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作:发表于1992年12期《大学生》杂志，接昨日内容。
国画家刘文西教授：
“我有一个心愿，退休以后，创作一幅反映陕北高原风土人情的百米长卷。”
1989年10月下旬，我应邀参加在陕西三原县空军导弹学院举行的陕西省高校研究生教育和学位工作十年回顾研讨会，有幸认识了著名的画家刘文西教授。在此之前，我虽然从没和刘教授见过面，但他的名字和他那洋溢着陕北高原风土人情的国画一样，早就刻在了我的心中。在我的想象中，刘教授应该像书中通常描写的艺术家形象一样，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才扬气傲。不料，当别人介绍我认识他时，我却被站在面前真实的画家形象惊呆了。
矮矮胖胖的他，穿一身无论是样式还是衣料都早已陈旧了的蓝色卡叽布中山装，头上戴着一顶土里土气的蓝单帽，在衣冠楚楚的人群中显得那样不协调，完全是一副十年前农村公社干部的打扮。唯一透出艺术家气质的是那双睿智的眼睛，以及压在帽子下的长长黑发。
刘教授不仅第一印象让人感到惊讶，他在大会上的发言，又一次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惊奇，说出来的话如同一连串的炮弹，把台下昏昏欲睡的代表一个个都轰醒了。
“我们陕西省历来有保护古代优秀文物的好传统，临潼的兵马俑有一流的博物馆展厅，全省各地有众多的保护完好的文化古迹。陕西省的党政领导在这方面是舍得花钱的，这是我们的骄傲。但是，我们一些优秀的当代文物却得不到和古代文物同样待遇的保护，这又是我们的遗憾。陕西有一大批优秀的艺术家、文化名人，这是和兵马俑同样宝贵的‘文物’，他们的作品、他们的思想都是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理应得到很好的保护。可是，整个陕西省却没有几所像样的艺术博物馆和文化展览厅。艺术家的作品没有像样的地方展览，没有很好的措施保护，艺术家本人的待遇也不高，整天还得为柴米油盐所累。我们研究生的培养经费同样不足，研究生创作大的绘画作品也常常由于缺乏经费不能尽善尽美。这些难道不应该值得我们的领导深思吗？”
刘教授是全国人大代表。我想，这样的代表出席人民代表大会，一定会在最高决策会议上反映出人民的心声。
一天，大会组织代表参观三原县城。县城北面有一条已经干涸了的河流，河上架起了一座颇具现代化的吊索铁桥，铁桥下面还保留了几百年前建造的一座磨盘石桥。由于组织者规定代表们在桥边逗留的时间很短，大家都不愿意沿着陡峭的河床下到石桥上去，只是站在高处听听当地人讲讲有关石桥的传奇而已。刘教授听说石桥上刻有很多浮雕，就不顾大家的劝阻，拖着笨重的身体连滚带爬地下到了石桥上。我和另外一个年轻人怕画家出意外，赶紧也跟了上去。
刘教授一面在速写本上勾勒浮雕的形象，一面给我们讲解这些雕塑的艺术特点。当他看到有些雕塑被后人“好心”地重新雕琢加工而失去原有的质朴、灵气后，气愤地对我们说：“保护文物最怕有人‘好心’干蠢事，好端端的艺术品就断送在这些一点文物知识也不懂却偏偏又自以为是的人手里。”
和刘教授搞熟了，谈话的内容也更广泛。刘教授告诉我，他除了担任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负责全院的研究生工作，并亲自指导研究生外，还兼任延安市副市长等社会职务。他曾40多次到延安，去陕北，跑遍了黄土高原的沟沟坎坎，和许许多多的陕北人交上了朋友。正是这片黄土地和黄土地上的人民，给了他不尽的艺术营养，使他画出了表现毛主席在延安和老百姓一起观看秧歌的年画《同欢共乐》，以及《山姑娘》、《老来乐》等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他认为，是陕北的山山水水，使他这位出身江南的画家造就了熔西画造型手法和传统国画笔墨于一炉的浑厚庄肃的画风。
刘教授还结合自己的绘画实践，谈了他对培养研究生的看法，他说：“在长年的创作苦乐中，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创作离不开生活，离不开人民。艺术学院培养研究生也一样，在狠抓研究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功训练的同时，还应该鼓励他们走向社会，深入生活，反映生活。”
刘教授憧憬着他的艺术前景：“等我脱离繁琐的行政工作后，我要扎根在延安，创作出一幅反映陕北高原风土人情的百米长卷，这是我后半辈子的最大夙愿。”
我衷心地祝愿他这一美好的心愿早日实现。
可靠性专家杨为民教授：
“我能对复杂工程系统的可靠性做出判断，但对自己身体每个部位的可靠性却毫无把握。”
结识杨为民教授是在同病相怜的病房里。1991年7月，我因胃出血住进了北京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的消化科病房，由于闲得无聊，整个病区的病人相互走动很快就打得火热了。不久，我们发现有一个病床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预定好后，病人却一直没来住院。据护士小姐介绍，准备住院的是一所高校的一位患有严重肠胃炎的老教授，老先生工作太忙，号称没时间住院。
大约过了五六天，一位长得高高瘦瘦、满头白发，一副仙风道骨模样的学者，被许多人“押送”来到了病房，这就是那位我们天天议论、总不肯来住院的病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系统工程系主任、航空航天辅机可靠性研究所所长杨为民教授。
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杨教授系里的总支书记陈翠娣同志告诉我。1977年，杨教授在通县机场搞科研，一位同事不小心把手摇吊车打在了他的脸上，脸上顿时翻出一大块肉，鲜血直流。由于机场医疗条件太差，简单的伤口处理也无法进行，杨教授只好捂上一块纱布乘车赶到北京空军总医院。在那里，杨教授的伤口缝了40多针，住院的第一天他就嚷着要出院，医生被他缠得没办法，只好在第七天伤口拆线后，马上放他出了院，并嘱咐他在家好好休息。可他从医院出来就直奔通县机场，不但没休息，反而加班加点工作，抢回了住院损失的时间。
这一回，杨教授显然又是很不情愿地住进医院的，做完了初步的病情检查，当天下午他就溜回了学校。第二天，我们看到他躺在病床上，鼻子里插着胃液分析管，手里已经捧着一本厚厚的研究生学位论文认真地看起来了。这真是一个要工作不要命的倔老头！
杨老先生没有一点架子。以后，当我知道他是老革命家杨秀峰同志的独子，并先后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党员、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更是对他充满了敬佩之情。没几天，杨教授就和我们这些病人以及医生护士们混得烂熟。我注意到，尽管他也和我们聊天，但时间总是很短，过一会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床边，或是审看论文、翻阅资料，或是长长地思考，这时候我们怎么劝他休息都无济于事。
病房规定病人不准随便离开医院，尤其是回家。杨教授却不守规矩，三天两头就溜回单位一次：开会、听汇报、取材料……开始医生护士还批评批评他，次数一多不好意思再责怪且慢慢也习惯了。这下他老先生更来劲了，探视时间研究生来汇报工作、接受指导，研究所的同事也来商量问题，病房倒成了他的办公室。
杨教授是搞可靠性研究的，他负责组织的对国产运七飞机、强五飞机的可靠性研究，使得飞机的飞行寿命得以大大延长，为国家节约了上亿元的财富。他的这项成果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航空航天部科技进步一等奖。杨教授常常自嘲道：“我能对某个庞大而复杂的工程系统做出可靠性判断，但对自己身体各个部位的可靠性却毫无把握。”
言谈中，当我得知满头白发的他才五十出头，充满敬意的心里直感到阵阵难过。可他却乐呵呵开玩笑说：“长得老相不是更让人敬重吗？”
杨教授，您不应该那么拚命地工作，您实在是应该好好爱惜一下自己的身体。您把身体养好了，不就能干更多的事情吗？
各种各样的检查表明，杨教授不仅肠胃有问题，心脏、肝、肩周等部位也都有毛病。这下杨教授在医院呆不下去了，他心里还装着研究生的毕业答辩、明年澳星发射的可靠性问题、研究所的建设工作……他对我们说：“我得出院，否则毛病越查越多，到头来什么也干不成。”在他的软磨硬泡下，医生实在是犟不过他，只好放行。
出院的那天，我们为他送行。望着他那渐渐远去的消瘦背影，我在心里默默地说：
“杨教授，您可一定要多多保重啊！”
补记：杨为民同志1992年和1997年两次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93年入选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十杰；1997年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2000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2002年1月30日，杨为民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去世；同年5月23日，国防科工委党组作出向杨为民同志学习的决定，在国防工业系统内开展向杨为民同志学习的活动。2003年7月24日，由人民艺术话剧院排演的话剧《杨为民》在北京民族文化宫首演，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杜玉波教授亲自送演出票邀请我全家观看。凝视舞台上杨老师的形象，我不禁感慨万千，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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