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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之“危”与“机””——全球产业链与功能耦合的视角

已有 8927 次阅读 2009-4-19 23:15 |个人分类:特别推荐|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金融危机, 全球产业链, 功能耦合

全文约13000字(原载于《河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此处有所修改)。为方便阅读,分2-3次上载。其标题分别是:1.全球产业链,2.中国,什么被锁定,3.中国,什么被遮蔽,4.解构,还是继续被锁定5.中国需要发展什么样的“内需”,6. 重建全球产业链

 

由次贷危机肇始的金融危机仍在延续,并且沿着全球产业链不同程度和日渐深入地影响各国的实体经济。中国迅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应对危机。虽然原有的全球产业链在一定程度上仍将延续并依然还有其价值,但是如果把未来的宝押在这一路径上,就不仅会在危机中越陷越深,而且丧失解套以改弦更张的时机。金融危机之“机”在于促使各国反思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在于原有全球产业链的解构,以及在于重建全球产业链乃至重建全球化。只有这样理解并把握金融危机之“机”,才能化解危机之“危”。

一、全球产业链

当前,全球化的一个标志是产业链的全球化。各国各地区(为简洁起见,下文述及“各国”,在一般情况下同时也指“各地区”)按其比较优势参与其间,承担其中一个或数个环节,在由此对全球产生影响之时,也在改变、规定着自身。WTO旨在制定产业链上各环节间基本的游戏规则,让各参与方在同一个规制下运行并交往,对各国产生实质影响的是在产业链上发生的关系。全球产业链的影响不仅在经济层面,而且深入到制度和观念层面,甚至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包括美国,也包括中国。

当前,全球产业链主要大致为以下类型:就产业整体而言,由一二三产共同构成,中东等国输出能源、美国输出粮食、澳大利亚输出矿砂等即构成了产业链整体的上游,接着是二产制造业和三产服务业;就某个产业而言,在当今高技术时代,表现为“微笑曲线”上的各个环节。此外,次贷危机引发了公众对金融产业链的关注。各个层次的产业链彼此间相互作用。一个国家可能同时参与不同层次的产业链。例如,美国在高技术产业链上位于微笑曲线的两端,中国在制造环节,为此,需要由中东和澳大利亚等国输入原油和矿砂,产品销往欧美,所积聚的外汇由全球金融产业链购买美国国债及金融衍生品又流入美国,如此等等。

类似于自然界中的生态,各国按其在产业链上的不同位置也构成了某种生态,彼此间形成或强或弱的功能耦合关系。在一个系统中,一个子系统的输出就是其他子系统的输入,而其他子系统的输出,又正好是该子系统的输入。各子系统的功能彼此间耦合。前些年颇有影响的小说《狼图腾》描绘了人与自然之间特定的联系方式,竞争与合作方式,以及在特定自然环境和条件下的生活样式。在各个要素间如游牧民族对于其特定的生存环境如草原和狼的深深嵌入,这样的关系越是牢固,越是特异,对其中各方的束缚也越严格。人和狼的功能在发挥得淋漓尽致之时,彼此间以及对草原的依赖也就难以割舍。

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其头一个按钮是次贷危机。美国的金融“创新”开发出一系列经杠杆化放大的衍生品,构成了紧随其后的多米诺骨牌。金融高管和购房者的贪婪之罪,以及监管失控之过不容抵赖。但是,这些牌,以及在牌的背后,有更深的历史背景,全球化的影响也清晰可见。20世纪下半叶,随着高技术的发展推进产业结构的提升,整个世界市场在制造和消费阶段之外又增添了一个环节:创新和研发。同时,为让消费者知晓高技术产品的功能与使用,以及在西方社会走向后现代之际,为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特别是情感的需要,销售服务环节得到了极大发展,品牌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形成微笑曲线的原由。在工业时代,制造在发达国家,消费在发展中国家,世界由生产和制造主导;在产业链如此拉长和变化之时,制造环节逐步由发达国家移到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消费则由发展中国家回到了发达国家。世界由创新和消费共同主导。

由此可见,全球化中的国际分工是高技术和发达国家走向后现代的必然产物。各国根据其比较优势和自身发展的需要在全球产业链上占据一个或若干位置,彼此间即形成类似于《狼图腾》所描绘的生态关系。这样的生态关系因美国的低利率、低储蓄和超前消费,因中国的高储蓄、低消费和庞大的就业队伍而得以定向强化。中国的巨额外汇由购买美国国债等回流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某种意义的循环,维系了全球产业链。各国都按各自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在全球产业链中分担自己的角色,获取自己的利益。正如草原上的牧民、狼群和黄羊,在彼此环环相扣的耦合关系中,无所谓对错之分。或者如同博弈,各方手上拿的牌是给定的,各自努力取得局部和整体,眼前和长远的最佳效果。

然而,任何系统都不可能将其子系统的全部功能完全耦合起来,不能耦合的功能就会积淀,功能还会发生异化,系统也还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因而系统必然发生演化。相对而言,草原上的狼、羊和牧民,他/它们的生理和社会结构及其在生态中的功能几乎完全一致,也就是内部结构与外部功能完全一致,因而彼此间的耦合相当稳定。然而,上述全球化的耦合却蕴含着巨大的风险,而且类似于回旋加速器,在全球的循环中愈演愈烈。有人把这样的全球化概括为一句话:中国把钱借给美国政府和个人消费,客观上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出口市场。哈佛大学金融史学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创造了一个词,称这种关系为Chimerica。而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称之为经济上的“恐怖均衡”,即每一方都握有足以摧毁对方经济的武器,中国的储蓄和美国的消费。格林斯潘认为,“美国金融危机基本上是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严重的全球经济失衡积累到一定程度爆发的结果”。这类似于金融危机的外因说,中国的有关部门已批驳了这一说法。外部因素只是提供了可能性,实际上,金融危机及其所波及的实体经济危机从根本上说,在于各国内部的诸要素与各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功能之间,或者说,一国的内部结构与外部功能之间未能耦合。

二、中国,什么被锁定

处于如此这般的生态关系中,被如此强烈和牢固的锁定,由此必然会对一国的内部产生深刻影响。即使在全球化中赚得盆满钵满,例如美国,其产业结构、消费方式、就业环境和金融政策等都被锁定并定向强化。由次贷肇始的一系列金融衍生品,就是在美国特定环境中的定向强化。这种定向强化一旦走到极端,随后发生的必然是泡沫的破裂,蝴蝶的翅膀最终在全世界掀起风暴。

1978年中国开始了现代史上蔚为壮观的社会转型之路,其标志就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改革与开放紧密相关。本世纪以来,中国开放的力度更大,反过来对改革的影响也就越大。其一是2001年加入WTO对中国的影响,对此已有大量论述,在实际上的影响也已经在这些年比较充分显示出来。其二是中国逐步融入全球产业链,虽然主要是作为世界工厂,但由此对改革产生远为巨大的影响,对此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如果说,WTO规定了各国在全球贸易中的游戏规则,那么在全球产业链上所承担的功能就是各国的手上所握有的牌。无疑,牌的好坏较之共同认可的游戏规则,对于各国具有基础的作用;或者说,规则是上层建筑,而牌则是经济基础。

如果说,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并在全球产业链上处于主导地位,在外部的约束之下依然拥有一定的自主权;那么在全球产业链中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外部环境的强约束更为严厉。固然,中国由此也分得一杯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走向工业化,管理水平提高,接受先进理念,以及解决农民工就业等;然而其中的诸多弊端正在日渐暴露出来。从根本上说,在这种强约束中,中国被锁定了相对落后的格局,锁定了被支配的地位,并且被固化及不可持续,不可能长期执行作为全球产业链之世界工厂的功能[1][1]

依然以《狼图腾》为例。有人认为,《狼图腾》所描绘的场景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甚至科学发展观。然而,小说的主人翁 “每天总有苏武牧羊那种孤独苍凉,陈阵常常觉得自己老了,很老了,比苏武还要老。千万年的草原一点都没变,人还在原始游牧,还在与狼争食,争得那样残酷,那样难分胜负。…如果那天在草原晨雾中,手持节杖的苏武,或是披着兽皮的猿人向他走来,他都不会吃惊”。狼剥夺了人自由选择的权利,强迫人与之彼此嵌入,与狼共舞,与狼为伍,牧民被锁定了落后。相反,未被锁定的民族倒有可能发展起来。

中国被锁定之落后主要体现于在整个产业结构中以二产为主,体现于在由高技术推进的产业链上位于没有多少技术和知识含量的低价值环节,再加上在金融产业链上位于击鼓传花的末尾甚至最后一环。处于这样的地位,世界工厂中的工人也就被锁定了“四低一高”:低工资、低教育、低技术、低劳动生产率,以及高劳工淘汰率。他们的知识水平难以提高以适应产业结构的提升,生活水准难以提高以扩大内需。他们既离开农村来到城市,似乎实现了劳动力的转移,又不享受城市的各项待遇,没有成为城里人。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工。被锁定的不仅是一代农民工——城市呆不下去还可以回乡务农,而且是第二代:他们还回得去吗?既不具备相应的技能,而且在心灵上已经或多或少背离了农村。世界工厂掩盖并锁定了中国的二元社会,掩盖并锁定了广大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滞后状况。与此同时,企业因用工成本的低廉而不思进取,不考虑资本向中西部地区输出,更不投资技术创新;再者,满足于贴牌生产也就不会有品牌意识。因而缺乏动力沿微笑曲线向两侧高端攀升,而是安于现状,躺在价值链的低端。

锁定落后,而且锁定了被支配的地位。被支配体现于发达国家在上游拥有知识产权,在商品端处于检查者的有利位置,制定苛刻的质监和安全标准,即使在已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制造环节,也既掌握技术标准,又占据道德的高位和话语权:经过长期博弈所形成的劳工标准,以及限制CO2的排放等。此外,还可以随时举起反倾销的大棒。世贸组织的统计披露,仅2008年上半年,全球就新增了85起、牵涉16个国家的反倾销案件,其中50%的目标都对准了中国。在发达国家居高临下的支配下,中国及其企业往往在各个环节疲于奔命。被支配的含义还在于,在全球产业链的相互依存关系中,依存双方的选择权不对等。拥有知识产权和全球品牌者主要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他们是众多如中国、印度、南美各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争先恐后攀附的“对象”。这种情况缩小到国内,是各省面对外资竞相出台优惠政策。在广交会上,外商往往后悔所签下的单子,因为接下来可能遇到更划算的。正如男女双方,一方声称非某某不嫁或不娶,而另一方却“普遍撒网,重点捕鱼”;那么双方的支配关系高下立判。

锁定的状况还与投入到全球产业链的要素有关。美国等发达国家所投入的要素主要是知识和资金,其特点是流动性强,随时可以方便地撤离或转移。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投入的则是土地、厂房和设备,甚至打下了作为地基的钢管?一旦风吹草动,外资轻而易举撤离,留下的是废弃的厂房和流水线,以及失业的员工。被锁定的要素转化为“牢不可破”的钢筋水泥,锁定的要素被固化、沉淀。

此处还可以温州企业为例。之前,温州老板主打国内市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际大品牌拿着大额订单主动找代工企业,企业把自己的业务停下来,按照他们的设计做产品。红蜻蜓鞋业董事长钱金波说,毛利率虽低,可是利润总量很大,做代工不费劲。 久而久之,温州商人逐渐放弃了后厂前店的老路,靠订单生存,日子过得不错,做起来也轻松。2001年左右完成了转型。中国很多企业已经被拴在国际商业网络中的一个环节上,多数都是借用已经形成的网络。当危机来临时,不知所措。 “做世界流水线上的一环,远远比自己搭建一条流水线容易。中国商人开拓商路的能力在退化。

耦合中的关系不对等,以及所锁定要素的流动性不同,负担较轻的一方若因各种原因撤出,中国就面临巨大的风险。过高对外依存度好比巨大堰塞湖,当国外发生经济增速下降或衰退之类溃坝事件时,国内总需求会面临更大冲击和威胁。当年“春秋第一相”管仲为拿下鲁梁二国,先令齐国老百姓全都穿上了丝制衣服(服绨),齐国丝价大涨。管仲还特意对鲁梁商人说:“你们给我贩来绨一千匹,我给你们三百斤金;贩来万匹,给金三千斤。”吸引得两国国君都要求他们的百姓织绨以赚取高利润,从而放弃了农业生产。一年后,管仲又不让百姓再穿绨,并不准卖粮食给他国。十个月后,鲁梁粮价高涨,人民饿馁相及,即使两国国君急令百姓返农,也为时已晚。齐国不费一兵一卒即令两国归顺。此即所谓管仲制鲁梁之谋。而今,齐国人已经不穿绨,堰塞湖已经溃堤。

如果没有次贷及而后的衍生品,如果保持强有力的金融监管,在全球产业链中,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尚可维持。只需在一端保持创新的势头,另一端维护好品牌并加强其影响,即可长期攫取全球产业链上的大部分利益。不可持续的是中国。为了世界工厂的正常运转和扩建,中国投入了大量资源和能源,耕地日益减少,变成了厂房、仓库、道路,甚至高尔夫球场。中国为全世界,主要是发达国家提供廉价商品,制造过程产生的污染却留在了中国。中国的这部分功能因没法耦合而积淀下来,日渐干扰系统的正常运行。数据表明,在金融危机之前,原材料和能源等要素已经大幅涨价,专家原来预计到来的时间是2015年,结果却早来了差不多十年。污染加重,已呈现出不可持续之势。中国本身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资源耗竭性模式不仅给本国的环境和资源带来了压力,更给世界资源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中国消耗的资源,比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加起来的总和还大。钢材消费大约占世界钢材消耗的30%。水泥消耗超过世界水泥消耗量的50%以上。正是在上述不尽合理的开放中,中国的产业结构不断趋重。初级产品进口中四种矿物比重从199927%上升到20081季度64%。无论对于中国自身还是世界,很难再承担下一个三十年如此的消耗。还有一个显而易见未能耦合的功能就是每年以农民工为主的“春运”。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旨在扭转这一势头。而科学发展观之所以难以落实和奏效,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受制于在全球产业链上所处的特定位置的强约束。吴敬琏认为,必须注重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调整,这是标本兼治的方法,是根本出路。

成为世界工厂,未必是工业化现代化正在推进,在相当程度上可能只是意味着本国被纳入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之中。只有当外资服务于国内整体经济发展战略时,而不是反过来,才意味着外资为国民经济作出了更大的贡献。

锁定的不仅是落后、被支配、固化,以及不可持续。更重要的是,十几年来被锁定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路径。

三、中国,什么被遮蔽

遮蔽,是海德格尔哲学的专用词汇。此处的含义是,任何个人或群体在作一种选择之时,也就遮蔽了另外的可能。在发展道路被定向强化之时,其他的可能性即被遮蔽。目前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已超过60%,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引擎“三驾马车”(即出口、消费和投资)中的“头马”。如此高的对外依存度不仅危及中国的经济安全,而且严重影响中国改革的路径,令人担忧的是,后者尚未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曾经认为,加入WTO后,由非歧视原则、市场开放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所代表的市场经济规律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政府和企业的行为方式,推进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事实证明是过于乐观,WTO对改革开放的影响有限。其原因在于,WTO只是规范了国家间、企业间在贸易中怎么做,但并未、也不可能制约在实际上做什么——现在看来,做什么比怎么做影响更大。WTO更不可能制约政府对内的选择和行为。任何个体都会选择当下阻力最小的路径。为了迅速而便捷地解决就业,提高GDP,增强国力,籍WTO进一步为中国打开走向世界之门之际,中国选择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了迎合企业(主要是外向型)的需要,政府往往在资本与劳动力的博弈中偏向资本,在各种资本的博弈中偏向国资和外资,在投资拉动和消费拉动的关系上偏向投资。在如此的偏向之中,自然此消彼长。劳动力的权重偏低导致其生活水平和素质难以提高;偏向国资和外资,一是强化垄断,二是对民营经济产生挤出效应;而重投资轻消费,不仅不得不扩大对外依存度,增加国际风险,制约内需和内需拉动;而且必然强化权力。

中国的改革开放承担两项重任,首先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调整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其核心是对由计划经济年代沿袭下来的权力的改造。其次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乃至后现代化。这两项任务密切相关,只有完成对权力的改造,才可能实现现代化,而现代化的成果,又为对权力的改造提供更大的空间和动力。然而,当中国全面深入介入全球化,将自己的国土越来越多地建成世界工厂,越来越多的国民(其中大部分并未享受国民待遇)在世界工厂就业,越来越多的企业攀上全球产业链,以及GDP——外贸在其中占越来越大比例——在世界上的排名节节上升到破纪录的第三位时,社会结构转型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还有上文已提及的二元社会、相对落后的劳动力素质、东西部差距、滞后的城市化等。越来越多的土地被用于兴建厂房和道路,资源和能源投入生产外销商品;这些发展遮蔽了政府的本职工作: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品,如医院、学校、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更为重要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世界工厂开足马力为发达国家提供廉价商品之时,科学发展观难以落实,以人为本在一些场合几乎成为一句空话。

社会结构转型既然被遮蔽,权力的改造也就放慢了脚步,甚至停滞不前。表现在权与钱的结合,这一点已经有很多事例,以及中央和政府权力的扩张,致使所谓国进民退。上述问题与两个领域改革滞后有关。一是向公共财政体制转型改革相对滞后:税收超常增长,民生性支出比重增长相对滞后,具有提升储蓄率作用。二是近年垄断改革乏力,一些宏观调控措施加大准入限制,导致国有企业垄断利润超常增长和储蓄率过高。数据显示,近年国有企业利润七成左右来自“石油天然气”和“电力热力”等四个行政垄断和准入限制较多部门。凡此种种,在一定意义上都是拜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被锁定的地位所赐。

遮蔽进一步强化了锁定。有学者说,与其说是美国金融体制太自由造成的,不如说是中国金融体制太不自由而放大的。如果金融体制更自由一些,在五年前实现汇率自由浮动,人民币的升值就会给中国企业及时敲响警钟,会让企业家注意提升自己的产品质量,而不是一味地用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搞出口,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外贸顺差,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外汇储备,中国的货币供给增长也就不会那么快,投资规模也就不会那么大,即使美国经济出问题了,自己面临的困难也不会这么大。

问题还在于,这样的定向强化及其对发展道路的遮蔽具有很强的惯性。这一点在中央4万亿和随后各省18万亿人民币应对金融危机的决策,无论在程序还是内容上都有所体现。例如,出口减税显然依旧寄希望于原有的全球产业链,修建铁路的2万亿则在相当程度上拉动了“外需”,而购买美国国债则依然将中国绑定在由美国领衔的金融产业链上。在一定程度上,在原有路径上应对短期困难的政策是必要的,但有可能成为长期转型的障碍。如果没有制度上的创新,长期的转型很难实现。选择往GDP增长的方向走,对于社会结构转型具有很强的抵制作用。

在被锁定和遮蔽上,俄罗斯的境遇也具有借鉴意义。其一,类似于中国的农民工,俄国则是能源。普京上任之后,尽管确立了摆脱“能源附庸”的产业振兴计划,然而随着世纪初大牛市的到来,原油价格从30美元起步,狂飙至近150美元。在如此疯狂的能源牛市历程中,普京以及俄罗斯民众忘记了当年的新产业振兴规划,陶醉于 “能源美元”的美好之中。然而,随着牛市的终结,这种美好注定是“遗失的美好”。时至今日,俄罗斯仍旧难以摆脱 “能源附庸”的绰号。其二是集权。普京十年,越来越多的民间资本被国家并购,使得俄罗斯的产业急速垄断至少数大资本手上,结果是产业竞争不足。产业经济学的理论早就证明,促进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充分的市场竞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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