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Feynman在，学生要找他不会受到任何限制，而且基本上是单独的交谈。就像往日在Cornell时，Dyson在40年代就了解的那样。如果Feynman确实正忙于物理学中某个棘手的问题，到他办公室的不速之客就会受到“走开，我正忙着呢！”这种大声嚷嚷的对待。否则，就完全不是这样，他的秘书海伦·塔克（从1971年起和他一起工作）得到的无条件命令是：只要是想见他的学生，他都可以见。

1951年Michael Cohen从Cornell转到加州理工攻读博士学位，在Feynman手下工作。Cohen钻研Feynman在液氮方面的论文，寻找这项工作能进行拓展的地方，而不只是到Feynman那儿要个问题去研究。这促成了真正的合作，Cohen也从Feynman那儿学到了很多科学上的诚实。

作为Cohen的论文导师，Feynman对整个Cohen论文的计算初稿都进行了演算，还发现了一个数值错误。这个错误存在时，计算给出的和Landau确定的数几乎完全一致。由于这一修正，Cohen的结果就比Landau的高了20%。初次计算的结果看起来给出了“正确”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不用再检验它，诚实的结果是在论文的最后定稿中给出的那个。完成博士论文后，Cohen又和Feynman一起工作了18个月，一直到1957年。然后，在Feynman的推荐下，Oppenheimer吸收他到高等研究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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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家Richard Sherman在他做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生研究超导的第一年，就刚好领教了Feynman在解决问题上的惊人本领。他在Feynman办公室的黑板上写方程，Feynman用脑子分析这个问题的速度几乎和他写的一样快。这时，电话铃响了，来电话的人问的是个高能物理方面的问题。Feynman立即转向这个复杂问题的讨论，谈了约摸十分钟就给解决了。他挂上电话，又回到超导问题上来，从刚才打断的地方开始，一直到电话铃再次响起来。另一个人又有一个问题，是涉及固体物理的。Feynman给解决后，接着又讨论超导。“这种事就这么持续了大约三个小时，这一次次不同类型的专业问题的电话，每次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都涉及不同类型的计算。这给了我极深的印象。这是令人惊愕的。我再也没见过这种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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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在20世纪60年代由Murray Gellmann指导的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生说：“Murray很聪明，可是你总觉得，如果你不是这么懒惰而是真的很用功，你就可以做得和他一样的好。但没有人对Dick有过这种感觉。”此人讲这番话时，无意识地仿效了Kac对天才本质的评论：“天才分两种，一种是普通的天才，一种是魔术师。Feynman是魔术师。”Feynman没有在他直接指导的研究生中形成一个大的学派，但他是一种前辈的角色，在加州理工学院的那段时间，他激励着物理系所有的研究生，即使是由Gellmann指导的那些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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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ynman对艺术的兴趣来自于他和Jerry Zorthian的友谊。Jerry是他在50年代末在一次聚会上遇到的一位艺术家。尽管Jerry和Dick都是聚会上性格外向的人，但最初他们的友谊却是建立在既彼此对立又相互吸引的基础之上的。吸引Jerry的，是由于有机会了解科学家是如何不带偏见地看待世界；Dick是由于看到艺术家过分的自由而对齐感兴趣，他觉得艺术家的工作只受很少的规则限制，似乎怎么做都行。在他看来，“这种当代的艺术是什么呢？小孩能做得更好。”Jerry给他的回答是给他一枝画笔，叫他自己画个更好的出来。直到Feynman提议每人学一学对方的手艺，这场争论才算结束。于是，这一周的星期日，他给Jerry上科学的课，而下周的星期日，Jerry则教他艺术课，依次轮流来。