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说实话，“中国人，你为何不创新？（一）”未曾想到戴上小红花，亦未曾想到点击已逾7千，先前博文也有点击过万者，那是经年累月，现在“方数日”；更未想到评论近百，这在博主的小菜园里是绝对冠军，直令博主应接不暇。感谢编辑部厚爱，更感谢网友互动，博主试图继续，也希望各位继续参与。博主的思路是，由古及今，由大到小，由传统文化到眼下的体制。以下先讨论传统文化。毫无疑问，中华文明延续至今，传统文化功不可没。就创新而言，更是孕育出四大发明这样造福于全人类的伟大创新。此处仅分析对于创新不利的一面。

首先，传统文化主张随遇而安，得过且过，这样的处世方式在相当程度上影响至今，譬如说，“混”。随机涨落乏力，也就缩小了创新的空间。正如韦伯所言：“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合理地适应世界，”道家的“自然”、“唯小”、“处下”、“守雌”、“不为大”、“和其光，同其尘”、“柔弱胜(任)刚强”等，也都是适应和顺应之妙方。香港诗人黄灿然写道，“桑塔格（20世纪世界著名思想家）在舒适的环境下使自己严厉起来，中国知识分子在严厉的环境下使自己舒适起来。”传统社会在相当程度上正是因此而延续数千年，不仅稳定，而且“超稳定”，乃至死水微澜。几乎所有与涨落有关的描述都或多或少带有贬义的色彩，如喜新厌旧、朝三暮四、三心二意、朝秦暮楚、见异思迁，等等。儒家的孔子：述而不作；道家的老子：不为天下先（36楼刘刚老师的评论）。难得的繁荣时期正是随机涨落大行其道之时。

不仅如此，主张“人之初性本善”的传统文化倾向于收敛，收敛于“一个共同的目标”（参见当代中国诚信缺失的文化根源（原文刊《艺术百家》2012，5））。其意图在于提升社会整体涨落的效率，但在实际上不利于随机涨落的发散特征。从根本上说，创新的内容、时间和主体不可预测，这种不可预测的根源之一就是涨落的随机和发散。在“经济人”的驱使下，涨落会选择与收敛的方向保持一致，与榜样、典型，以及形形色色的“感动中国”保持一致，以减少涨落的成本，增加被社会选择的机会；或者干脆避免涨落，以减少因方向不一所带来的风险。

与此同时，传统文化又没有为“性本恶”的一面设置不可逾越的底线，而是寄希望于伦理道德，寄希望于说教和“耻感”。在高调的伦理道德，高雅的琴棋书画和高不可攀的礼仪之邦的山脚下，涌动着流氓的暗流（超稳定结构中的国家与流氓2012-10-10）。一旦有可乘之机就可掀起波澜，形成漩涡，冲刷河床。改朝换代之际就是流氓的盛宴。在当今的市场经济和陌生人社会，流氓和流氓意识再度沉渣浮起。民不畏“耻”奈何以“耻”惧之？既不知耻，就必须诉诸法律。遗憾的是，现有的法律多停留于模糊的“原则”，还有不知花落谁家的“解释权”，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传统的伦理道德力不从心，当代中国的法治亦不完善，不可逾越的底线上留有大大的“后门”，社会中相当部分的涨落由此泄漏，蜕变为流氓，成为江河两岸危险的“管涌”。这就是眼下随处可见的违规和假冒伪劣，是与人类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逆向“创新”。中国人的多少聪明才智都顺着这样的后门跑冒滴漏，他们的人性随之堕入深渊，而河水的两岸更是面临崩塌的危险。

据称，在世界的大部分国家中，中国人把金钱列为人生价值的终极目标。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人生的其他作为，包括创新在内，只是实现金钱这一终极目标的途径或手段。人类发展与己无关，终极关怀过于遥远。如果有捷径以及更少风险的途径可以获取金钱，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和冒风险去创新呢？

河水各有算盘，河床未必开阔，河道多有弯曲，河中或有礁石，两岸还有缝隙甚至管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