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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需，不仅是经济
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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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乃基
摘要：从外需到内需，需要做的不仅是经济，关键是确立消费者的主体地位；其影响所及也不仅是GDP。内需拉动，投资填空，关注外需。以内需为中心，三驾马车重启。这是在转向市场经济后，在市场经济框架内的一次重大乃至根本性的转向，必将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内需，是国内目前炙手可热的关键词。金融危机后，中国陡然失去拉动GDP近2/3的外需，为此，国家一下子拿出4万亿、各省市拿出18万亿救市。然而强心针不可持续。上上下下逐步认识到，必须转向内需，由内需拉动。
目前对“内需”的理解主要限于经济层面，至多扩展到民生。实际上，内需涉及到方方面面，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前景和中国社会的走向。由外需到内需，看似一字之差，实则重逾千钧。
一、 消费者主体
内需拉动，首先要确立消费者的主体地位。这里的主体地位不仅在市场，而且在社会的方方面面。消费者不仅在市场是上帝，而且在社会中也是上帝；不仅面对企业和商家是主体，而且面对国家和政府而言也是主体。这两个“主体地位”密切相关，不可分割，二者之间，后者更基本，更重要。只有确立起消费者在国家和政府心目中的主体地位，才可能有消费者在市场上的主体地位。
经济地位，是消费者主体地位的基础。仅就内需的“拉动”而言，消费者“买得起”是起码的条件。所以在经济上，首要的条件就是保证消费者有足够的收入。改变多年来“大河有水小河满”的观念，藏富于民。这本身就颠覆了“大河”与“小河”的位置，赋予“小河”以更大的权重。近年来，居民的收入跑不赢GDP，大河小河倒挂，说明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其次，“小河”的水源是否稳定持续。目前，在消费者的收入中，基本工资收入的比例偏低。也就是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基本和稳定的劳动收入偏低，而相对不确定的“绩效”，以及例如在高校中的奖项、课题费、特殊津贴之类的收入，在个人总收入中的比重过大，已经不只是作为锦上添花的奖项，而是成为某种初次分配之外的二次分配。消费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着眼于长期收入前景来选择他们的消费水平。所谓长期前景，大致就是“旱涝保收”的基本工资，乃至退休后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持续。如果某年收入的增加是临时性的，朝不保夕，那么，所增加的相当部分就会存入银行。简言之，消费多少主要视基本工资而定。
再次，即使基本工资增加了，也未必全拿出来消费。生病、对社会、家庭和自身未来的预期，社会保障体系是否完善等，都将影响由倾向到行动的转变。央行以准备金调控金融和经济，其实，家家户户人人都有“准备金”。兔子不吃窝边草，“窝边草”就是准备金。有备无患，在必要时随时可以“出手”，这就是所谓“流动偏好”。人们的消费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不如收入增加得多。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收入越增加，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差距越大。
这就进一步提示，为扩大内需，在消费主体中有必要作进一步分析：东部还是西部，城市还是农村，高端还是中下层。显然，为了扩大一般日用品的消费，在现阶段应主要提高西部、农村，以及中下层的收入水平。对于这些群体来说，在相对低工资的水平上，增加的每一个铜板几乎（至少其中的大部分）都是雪中送炭，都会马上拿出去消费。
因为个体对财富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那么超出个人消费能力的财富，就会变成了“凭空消失的财富”，“拥有者”用不着，“其它人”用不到。对于一个确定的群体及其所拥有的资源来说，“凭空消失的财富”，如果是生活资料，会直接危及到除拥有者之外人的生存；如果是生产资料，则会同时阻碍“生存”与“发展”[1]。
除了经济实力，随着人的需求沿马斯洛需求层次的提升，是否拥有足够多可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也成为一项重要因素，这一点对于旅游业等的影响更大。“我想去桂林”这首歌唱出了这一点。当公司要求加班，富士康的员工请求加班，很多文化产业也就失去了需求。政府为此也有举措，如出台带薪休假，只是屡屡得不到落实而形同虚设。另外的举措是围绕各种日子设置的或长或短的假，且不说其中煞费苦心的意识形态，在全国一致的假日中，例如选择登华山，凌晨排队坐缆车去看日出，最后是日落时分上去了。越来越多的人在假期只得无奈地选择放弃消费，“宅”在家中。
当下，与时间有关的还有一种特殊的同样具有中国特色的消费方式：突击消费。在规定的时间期限内，以及只能进行某些特定的消费。这倒是与当代中国另一个专有名词“双规”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规定的消费。由此产生的扭曲的消费只会把经济“拉向”歧途。其中的问题依然是消费者缺乏主体地位，不能自主消费。
经济实力，只是内需最基本的条件，在此之上，就是消费者权益。
眼下发生的种种商家违规，对消费者的坑蒙拐骗，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没有确立消费者的主体地位有关，未能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一些场合，政府甚至与商家站在一起对付消费者。试想，消费者处于如此弱势地位，除非事关生计或万不得已，甚至只能在“饿死”和“毒死”之间作“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又如何会去消费？不要说实际的消费行为，恐怕连消费倾向也降低到冰点。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一条便是安全保障权。安全，仅仅高于生存需求，属于人的最基本的需求。如果连最基本的需求都得不到保障，还奢谈什么“内需拉动”？再以知情权为例。遗憾的是，一旦出了什么问题，消费者总是“不明真相”，而商家和厂方或者有关部门，以及“专家”们说出来的“真相”，又与消费者的感受有天壤之别。自主选择权，其前提是，要有足够丰富的商品。如果“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又何从选择？面对垄断，消费者无从选择。对于水电煤气等则要有相应的制度设计，以保障消费者面对唯一的供应商时所应有的权重。政府有必要切实转变角色，由前一段时期偏向厂方和商家，转为消费者撑腰。
还有一个隐蔽然而十分重要的问题，政府官员在日常生活中同样是消费者，为何没有如普通消费者那样感同身受，在食品安全等侵犯消费者权益上没有切肤之痛？就在于他们在相当程度上没有发生如普通消费者那样的消费。其一，三公消费覆盖了政府官员作为普通个人相当部分的消费，如餐饮、旅游，包括出国。其二，送礼。一句“工资基本不用”就说明了问题。其三，还有各式程度不一的“特供”。
在确立消费者的主体地位之时，有必要提升消费者自身的主体意识。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培育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千年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没有“消费者”，计划经济配给制同样没有消费者，只是在改革开放，特别是1992年后，消费者的角色才逐步清晰起来。一方面社会没有给予消费者应有地位，另一方面，消费者自身也未必充分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只有在理直气壮和实实在在的一次次维权中，才能逐步确立消费者自身的主体地位。
消费者在市场和社会中的主体地位，还在于其消费的质量和水平能否起到正确的“拉动”的作用。奢侈品消费、盲目消费，还有攀比和超前（次贷危机的缘由之一）消费等等，不仅浪费资源和造成污染，而且误导生产，把产业和经济发展“拉向”歧途。内需拉动，需要提倡合理消费，提倡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以提升消费的水准。
总之，从外需到内需，需要做的不仅是经济。
二、 立足本国，引领中国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
从外需到内需，影响所及不仅是GDP。
当三驾马车之一，外需对GDP的贡献达到2/3时，相应地外需对中国发展方向的影响也达到“2/3”（在定性的意义上。）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而不是一个正常和完整的社会。2/3的生产力要素被锁定于世界工厂，锁定于微笑曲线的谷底，一头不必创新，另一头无需品牌。有限的创新，或者与内需脱节，或者服务于跨国公司和外需。一旦内需拉动，被锁定于世界工厂的生产力要素得以解套和重组，构建基于内需的完整的产业链必然沿微笑曲线向两端延伸，一头呼唤创新，另一头建设中国的品牌。这才是中国企业的崛起之路。这样的创新与内需结合，符合国情，让科技的发展更紧密与中国社会的真实需求相结合。
如所知，外需的拉动，由于产业配套、人才，交通便利，以及政府效率等因素，更多是拉动东部和城市，东西部和城乡差距持续扩大。转为内需拉动，主要是提高西部和农村，再加上城镇化，这样的发展方向和举措都将缩小及弥合东西部差距和城乡差距。
再者，内需拉动将有助于改变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成为世界工厂，未必是工业化现代化正在推进，在相当程度上（这里还可以说，2/3）可能只是意味着本国被纳入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之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菲尔普斯在一次讲话自豪地宣称，资本主义最大的成就可能在于：将工作从程式化、无聊，变为一种变化、刺激、挑战、解决问题、探索甚至是发现。资本主义之所以可以做到这一点，在外部是因为他们把“程式化和无聊”的工作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而后者所做的则是“人类无差别的劳动”（马克思）。不仅如此，中国的商品还时时遭遇反倾销等制裁。更重要的是选择权。美国等拥有知识产权的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随意选择，而后者往往非他莫属，彼此间恶性竞争。表现在中国国内，就是各省各地之间在外商面前竞相压价，开出更优厚的条件，结果是“挤出”民企和劳方的生存空间。21世纪的世界，依然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内需拉动，意味着国家的自主发展，摆脱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依附地位，以我为主，重构全球产业链。鉴于在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都在作类似的努力，因而这样的机会稍纵即逝，这就更加强了转向内需的紧迫性。
内需拉动也为践行科学发展观提供了新的可能。当中国以满足外需为主，以廉价商品供应发达国家，消耗中国乃至世界的资源，把大部分污染留在中国，企业主不思进取（没有微笑曲线的两端），劳动者“四低一高”（低工资、低教育、低技术、低劳动生产率，以及高劳工淘汰率）之时，科学发展观也就难以得到实践和落实。转向内需，得以回过头来反思“外需”之路，不再走廉价、掠夺性使用资源和不顾生态环境的老路，走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提升的新路。内需拉动，将为践行科学发展观开辟新的途径。
最后，然而可能最为重要的是，内需，将深化改革开放。
数千年来官本位的强大惯性到今日有愈演愈烈之势（或许唯有上世纪文革中的群众斗干部和五七干校，以及90年代短暂的“下海”稍稍有所改变。官本位在这两个正相对的时期发生消退，而且是以迥然不同的方式，值得玩味，有待深究。百年来中国官本位有所消退的三个片段）在某种意义上，消费者主体可以说等同于“民”为主体，于是，内需拉动，确立消费者的主体地位，也就构成又一次对官本位的冲击。这一次的冲击有三层含义，执政为民，民生拉动，以及让官员自己站到消费者一边来。一旦官员正常消费，那么就不仅是“支持消费者维权”，而且就是自己在维权，维自己的权。当官员在维护自己的消费权之时，也就是在改革官员所拥有的行政权。同时，一旦官员成为普通的消费者，也就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干群之间的隔膜甚至对立。
转为内需拉动，原来不起眼的国内市场所存在的问题进而弊病，以及种种不完善之处，在很大程度上发生倍增而凸显出来，当前的突出问题可以说就是诚信缺失。这就需要政府把相当大的精力转向完善市场机制，政府的工作更好地服务于市场经济的需要。当代中国的改革，说到底是权力性质的改革，从适应于计划经济到与市场经济相匹配。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权力首先是法治。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底线，首先是制定市场经济的规则，监督执行，以保证市场竞争的公平和透明。其次，削高填低，调节收入，维持社会的基本公平。第三，覆盖市场经济所达不到的领域，提供公共品（生态、环保、基础科学、公共设施等）。外需旺盛，民生即边缘化。最后是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如治安、控制通货膨胀和紧缩、控制失业率，以维持社会稳定。
改革和现代化，最终在于人的全面发展。消费者的主体地位、维权意识，以及消费观念和消费质量的提高，都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三、 内需拉动，三驾马车重启
实际上，上世纪8、90年代中国的发展可以说主要就是内需拉动，当时没有多大外需，投资的规模也不大。对于内需拉动的重要性和三驾马车关系的认识基本上停留于模糊的混沌状态。本世纪来，一方面外需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多，另一方面，随着国家的钱越来越多，投资的力度也越来越大，而内需则日渐萎缩。金融危机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内需在三驾马车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时机。可以认为，这是对于内需及三驾马车的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认识过程。
本文讨论内需拉动，并非意为中国今后的发展仅内需即可，内需、外需，以及投资，依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只是要重新认识和设定三者的关系，把内需放在首位，不仅是份量的大小主次，而且在于引领和统辖。外需和投资，都围绕和服务于内需。
转向内需，并非全然否定在外需拉动下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更不是排除外需对中国的贡献，诸如资本和先进技术、管理制度和理念的输入等；而是在于重新审视这些年的发展道路，认清楚外需应纳入内需的轨道上来。中国不应再把外需定位于提供低端廉价商品（还有稀土），而是旨在提升中国的产业结构，例如承接发达国家的知识流程外包，接受高端外需的拉动，以及遵循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简言之，外需，不是锁定，更不是锁定于低端，而是充分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的科技和理念来提升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内需。在转向内需之时，始终坚持开放，总有一只眼睛盯着发达国家，盯着科技和产业的前沿。
投资拉动同样必不可少。然而投资也要围绕内需展开，而不是仅仅为了GDP。金融危机后的4万亿救市，以及各地随后18万亿跟进，虽说有应急之需，但毕竟没有转到内需的轨道上来。随着转向以内需为中心，投资就有了更为明确的方向，例如投向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以适应产业向微笑曲线两端提升，投向三产和文化产业，投向民生、医疗，投向西部地区，以及投向多年来“欠债”之处（如京津等地的排水系统）。投资，投向内需空白之处。
内需拉动，投资填空，关注外需。以内需为中心，三驾马车重启。
这是在转向市场经济后，在市场经济框架内的一次重大乃至根本性的转向，必将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此文发表在：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2，5，96-99，125。此处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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