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俞敏洪刚刚离开北大时，由于没有足够的条件申请办学许可证，也就无法做学校招生，于是他投靠了一家名为“东方大学”的民办学校，当时是由几个大学的老教授开办成立的。

他和东方大学合作，由他来建立东方大学的外语培训部，并达成分成体系，给东方大学25%的分成。但是东方大学不提供校舍、老师、宣传等任何支援，一切都要靠俞敏洪从剩余的75%营收中开支。

为了让外语培训部能发展起来，俞敏洪近乎把当时所有盈利都投入到了老师工资的开支中，甚至自己平时上课都相当于白上。但随着优秀教师的聚集，学生越来越多，到了1993年，外语培训部的年收入已经能达到七八百万，可按照分成协议，给到东方大学的资金就要200万左右，而当时东方大学给俞敏洪的仅仅只有一张办学许可证。

“没有办学许可证，就永远干不了自己的事业”，俞敏洪这样想着，同时下定决心：一定要拿一张自己的办学许可证！没有办学资格，他靠死磕搞定一纸证书

1993年，民办学校要取得一张“办学许可证”的条件比现在更加苛刻。一是要有大学副教授以上职称的人才能办学；其次要获得原单位的盖章同意。

当时俞敏洪在北大也只是讲师。而且为了办培训班的事，他被北大给予了处分，这种情形回北大要“盖章”是不可能的。

2个办证的条件把老俞死死卡在门外。可他还是抱着一丝希望，跑到当时的海淀教育局和工作人员聊“办学许可证”的事。工作人员也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你完全不满足条件，拿证是不可能的。”

当一般的创业者面临这样的情形，可能就会选择放弃办证了，可俞敏洪选择了“死磕”。

他开始“曲线救国”，每隔一两周去到教育局和那边的人抽根烟，聊聊天，熟悉后就请他们吃大排档，吃宵夜，顺便也聊聊自己的教育经历。

半年后，教育部的人告诉俞敏洪：“老俞啊，看你在东方大学很负责任，也做得很出彩，你想拿证，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帮忙的。”

在教育部工作人员的支持下，办学许可证的条规单独为俞敏洪降低了一点。针对第一个条件，因为他原本是北大的讲师，应该也有普通大学教授的水平，也就算过了。而第二个条件，原单位的证明还是要拿过去的，但因为俞敏洪当时已经离开北大了，所以去人才中心盖上一个允许办学的公章，也是可以的。

看到希望的俞敏洪立即到人才中心去申请办学允许，但又被拒绝了。人才中心顾忌他办学的意图，如果他骗走了学生的钱，结果是要人才中心来承担的。

在人才中心碰了一鼻子灰的老俞没有气馁，第二天就又硬着头皮去找他们。结果第二天在人才中心，一个迎面走来的小姑娘叫住了她，原来她是俞敏洪托福班的学生。

老俞给这个姑娘讲了自己来这里的原由和种种遭遇，这个小姑娘二话没说，告诉他：“俞老师，你别吭声，我拿进去帮你盖个章。”就这样，俞敏洪获得了人才中心的“办学允许”。

回到教育局后，俞敏洪顺利拿到了办学许可证，但仔细一看却傻眼了，这个办学许可证只有半年的期限。

他急忙跑回去问教委为什么期限这么短，教委告诉他说:“俞老师，现在我们对你还是不太放心，如果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就惨了。所以给你半年时间，只有没有任何学生来告状，你也没有做任何犯法的事情，我们就给你换成长期的办学许可证。”

听了教委的话，俞敏洪终于放下心来。

1993年11月16日，那天狂风大作，地上的叶子和尘土都被卷起，但对于俞敏洪来说，这是无比温暖的一天，他拿到了来之不易的第一张办学许可证，可以算作是新东方的诞生之日了。

后来新东方每年的周年庆典也都是在这一天举行。

也许你会觉得，老俞一波三折的办证经历有很多偶然因素，但如果没有他的坚持和死磕，没有他对学生、对教育的认真，这些幸运的“偶然”也不会被他碰到。那些转机，都源于坚持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