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来出版社，首先就是熟悉情况，包括认识每一位职工。认识王震宇源于他参加“我为转企改制献良策”征文活动，他的投稿“我对出版社冗余人员分流与安置的理解与设想”，通过盲评获得了二等奖。获奖征文评出后，办公室人员向评委公开了每一位获奖者的姓名，王震宇获二等奖引来在场的人一片惊讶。

在人们的潜意识里，一个单位的主流人员获奖那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一位被边缘化了的人获此殊荣就让人有点出乎意料了。听同事介绍，王震宇原为美术编辑，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美编室撤销后，他先后被杂志中心、经济图书室、数字图书室“收留”，从事他不甚熟悉和擅长的工作，自然难以完成编辑每年的经济指标，从而逐步被边缘化。然而，这次王震宇不仅积极参加了征文活动，而且还成为7位二等奖获得者之一。

第二天我在数字图书室真正认识了他。给我的印象，那是一位低调、低沉的人；之后，偶尔在电梯口处看见正在抽烟的他，他也只是对我的打招呼问好予以点头示意，再无多言。寡言的他，常常让我觉得在那瘦小的身躯里有一颗被深深压抑的心。

王震宇是我社资历最老的在职职工之一，他1975年高中毕业后，随到顺义农村插队务农，1980年3月到科普出版社工作，时年24岁，正值风华正茂的年华。可以说，他把自己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出版社。王震宇是一位颇有才华的人，在11月4日我主持召开的“出版社转企改制人员安置座谈会”上，许多职工夸他是我社版式设计第一人。杨艳在谈到2001年我社出版的《妇科手术笔记》（第1卷）这本图书时，曾经感慨地对我说：“这本书的版式设计是王震宇做的，在那个时期他就有这么超前的设计意识，实在令人钦佩。”我看过这本书，这确实是一本内容和设计堪称完美的优秀科技图书。

王震宇确实是一位优秀的美编，1989年他主持设计了我社重点图书《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科技成果选集（1949-1989）》，1990年参与设计了大型画册《北京亚运建筑》，他的一些图书还获得了装帧设计奖。

王震宇一直也是一位称职的职工，十多年前，王明东曾给他这位部下的年度考核写下了这样的评语：“对工作满腔热情，认真负责，精益求精，善于学习，掌握新知识、新技术，自身素质较高，年年超额完成定额指标。”

就是这样一位在美编岗位上“年年超额完成定额指标”的职工，换了一个岗位后，却成了出版社的“负担”，成为需要别人“背”的“累赘”。这就好比一条在水里能自如畅游的鱼儿，把它拎到岸上比赛跑，结果可想而知。

王震宇在2005年年度考核表短短的个人总结里，留下了这么几行字：“前路未有穷期，革命尚未成功，吾辈尚需努力”。字里行间流露的是伤感？迷茫？无奈？拟或是自责？自勉？自嘲？其间的苦痛和酸楚恐怕只有当事人才能真正体味。

王震宇一定是对被“分流”有切肤的体会，他在征文中指出“‘冗余’不能简单看作多余，‘冗余’具有‘候补’‘替代’的作用”。他是这样分析“冗余”的成因：“由于历史、更多则是人为的因素，如机构的调整与设置不是以生产和业务需求为中心，且无长远建设规划，决策者随意很大，甚至个人的好恶、感情因素乃至利益关系掺杂其间……其直接后果是管理层面上的薄弱甚至混乱，岗位职责界定不清，人员没有合理的分流又何谈安置？人有其职又无岗可上，‘冗余’之名己所不欲，又奈之如何？”

还是在“出版社转企改制人员安置座谈会”上，有职工进言：“每一个人都是人才，就看你把他用在什么位置上”。王震宇和这位职工的这些肺腑之言，对我们这些手中掌有职工岗位调配权的社领导来说，当是警言。

正是身处这种境遇，王震宇开始用征文为其他有过同样境遇的职工仗义执言，开始为我社的转企改制建言献策：“如果我们以国家和集体的安定团结为大局，以企业的生存发展与壮大为灵魂，以生产和业务需求为核心，以我社长远建设规划为蓝图，以人为本作为基本出发点，如果上述要素被各层管理者及每个员工接受，冗余人员的产生当从何而来？分流与安置又何难之有？”

重温王震宇这些滚烫的文字，我对他倍生敬意。

然而，天不假人。王震宇上月底已经离开我们去了，而且走得是那样的突然，那样的意外。

谨以此文沉痛悼念王震宇同志。

深深地怀念着，我们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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