;但这两个错误孰轻孰重,谁更有害于今天的科学发展与社会进步,更有害于中国现代社会转型?过分渲染的对科学主义的批判以及那些不太懂行的专家在批判“科学主义”的同时会不会在社会大众面造成对科学的误伤?

在学理上,反“科学主义”并不是“反科学”,这在学术小圈子里并不存在争议;但对社会大众而言,反“科学主义”很容易被误读为“反科学”。“科学主义”与“反科学”都不好。“两害相权,取其轻”。为避小错而铸大错,那就得不偿失了。其实,反“科学主义”,是指反对一种思想,一种叫做“唯科学至上”的思想。只反对这种思想,并不反科学。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即把“科学主义”当成科学的原罪,甚至借题发挥到学习与研究自然科学的人的“原罪”,其实很多自然科学工作者更富于人文情怀。从事人文社科学习与研究的人都比较热衷于反“科学主义”,意在呼唤人文精神,本是份内之事。但也有人文工作者对自然科学所知不多,整天高举着反“科学主义”的大旗,就有可能误伤科学,其危害远远超过“科学主义”。他们自以为紧跟世界学术前沿,有意在世界学术舞台与西方学者一争高下,而完全不顾当下的现实语境,把“两种文化”之争当作一个形而上的问题去研究,这是一种“超前的精神高消费”;如果不顾中国国情,势必落得当年“玄学鬼”的下场。

当下的中国正走在科教兴国的现代化进程,大力发展科学、提倡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把科学技术当作第一生产力都是科教兴国的题中应有之意。从目前来看,培育全社会崇尚科学及其方法与精神的良好氛围并没有形成;但吊诡的是,多年来,“反科学主义”好象一直大行其道,并有可能成为一种时尚,这更应该去反思。

从根本上讲,“人文文化”对“科学文化”有引领作用,科学的发展也应该基于人文这一中轴,“两种文化”最终将走向和谐统一,这已经取得共识,或者说这是一种“世界共性”。科学与人文的统一是基于现实的实践,而不是理论上自证圆满。实践与理论最终将是一致的,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不表明当下的实践必须屈从理论,这是基于中国国情。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尽管在时间上继起,但在当下中国空间上并存,这一独特国情决定了中国现代转型具有高度复杂性,也意谓消解启蒙、甚至压倒启蒙的因素仍然会出现,如何对待理性以及如何对待科学的态度都会有反复。当前中国还处于现代化的成长与成熟过程对于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现代转型的当下中国而言,讨论“两种文化”之争的基础是当下中国进行的宏大实践而非那种形而上学的理论,只有从“理论优位”转向“实践优位”,才能给出一个最为合适的答案,而不是永远正确的答案。

 

                                                                 (原文发表于《广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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