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脱了一层皮”。这是一位博士在回答我对其作业评语时的一句话。

到底什么样的情况算“脱了一层皮”？

作为文革期间的化学系毕业生，文革后考第一届自然辩证法研究生，师从自然辩证法界名宿陈圭如先生。想起导师，一时思维窒塞……如此慈祥的老人……。当时毫无哲学功底，历练至今，修成疑似正果：网友问，你是“研究哲学”的吗？对文章的评论是，“高深，看不懂”。

然而当年，把论文初稿呈交导师，导师阅后的回答也是3个字：看不懂。只有化学，没有哲学！

回家，将立体声的两个喇叭一左一右放置在我的两侧，然后是贝多芬的“皇帝”。置身于强大的音流之中，暂时忘却论文。母亲还有姐姐嫌声音太吵，父亲平素在家中通常说一不二，此刻无语。当时，既没有网络，也没有电脑。几乎查遍了上海高校和上图有关化学史的资料，然后把史料抄在一张大的白纸上再贴在墙上。听一段音乐，到墙跟前看看，能否发现蛛丝马迹，又缺失什么，然后再去图书馆，有了新的资料，再抄到纸上，或修改线索，或填补空白之处。这张纸涂改过多，难以辨认，再抄到一张新的白纸上，然后再改。到换到第5、第6张纸时，渐渐的，导师感到我的修改稿其中有可取之处，予以点拨。直到有一天，导师说，我看出门道来了。

论文终于通过，我恢复常态后，父亲说，在我为做论文“发狂”的那些天，家里人包括他自己，谁都不敢作声。是全家在陪我“脱皮”。

虽然如此，未必就能算是“脱了一层皮”。

我的论文题目是：化学史中的V型曲线。在论文中形成的观点，成为我日后学术的一个重要支柱，并由此扩展开去。从本体出发，持历史的视角，更成为我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现在的所有研究成果都奠基于此。这是我的“始基”和“本原”。

终身受益，未必非要“脱一层皮”，例如偶然的机遇，金庸的小说常有这样的情节。但是如果真的“脱了一层皮”，那么就一定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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