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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金融危机之“危”与“机”

已有 6950 次阅读 2009-4-20 22:04 |个人分类:特别推荐|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金融危机, 全球产业链, 功能耦合

四、解构,还是继续被锁定

   金融危机从根本上解构了维系了十几年乃至更长时间所建立起来的全球产业链,瓦解了世界各国之间的耦合关系。当美国人被金融危机逼迫着减少消费、开始储蓄时,当中国农民工因失业而被迫提前回家时,这样一种共生关系就开始调整了。这次金融危机将给世界,同时也给各国带来深远影响,同样给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对外依存度在GDP的贡献达到60%之时,外需突然抽身而走,建立于此基础上的近2/3的经济和社会的构架及其功能,不论是输入还是输出,一夜之间失去了耦合的对象。正是在此意义上,如果说美国所遭遇的主要是金融危机,那么波及到中国所引发的主要就是实体经济危机。

   通常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当前之“机”在于去美国“抄底”,无论是房地产、公司,还是金融人才;在于重建金融秩序,以及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如此等等。然而笔者认为,从根本上说,危机之“机”在于对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所处位置的反思,对于各项要素及其功能耦合与未被耦合状况的反思,重新考虑其合理与否,以及审视被锁定和被遮蔽的因素和路径。舆论认为,外部经济形势严峻,会对经济调整产生“倒逼”作用,从而为新一轮增长打开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调整同样意味着机会。

   危机之“机”在于“解构”。国都证券研究所所长许维鸿在116的一次讲演中表示:“出口国家的过度生产,和美国的过度消费,让之前的世界经济体系看起来比较平衡,但这种体系维持的时间越长,累积的风险就越大,万幸的是,金融危机来得早了,过度的风险提前被释放出来,这次之后,我们反而安全了”。在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实体经济危机中,原有产业链上耦合的各种关系被破坏或瓦解,而从另一角度来看,就是得以“解构”。正是这样的解构,原来被锁定的一切得以释放出来,可能进入新的耦合,形成新的产业链,构建新的全球关系。

   金融危机通过三种渠道影响我国就业:一是国外需求下降,出口企业订单减少,导致企业破产或裁员;二是影响投资信心,导致就业岗位增长减缓。三是影响消费信心进而影响就业。由于订单减少,以制造为主的外向型企业陷于困境,若换位思考,就是为产业提升和创建自己的品牌提供了机会。其一,金融危机来临,有钱人会调低消费层级,原本打算购买法国、日本、德国品牌的就有可能转而购买中国品牌。这时候如果放弃一味的代工贴牌,抓住机遇推出自己的品牌,就会比较容易获得认可和接受。其二,抄底收购一些处于谷底的国际品牌,其三,以入股或控股的方式夺回中国品牌自己的话语权,定价权。广东省正在借机转型,在2020年前发展为中国重要的创新中心。国家发改委在年初宣布,未来三年将把约100家国家工程创新与研发中心集中到珠三角,创造1000亿元的产值。若是不再被廉价的订单牢牢锁定,真正的制造本身既包含着研发也包含着品牌。拥有强大的研发实力(虽然只是寓于制造中的研发)和品牌实力(虽然是B2B品牌)的富士康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

   工人,特别是农民工失业,将大量的培训和职业教育提上议事日程,由此将从根本上改革中国的教育理念、制度和格局。近日,人们关注农民子女上大学的比例下降,问题不在于农民是否上得起大学或大学是否应该招更多的农民子女,在中国的现阶段,出路在于发展职业教育,培养蓝领工人,培育蓝领中产阶层。随着农民素质的提高,整个中国国民的素质也就得到了提升。成都市日前宣布向15万名失业市民每人发放500元就业培训券,让他们接受培训、提升就业技能。早在2006年,江苏省就曾经推行过类似的计划,以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但每名农民只有200元的补助,效应不很明显。新加坡有两位教授建议,中央财政出资培训1亿农民工,提供人均2000元的培训补贴。这笔开支仅占4万亿财政扩张计划的5%,这是为全国提供“公共物品”。他们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农民工培训的一大机遇,在短期可以刺激经济、增进社会稳定,在长期可以提升劳动生产力、促进产业升级,而不仅是“应急”和“舒缓外出务工返乡上升的压力”[i][vi]

农民工在家乡创业,与乡土紧密结合,由此关系到所有三农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以及中西部的协调发展;再加上由城市化到城镇化一字之差的战略转变,中国的根本问题——城乡二元社会有可能在此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站在这一视角来看,党的173中全会深谋远虑。只要从根本上推进中国社会结构转型,那么再严重的金融危机也不在话下。有人认为,在中国近代史上,农民已经多次拯救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农村包围城市、解放后城乡二元、改革开放包产到户、农民工进城务工,以及政府征地发展房地产。上述各项中,除了包产到户外,农民都是在不同意义上做出了奉献。现在是全社会帮助农民自救的时候了,最终,只有农民的自强才能从根本上拯救中国,推进中国继续发展。中央和国务院2009年的一号文件明确了这一点。

   大量的资源从世界工厂中解放出来,可以投入到之前被遮蔽的公共事业和社会保障,投入到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发展节能和环保技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可以得到进一步贯彻和落实。最近通过的关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实施方案并为此投入8500亿元资金,就是沿着这一方向所迈出的一步。同时,随着污染的减少,不仅奥运会期间北京的上空,而且更广阔的国土,将重见久违的青山绿水。

五、中国需要发展什么样的“内需”

   目前,中国正在两方面应对危机。一方面在原有道路上尽力减少损失。诸如出口退税、投资拉动等即属此类。房地产和业内人士对此实在有比“业外”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北京大学房地产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冯科直言,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信贷紧缩政策直到2008915才反转,915正是雷曼兄弟倒闭的日子。如果说美国当年是发动房地产市场泡沫掩盖网络经济泡沫的话,中国则启动新一轮的房地产泡沫来掩盖制造业碰到的麻烦。 “雷曼兄弟救了发展商。”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暑平说。船大难掉头。农民工也要有一个艰难的转型过程。眼下已有二千万农民工返乡后不能回城,而社会依然稳定,这是农民工的一大贡献。温总理感谢农民工,并称此为中国劳动力的一个大的蓄水池。实行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还必须重视劳动密集型产业,重视扶持中小企业。同样,扩大内需和现存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有关联。而这些制度性的改变和改革需要一个过程。

   另一方面,则是长远战略。“蓄水池”的含义依然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和素质没有改善。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张斌认为,仅靠财政刺激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坚持推进制度改革。揭示“危”之根源——强约束下的弊病和遮蔽,改造权力,实现社会结构转型,中国就能化危为机。

   具体而言,当60%的“外需”抽身而走,最需要发展的自然是能填补这一空白的内需。这里关系到以下环节:其一,能否唤起市场,主要来自民间的需求。家电下乡,发放旅游等各种消费券,补贴购房购车等。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除后顾之忧也能释放消费能力。其二,外向型企业的转向,由满足国外转向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其三,相应的组织机构和政策制度。

   依然以温州为例。红蜻蜓鞋业的董事长钱金波感叹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一个温州商人20多岁创业;30多岁,开始经营前店后厂的营销系统、代销店,小有成就;40岁的时候,他变成一个外销商、生产商、OEM代工商;八年以后,国际市场收缩了,订单没有了,他已经快满50岁了,还能重新做回前店后厂吗?“现在的情况是,很多人已经干不动了。”很多出口企业也试图转战国内市场,并不轻松,甚至苦不堪言。“干吗见人要作揖,要送礼?”这些企业已经不适应中国文化了。在国内做生意比做国际代工难得多,市场的交易费用比国际市场要高得多。政府的服务,在行政审批、金融支持等方面都做得不够。远大集团董事长张跃就说,在远大,6个国际业务员做成的业务量等于220个国内业务员做的业务量。所以,很多商人宁愿做毛利低的出口生意。中国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要让做国内的生意与做出口生意一样容易,中国就进了一大步。 

   由此可见,发展内需不仅在经济层面,而且在制度层面,涉及对中国社会的深刻改造。如所知,中国是一个“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部压力。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岁月,中国的实力迅速壮大, G2Chimerica之类的鼓噪之声不绝于耳。在外部压力减小之时,有可能减缓改革的步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转型中的企业(最终是个人)对自己合法权益的坚守,对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呼唤,就成为中国深入改革的自下而上的动力。由此,中国也就从一个外生型转轨为内生型现代化国家。

   孙立平将中国面临的经济危机与上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进行类比,指出在由生活必需品到耐用消费品的转变过程中,经济和社会制度调整的必要性。在贫富差距悬殊、缺乏社会保障和信贷体系的情况下,过剩的生产能力与低下的消费能力之间不耦合必然引发经济危机。由此看来,中国所面临的不仅是由美国金融危机所波及的实体经济危机,而且是国内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固有的“坎儿”,是二者的叠加。因而,应对金融危机,不仅考虑外部和一时的情况,不仅是经济,而且应顾及内部和长远的发展,顾及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

   来自内部、自下而上的改革动力,是中国最为迫切的内需。

六、重建全球产业链

    某种程度上看,次贷危机是美国经济、金融,乃至世界经济、金融“非均衡发展”的必然产物,次贷危机通过出清风险要素,将起到“再平衡”各类市场的重要作用[ii][ix]

   目前的情况是,一方面,较之前阶段的“有序”(虽然非均衡),在一定程度上陷于某种混乱之中。各国之间争吵、指责,推诿责任。在金融危机的严冬考验中,五花八门的贸易保护政策正在你方唱罢我登场,而自由贸易在这场混战中则被人们远远地抛在了脑后。这种混乱局面正是原有的耦合被打破后,系统的功能如蜘蛛吐出的丝飘在空中没有着落。

   随着各国都做出相应的调整,新的全球化正在塑造之中。

   孙立平分析美国当年应对大萧条的措施,第一阶段是政府干预市场的凯恩斯主义,更重要的是第二阶段罗斯福新政,为美国由生活必需品到耐用消费品的转变,在经济和社会制度上做了必要的调整,建立起社会保障和信贷体系,培育了蓝领中产阶层。近代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就是在这样的“自组织”中不断调整,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次金融危机后,美国将在“去杠杆化”和加强监管的过程中缩减信贷,增加储蓄,减少对“外资”的依赖,重建金融产业链。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在2009年达沃斯论坛上提出,从长远来讲,美国的消费结构将因为这一次金融危机发生变化,进而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继续,美国消费会继续走下坡路,3-4年之后会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减少对中国产品的依赖;减少对能源的需求。然而在全球化时代,美国不会退回贸易保护主义,而是改变在全球化和全球产业链中的功能,改变其输入和输出。

   近日的一个案例就是,中美两国签署了《中美关于经验证最终用户现场访问问题的换函》,美国商务部就此发表声明称,中美两国已经消除双边民用高技术贸易不必要的障碍,在双边高技术贸易合作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温总理与欧洲多国达成的协议也说明这一点。美国新总统奥巴马上任后关闭关塔那摩监狱,废除布什政府禁止资助堕胎或者方便堕胎行为的海外组织,认为 “禁令破坏了发展中国家有效和安全推行自愿性家庭计划的努力”,等等,这些不同于上届政府的措施也为构建新的全球化营造了较为适宜的氛围。

   美国的再次崛起,不可能择选金融业为主体的危机产业,低端消费品经济也不是美国爆发转型的救命点,需要造就一个超过二三十万亿美元价值的大产业作为美国经济结构的基轴和美国经济崛起的本钱。这个产业就是绿色能源产业。奥巴马新政府正在以此为突破口,近8000亿的救市方案中有一半以上涉及能源产业投资,如为应对能源价格上涨提供短期退税。不仅应对金融危机,改变国内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而且在世界上重新确立美国的核心地位。通过能源改造、转型,使得美国大幅减少中东、委内瑞拉等国的石油依赖,较少依赖化石能源,进而实现国际秩序的重建,促使全球经济转型(请见笔者“美国的救市方案一箭七星,中国的4万亿呢?”)。除了能源产业外,在救市方案中,教育和医疗也居于重要地位,前者面向未来,后者注重民生;二者都着眼于人力资源——当代社会最重要的资源。

   在应对金融进而经济危机压倒一切之时,一方面由于中国的经济地位变得相对强大,对世界的影响增强;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或主义之争淡化。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外部压力变小,这就为中国转而集中考虑和解决自身的问题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和时机。一旦深化社会结构转型即实现对权力的改造,调整发展道路和模式,真正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如同当年罗斯福对社会的改造,中国将更具活力,以一种新的姿态,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化。

   在以往的技术和经济发展中,一招领先者往往就能制定游戏规则,进而招招领先。这次的金融危机同样将导致全球产业链的重组。在此过程中,率先转型成功者就有机会在全球产业结构中占据制高点。中国将不仅像过去那样接受国际惯例,而且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制度建设,参与建立新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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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臧灿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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